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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之《野考大目击》9月14日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17日 10:24
1976年5月14日凌晨1时许，一辆吉普车沿房县、神农架交界的公路蜿蜒行驶，除了司机，车上还有神农架林区党委政府的五名干部。当吉普车经过海拔1700米的椿树垭时，司机蔡先志突然发现,前方道路上有一个奇怪的动物正佝偻着身子迎面走来。
1976年野人目击者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司机蔡先志：“车上的人都在打瞌睡，就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我才一声吼把大家叫醒。”蔡先志一边提醒车内人注意，一边加大油门向奇怪动物冲去，想把它撞倒在地。眼看就要撞上了，那个动物突然敏捷地闪到路旁。“到了这个动物面前，就来了个急刹车。我把车子一刹，到了（野人）跟前去了，距它的距离只有大概三到五米远。”
就在人们纷纷下车之际，这个奇怪动物也惊慌地向路边的山坡爬去。山坡又高又陡，它跌了下来，蹲在地上，两眼盯着雪亮的车灯。
1976年野人目击者原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佘传勤：“它就像百米赛跑的起步跑一样的劲头，一个腿蹬起在下头，这个（腿）弓起些，这个手这样搞（爬）起在上头，就想搞（爬）上去结果没爬上去。
蔡先志：“我把它逼近了，它也吓慌了，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山是这样子的，它从那面上不去，抓也抓不到东西，我们也把它没办法，相持了几分钟。”
几分钟的对峙，给了在场六个人同时近距离观察这个奇异人形动物的机会。虽然27年过去了，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它的一些特征。
佘传勤：“腹部的毛，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有这么长，(向下)垂起来。颧骨高两个眼睛圆，嘴和面部长得比猩猩都好看。说土话呢讲有点小屁股，有臀部了，近似于人。”
陈连生：“浑身是红毛，它那个颜色是鲜红色的。眼睛没有像一般动物那样反光，眼睛和人的眼睛比较接近。”
蔡先志：“脸蛋上有毛，但是很浅，头发比较长，没有尾巴。因为它转身向前跑了几步，屁股撅过来了，灯光正射到它身上，看得很清楚没有尾巴，一点尾巴都没有。大腿很粗，胳膊也很粗。”
陈连生：“像个驴子样的脸，耳朵是竖起来的。直立起来了，很高，比我们通常的人要高，大概有个一米八九那么高，接近两米。”
这是到目前为止，与传闻中的奇异动物相距最近，持续时间最长，目击者行政职务最高的一次目击事件。遗憾的是，当时他们六个人手中既没有可以制服这种奇异动物的器械，也无法把这个过程真实纪录下来，只能靠讲述再现当时的惊奇一幕。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作出的另一个决定，却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野人考察的序幕。
目击者向有关部门打了一份电报，汇报了这次目击的情况，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种生物，所以他们将他定名为奇异动物。
27年后，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的家里，见到了这封电报。电报由当时的湖北省郧阳地委宣传部签发，日期为1976年5月17日，内容长达884个字。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读了这个电报以后，感觉到这个东西是个很值得探索的课题，因为它落款是宣传部来的，真实性也有保证。于是，黄万波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派人赶赴神农架实地考察。
1976年6月15日，黄万波率调查小组，奔向那神秘莫测的鄂西山区，采访了许多目击奇异动物的山民，拍摄了大量照片。就在调查期间，紧邻神农架的湖北房县传来消息，该县桥上公社妇女龚玉兰看到了野人。调查小组立即赶到现场考察，在野人蹭痒磨掉树皮的树干上发现了几十根毛发。
蹭痒者到底是谁？为了彻底揭开它的本来面目，黄万波将采集到的毛发和人、棕熊、猩猩、金丝猴、猕猴的毛发进行对比，并请公安部、协和医学院有关专家共同研究，很快获取了分析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应该是和人、猩猩接近的，高级灵长类动物。
正是这个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权威结论，促成了官方组织野人科学考察的决策和行动。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共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考察队成员分别是来自全国16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自然博物馆、动物园的科学家和神农架林区的科技人员、地方干部以及有经验的猎手，共110人。这次考察行动参加人数、涉及专业、考察时间、考察地区、考察项目，在世界野人考察、研究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出发之前在房县进行了十天的集训，教授如何打麻醉枪，碰到野人怎么处理等问题。集训结束后，考察队在湖北省房县召开动员大会，向队员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一次野人考察任务特别繁重，要作为一场硬仗来打，一定要在我们考察期间揭秘。这次考察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动用了军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专门派出了56名侦察兵参加考察，并提供了车辆、武器和电台。科学考察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成立了指挥组、政工组、资料组、后勤组，总指挥由武汉军区某部副师长王高升担任，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黄万波、袁振新等人任副总指挥。副总指挥都配发了手枪，外出有战士警卫。这样的待遇令这些科学家们既感到惊讶，又有些不习惯。
1977年3月，科学考察活动的第一战役打响。第一战役将神农架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四个考察区逐一进行考察。考察人员共分十个考察小组和两个穿插考察支队。主要考察方式是“蹲点守候，静态观察”。实行静态观察的考察组多设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人提出山里动物对陌生人身体异味反应敏感，于是，考察队向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穿老乡的衣服、不用牙膏牙刷、不抽香烟抽老乡的土烟和穿布袜子穿草鞋这样的要求。
发现野人、抓到野人成为所有考察队员的惟一心愿。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许多人都暗自做好了各准备。得知队员们求胜心切，考察队在公布了十条考察纪律后，又附加了一项特殊规定：任何人不能把野人打死。
和静态观察的队员相比，穿插支队的条件更为艰苦。他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里，在人迹罕至的地区探查是否存在奇异动物群体生活和繁殖的环境条件，可大家更希望能在穿插考察过程中，幸运地碰上奇异动物，追踪并捕获它们。
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守候、穿插，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就连一日三餐也成了大问题。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环境相比，更可怕的是笼罩在队员心头的焦躁不安和困惑失望的情绪。几个月忙忙碌碌过去了，连个野人的踪影也没找到，于是有的人松懈下来，很多队员每天上午都会自发地聚集到指挥部开展辩论：神农架到底有没有野人？
在1977年8月打响的第二战役中，考察队改变了逐区考察的计划，决定采取重点考察与普遍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重点地区分片蹲点调查，发动群众去发现奇异动物的活动踪迹，追踪观察，组织围捕，力争拿到可靠的直接证据。同时搜集本地区的资料、图片，考察地质、地貌、动物、植物，收集野人生存、活动的间接证据。
接到副总指挥袁振新在八角庙一带发现奇异动物踪迹的报告，坐镇指挥部的王高升副师长当机立断，决定调动两支人马迂回穿插，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一举活捉这个直立行走的奇异动物。就在这时，袁振新又有新的跟踪消息传到指挥部。两支穿插支队接到指挥部电令，连夜整理行装，驱车向八角庙进发。指挥部临时迁到八角庙，神农架林区政府也连夜组织民兵和猎手，派出熟悉地形的向导协助考察队进山追踪。
到9月3日，集结起一百多人，沿发现区域外围的山脊、山口设立了五个考察组，日夜轮换把守动物出没要道。而在中心区域，袁振新带领的两个考察组正继续动态穿插、搜索。
9月4日，匆匆赶到的两支穿插支队，分成若干小组，选择地点埋伏在周围隐蔽处。吉普车开始在公路上来回巡逻。指挥部命令，一旦发现野人，就朝天鸣枪，听到枪声，所有的埋伏小组都向枪响的地方集中围捕。一旦抓到野人，就捆起来押上吉普车，送交指挥部。
这是一个考虑得相当周全的围捕方案，考察队员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沉浸在一片紧张而又兴奋的乐观情绪之中，准备一举揭开这震惊中外的神农架野人之谜。不料这时，一直被跟踪的野人却和考察队员捉起了迷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考察队员没有泄气，继续就地隐蔽守候。
第一天，山林一片寂静。第二天，仍然是寂静的山林，惟有流水潺潺……考察队员们面临着体力、意志和耐心的多重考验。
第三天凌晨，“砰”地一声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期待已久的战斗信号终于响起。大家跳出掩体，呼喊着朝枪响的方向跑去，刹那间“抓野人”的吼声响彻漫山遍野。围捕野人的攻坚战打响了。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开枪的是隐蔽在树上的一名战士，极度疲劳，他打起了瞌睡摇晃中树枝挂动了扳机，冲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脚……
目标暴露了，大队人马只好原路返回，这场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化行动不得不宣告结束。野人揭谜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1976年11月至1977年10月为期12个月的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行动，对以华中第一峰神农架为中心的巫山、大巴山原始生态环境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综合考察，考察行程5000公里，涉及区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考察发现仅神农架及其邻近地区就有160多人发现野人54次，见到野人62个，搜集到奇异动物毛发数百根、脚印数百个，疑是粪便、睡窝多处。虽然没能在神农架地区如愿抓捕到 野人，但对奇异动物赖以生存的气候、地形、洞穴、动物、植物等生态条件考察获取的大量信息，为以后的考察活动奠定了基础。
考察取得的大量科学成果表明，神农架独特的生态区域环境，适宜于野人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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