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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选择
央视国际 2003年05月25日 17:36
CCTV.com消息（东方时空之世界）：
策划 郭建新 孙苗青
编导 孙苗青 刘军辉
主持人：当各国的医疗科技人员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研究和抵抗人类的又一个传染病敌人——“SARS”的时候，一场新的公共卫生和改善个人生活习惯的行动也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回望整个人类从早期蛮荒年代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前进脚印，我们看到在科学发展以及社会变革等因素的影响下，人类的卫生观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人们无法统计这样的演变拯救了多少生命，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演变带来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人们摆脱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侵害，延续着生命并不断地改善着生存质量。
今天，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勾画出卫生文化的发展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图谱才发生历史性变化，在此之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一直是各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在人们相信传染病是上天加付于自己的魔咒的漫漫岁月中，人们在这些恶魔面前是虚弱无力的，他们只能通过祈祷神灵和大规模的迁徙逃避这种巨大灾难。在不断遭受死亡威胁中，人类的卫生科学在经验中缓慢地前进。欧洲中古世纪黑死病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对患病的人进行隔离，一些港口还实行检疫，1377年亚德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港规定来自鼠疫疫区的人必须留在港外指定地点两个月，没发病才准入港，这是有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次检疫，一些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史无前例地关心起清扫街道，不允许乱扔垃圾、动物尸体，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经过300多年，17世纪末，欧洲终于走出了黑死病大流行的阴影；历史学家认为，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之后，原有的木制房屋大多被石头房子所取代，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同时，家畜开始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繁殖的条件，后来的人发现通常是跳蚤将鼠疫从老鼠传染给了人。虽然鼠疫的传播机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但生活和卫生习惯的改善在漫长的300多年中，无形地帮助了人们。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在古代我们控制传染性病，《黄帝内经》里记载对于一些疾病的控制，就是预防为主的概念。在我们国家的隋朝就建有“疠人坊”，实际上对结核病的病人进行隔离，进行治疗，防止他进行更大面积的传播。
“择水而居”是古代人类生存的必须。考古学界证明，人类最初的定居点和城市大都建立在河流的两岸，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人类不得不接受的是，水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也滋养了能够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各种微生物。水的广泛使用和流动使它成为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尤其是经过人类污染之后更是如此。在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水源污染曾经造成了1832年、1848年和1866年的霍乱大流行。当时各个工业国家的城市中依然采用曝露在外的阳沟排放污水，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污染了水源，城市中高度密集的人口和日益频繁的商业流动使得传染病比中世纪散布得更快。1893年的一次霍乱流行则夺取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生命，当时他虽然知道他所居住的圣彼得堡霍乱正猖獗，但他仍然不经意地喝了一杯直接从水龙头里接来的生水，仅仅四天，一代音乐大师因感染霍乱死亡，时年53岁，这一天，他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刚刚公演了九天，而40年前，柴可夫斯基的母亲也是死于霍乱。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伦敦宽街水井造成霍乱传播的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医生叫JONH SNOW，他就是通过比较周密的流行病调查，发现凡是喝伦敦宽街地区某一口水井的人都发生了霍乱这样一个疾病。他发现了这个现象以后，对这个水井采取了措施，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就被控制了。实际上这个霍乱细菌是几十年以后才被发现的。
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的可怕流行，促使英国在１８４８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在中央设立国家卫生委员会，并设有专门的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1850年人们开始用化学消毒法杀灭饮水中病菌，防止以水为媒介的传染病流行。１８６０年之后，英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改良平民窟的计划，制定新的建筑规则，规范街道的最小宽度，以保证建筑物拥有基本充足的空气流通和日照。在１８７０年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每一栋房子背后必须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并定期收取垃圾。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竞相效仿，各国尤其重视城市的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此后，人口的死亡率开始大福下降，期间英国普通工人的死亡率从千分之三十降至了万分之十三。这一系列以预防传染病为初衷的行动，成为了人类社会建立公共卫生体制和开展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彭亚轩： 英国有很长的公共卫生历史，它开始于19世纪。当时环境卫生的观念已经进入到英国的各大城市。从那以后我们便拥有了致力于保障所有英国公民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公众卫生它指的是公众健康这个概念，它主要是以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为最主要的内容。它针对是群体，而不是针对个体。
随着医学研究进入的细菌领域，导致人类传染病的元凶被一一锁定，包括比细菌更小且具传染性的病原虫和病毒。在明确了敌人之后，磺胺、抗生素以及疫苗等有力武器也陆续问世。人类拥有了更加有力的手段来保障公众的健康。同时在认识到传染病的致病原理和传播途径后，健康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人类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人们开始用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自己与致病微生物之间建立了一个动态的隔离地带。这是科学引导人类走向健康的典型例证。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我们国家建国以后, 国家在各级政府，特别是从县以上政府建了各级的防疫站，主要是针对各样各种的传染疾病进行控制，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很疾病，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消灭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免疫接种，通过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都很大规模上减少了传染性疾病在中国的流行。
科技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和良好卫生习惯的建立，使得大部分人远离了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而人类高枕无忧的日子远未到来，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的微生物有千万种，他们中有的对于我们的生存是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是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而为人类所认识的致病微生物只有300多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参与或是一些尚不为人知的原因，某些微生物会突然演变成人类最危险的杀手。许多能够对人致病的传染性病毒隐藏禽畜身上，人类的随意捕杀吃食野生动物很可能将那些病毒带到人类中间。在全球化的今天，便捷的交通工具可以在24小时之内，将一种新病毒从地球的一个角落带往世界各地。这样的例证在现代科学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不断地出现。艾博拉病毒、朊病毒、莱姆病、艾滋病等等，2002年底SARS的出现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
在对抗传染病的斗争中，历史的经验告诉今天的人们，除了期待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外，公共卫生的完善以及个人卫生习惯的严谨，仍然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预防武器。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我觉得这次SARS的爆发流行来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或者说是教益非常多，首先公共卫生是大众的问题，是大家公共的健康问题，每个人是大众的一分子，所以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实际上都是跟疾病的流行和我们疾病的控制密切相关的。环境卫生是跟传染性疾病，甚至跟一些慢性疾病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把我们周围的环境卫生做好，是控制一些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社会得以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于不断地从挫折中进行反思，SARS的流行使得中国人重新审视自身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现在，向卫生陋习宣战，让环境更清洁，让民众更健康，已经成为共识。依靠科学精神，调动公众力量推动卫生防疫的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近年来，英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灾难频频，疯牛病、口蹄疫、流感等的流行，不仅严重打击了英国畜牧业，对公众健康也造成了严重损害。在处理上述危机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不断改进和调整，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运用在了抵御SARS的行动中。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彭亚轩：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机构，健康保障机构，管理英国所有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之前的公共卫生服务。当然也采取了措施防止英国国民感染非典型肺炎。我们的政策是向民众提示非典型肺炎的症状并进行快速的诊断。如果有人感染就立即隔离，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策略很成功。英国确实有几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但他们都很快地被确诊并进行治疗，没有造成流行。
“非典”爆发后，启动和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成为各国政府一项重要工作。五月十二日，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社会应急处理机制的进步，这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是必需的。“非典”灾难发生后，公共卫生在世界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我想从公共卫生来讲，每个公民要认识到在疾病流行期间和疾病流行当中，从公民个人来讲注意环境卫生，同样怎么样做好自我防护，怎么样尽量做到自己能够既保护自己，而又不把自己所患疾病传给他人，这是我们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从政府方面来讲，还要从卫生主管部门来讲，更多的要考虑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的完善。
主持人：历史是在一次次的磨难中曲折发展，人类也是在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中不断前行的，对于灾难，社会总是以巨大的进步给予补偿。这次，SARS流行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它将会深刻、长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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