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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回家》（2004年3月25日播出）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31日 11:06
解说1
字幕：美国1960年
这是一户普通的美国家庭，家里的男主人曾经是一名外交官，由于他的职业经历，他曾经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带回了各种各样古老的艺术品。 这个花瓶已经在他们家保存了好几代，并且巧妙地改装成了灯座，灯座里塞满了从他们家后花园挖来的夹杂着狗粪的泥沙。几十年过去了，连家里的男主人奥格登里德也不知道，手中的这件瓷瓶价值到底有多少。
字幕：香港 2003年5月
2003年5月，这只瓷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现场气氛异常激烈，瓷瓶的价格也一路飚升，随着拍卖师手起锤落，这只瓷瓶最终以4150万港币的价格被香港实业家张永珍女士买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永珍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这只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字幕：上海 2004年2月14日下午五点
2004年2月14日，张永珍来到了上海。
这一天，对上海博物馆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随着瓷瓶回归特殊鉴赏周活动序幕的拉开，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将结束它的飘零生活，拥有一个更大的家。
主持人：其实我看完这个片子我也很感慨，是回到了更大的家，这个家我要理解不错的话，就应该是我们的祖国。其实有很多这种漂泊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期盼着有这么一天。
我想这件事情能够成行，也是得益于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张永珍女士，她是有很多的头衔，
一个是全国政协的常委，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欢迎您来到我们这儿。同时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是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也欢迎您。我想是不是还是请这个张会长说一说，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张永珍：：看到这个瓶子，当时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瓶子要拍卖的消息，是从我到英国回香港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这个消息，飞机上的报纸登了，说有一天要拍卖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已经在美国很多年，而且在美国大使的家。所以我就在想，它的身世是很可怜的，是把它抢到了外国，流落在一个人家的家里，当了一个灯的座。就想，假如我可能的话，我一定要把它买回给我自己，从外国人的手里头买到我中国人的手里头，把它买回家来。
主持人：其实是一则消息，让你有怜惜之心。汪馆长，当年您第一次看到这个瓶子是什么时候？
汪庆正：：那是在他们拍卖以前拿到上海来过。
主持人：曾经到上海来过？这是在张会长之后呢，还是在张会长之前呢？
汪庆正：：这个肯定还在前面，这个因为我知道。我当时看到以后呢，我心很跳，这么好的东西。
主持人：就等于你看到过实物？
汪庆正：：这个看到过实物。但是这个时期正好我们要花450万美元买那个淳化阁帖。所以当时矛盾心理，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拿不到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一定贵得不得了，所以没有敢想这个东西能拿到。当然不知道她买了，而且捐给我们了。这个做梦了，这是做梦了。
主持人：这件事让张会长在香港实现了。拍卖的时候肯定也很激烈吧？
张永珍：：很多人跟我说，他说这个瓶子恐怕不到2000万，是你买不到的。我那天晚上睡不着，一直在想要不要买这个瓶子，会不会再可能又到外国人的手里。因为当天很多从英国、法国、日本，很多人都到香港来拍卖，所以我在想。他们说2000万恐怕还不够，那么我就担心说会不会更贵呢?那就要到时候看了。我去的时候，那天我特地还慢一点进场，我说不要老早去坐在那儿，人家以为这个人一定是想拍那个花瓶，所以我故意稍微晚一点进去。当时有几个人一起在出价钱，这个过程还比较慢，但是后来呢，我一出价钱，另外一个人，马上出一个比我更高100万的价钱。这么一来，我又要马上伸手，我们都有一个牌子，我就一伸100万，一伸100万，这么一加，后来就加到了3000万。我心里也在跳，不得了了，这个价钱超出了我很多的预算，但是我是不甘心的。
主持人：您的预算当时是多少？
张永珍：：超出了我本来是2000多万，所以结果到了3000多万的时候，我就不管了，就是举手。后来到了3500万的时候，那个人本来就不想再出手了，他旁边有一个女人，跟他意思说再要，那么那个人出了3600万，那我就3700万。我一出这个3700万呢，拍卖官就问大家，他拿了一个榔头敲下来，他说3700、3700、3700，没有人接下去了，他就说要敲下来了，3700万一敲。一敲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拍手，这个价钱是超出了清朝瓷器全世界的价钱，这个价格是天价。从来没有一个清朝瓷器的价格是3700万，加上那个佣金是4150万。
汪庆正：：就相当于是那个拍卖会要收取这个佣金，她要付4150万。换句话说，这一件东西就是4150万买下来。
主持人：我就想象到其实那个现场的气氛，已经是很热烈、很热烈了吧。当时您去了吗？
汪庆正：：我没去。一下子当天就有好多人打电话，是怎么说，是说你们上海博物馆怎么不去呀？有没有这种说法，报消息，不得了、不得了，这件东西竟然到了4150万。
主持人：我今天开一个玩笑，如果说那个和您一直飙价的，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汪馆长的话，
您会不会再次举牌？
张永珍：：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一定也会再举手的。
解说2
这就是那个价值4150万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在它优雅的橄榄瓶形下，画有8只蟠桃，以及一些飞舞的蝙蝠，8支桃子象征着长寿，而蝙蝠是福的谐音，则寓意着幸福。人们常说福禄寿三全，为什么没有禄的意思呢？原来和大多数官窑瓷器一样，这只瓷瓶是皇室专用品，而皇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便只祈求福寿双全了。
这只瓷瓶的出产地是景德镇，说起景德镇，很多人都会把它同著名瓷都这几个字眼联系在一起。据说景德镇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烧制的瓷器。景德镇制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元朝的时候，景德镇获得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特许权，官窑由此出现。
到了明代，随着青花、釉里红的出现，景德镇确立了中国瓷都的地位。到了明代，随着青花、釉里红的出现，景德镇确立了中国瓷都的地位。青花瓷，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它蓝白相映、晶莹明快，使人赏心悦目。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带去了大批青花瓷，与３０多个国家进行交往。不少青花珍品现在被收藏在英、美等国博物馆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人都酷爱瓷器，景德镇的官窑瓷器由此进入了历史上的高峰期，特别是雍正年间，随着粉彩技术的大发展，景德镇官窑的制瓷工艺，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传世的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中，瓶类的作品特别少，橄榄瓶极为罕见。画幅桃纹样的多是一些盘子，像这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则是存世的孤品。
主持人：这个瓶子是不是这么值钱？我可能问的比较俗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汪馆长还有一个头衔，是全国陶瓷学会的会长。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说，这个瓶子究竟有多好？它为什么好？
汪庆正：：我们中国的瓷器最主要的是青瓷。到了后来出现了彩瓷，就是有彩了。这个彩瓷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好的五彩、斗彩，那么到了清代康熙时间，康熙末年开始有了粉彩。五彩简单讲就是红颜色。瓷器上的红颜色最早是用氧化铁产生的颜色，红颜色。后来出现了
用氧化铜产生的红颜色，到了康熙末年我们进口了国外的红料，是什么，是黄金，这种技术是进口的。所以你看那个瓶子，我们用铁做的红颜色，是淡淡的一种铁红；用铜做的红颜色，很深的红，但是用黄金做的红颜色。就是张会长捐的那个瓶上的一种胭脂红，像胭脂一样的
粉红，这种红颜色比较秀丽、比较淡雅，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面 ，我们历来中国的瓷器上的五彩，上颜色是用两种，一种是清水，一种是胶水。而采用西方技术来上颜色，是用的油。所以我们那个粉彩的立体感好像强一点，所以你看张会长捐的这个瓶，上面的粉红颜色
它是比较淡雅的东西，而且立体感比较强。这个粉彩是开始于康熙，大发展于雍正，到了雍正那是大发展。在这个时期雍正的彩瓶、粉彩的东西很多，但是像这样一件东西，我说仅有这么一件。
主持人：如果咱们来一个假设，如果在那个拍卖会上，资金不封顶，咱说一定要拿下来，让您来拍这个瓶子，您愿意出多少钱拍到？
汪庆正：：当然，这个要讲实际。她用的是自己的钱，我们用的国家的钱，所以这个是不能像她那样的。但是我们真有钱的话，我们国家真有钱，无论如何也要拍下来，要比她高。但是我早知她要捐，那我不拍了。
主持人：其实等于你捐出来了，也是等于把你喜欢的东西拿出去呀！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矛盾在里头呀，你比如说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把这么喜欢的东西要捐出去呢？或者这个动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张永珍：：这个我买下来的时候，很多记者来问我，你这个花瓶要放在哪里？这什么意思，放在哪里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说你是放在家里还是怎么样？我说我都还没有想过要放到哪里去，我就马上说保险箱里，我说放在银行的保险箱，因为我放到家里怕偷掉，而且很危险，我就想说放在保险箱是最可靠的。我还托了人特别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保险箱去放，放到保险箱以后，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我就想太可惜了，那么漂亮的一个瓶子放在保险箱里，比放在人家家里还要惨。因为至少在人家家里，还有人走进走出看见这个瓶子，放在这个保险箱我也不去看，将来怎么办呢？我不想再给它被别人再拿出去卖，我这一代不会，我的子女不会，将来你很难保又到拍卖行去，又被外国人拍去了，那不是又去漂流吗？所以我就决心要把它捐了。我是从上海出去的，我是生在上海的，我对上海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人在外国，或者我在香港的时候，一直在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应该是捐到上海博物馆。
主持人：就要见到这只瓶子了，是不是特隆重呢?
张永珍：：我们见到了面以后，刚巧那天我的书房钥匙不见了，我的保险箱钥匙又是放在书房里，所以还叫一个铜匠来开这个门，开了门才拿到钥匙。所以我就要他再多等一天，我开了保险箱把它拿回来，第二天他再来看。我跟他刚刚认识，刚刚见到。我就说省得我自己拿回去，你们拿去吧。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肯定汪馆长那天也特紧张。怎么又看不到了，那钥匙是真丢了吗？有这想法吗？您说说当天见到是什么情景。
汪庆正：：当时我去看，但是我没有想到张会长就让我们拿走，而且她收条也不要。我问她要不要收条，她说不要，我说不好，不写一个收条不好。她那个时间很忙乱嘛，结果她拿来一张纸，这个纸是废纸，背面写了字的，在这个已经写字的背后，就叫我写这个收条。我说我干了几十年的捐赠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这个事情，而且那么贵一个东西，就那么拿走了，抱着就走了，就走了。而且我们直接上了飞机，但是当时买票没有公务舱的票，就把这么540万美元的东西，就摆在那个经济舱的行李架上，当然当时有点紧张，就是眼睛总是盯着它。
解说3
这个清代瓷瓶是上海博物馆成立以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
上海博物馆在50年代成立的时候，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馆藏出土文物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博物馆主要的文物就来自于购买和接受个人捐赠。
这间暂得楼陶瓷馆，是胡惠春、王华云夫妇捐赠的瓷器专馆，在这里共展出了从晋唐至清末的130件瓷器作品，其中不乏戟尊这样的绝世佳品。
而这间丝绸之路上的古国货币馆又是定居加拿大的杜维善夫妇捐赠的。杜维善是原“海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他们夫妇俩曾经三次对上海博物馆进行捐赠。
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由建馆之初的9000件，增加到近100万件。这其中有近十分之一的馆藏是接受的个人捐赠。
巴金、夏衍，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很容易在这面墙上就能找得到。这是上海博物馆馆专门为捐赠者开辟的。用不了多久，张永珍的名字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刻在这面墙上的。
主持人：我觉得上海博物馆，其实它所有的活动也都是在善待，有系统、有方法地来对待这些捐赠人，我好像也知道上海博物馆捐赠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汪庆正：：当然从上海博物馆来讲，它跟其他博物馆不一样。因为它1952年开馆，开馆以前它没有底的，没有原来的基础的。你像故宫博物院，它原来有基础；陕西博物馆，它有地下不断的发掘。上海没有的。上海博物馆就靠征集，就靠把流散在民间、或者别的地方把它征集来。征集的无非是两个，一个就是政府出钱买，一个收藏家捐赠。从整个博物馆来讲，大概好东西百分之十左右是捐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是政府历年出钱买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对待捐赠人的态度，也是我们把博物馆办得兴旺发达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从博物馆来讲，既然你收到了捐赠人的捐赠，这个里面绝对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博物馆最容易做的就说只看到东西，说你捐给我，好捐给我，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了，我以后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因为产权你已经明确，法律上归我了嘛。只看到物不看到人，我们想这个一定要改变的。
主持人：但是像他这个观点您认可吗？就是一定要人物相间。
张永珍：：我认可，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我还要讲个笑话给你听，那天在捐赠赠书的时候，
有的人早上来排三个钟头的队，来拿一本书请我签名。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很冷，博物馆把那些人不是从里面排到外头，而是从楼底下排到楼上，我在签字的时候，往上一看，大家对我招手。那天刚好是14号情人节嘛，那天是星期天，他们看见我都跟我招手，叫起来，我也跟他们招手，然后他们说张永珍：，我爱你，叫起来。我都傻掉了，我说为什么要爱我？
主持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明星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感谢一下咱们这个上博，有这么一个想法，把它变成了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彰显力，我觉得让全社会，受到这个辐射面很宽广 ，很宽广。也许很多年过去以后，有一个请您签字的一个孩子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这可能是最大的社会意义。
张永珍：：这是我最希望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把一个事件联系到，让我们对一个博物馆
承载的这些具体物品的认知，让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故事。这可能又是一种传承的意义在里头，
所以，我们的五日谈博物馆起到的作用也就在于此。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张会长，也谢谢汪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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