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非典”
央视国际 2003年09月23日 10:53
“撞来”的拍摄内容
2003年5月1日上午，我从河北农村出差回来，带着在故事村听大爷大妈们讲故事的闲适心情。
一进我们“公益行动”熟悉的办公室，感觉气氛有些异样。墙上新贴了一张大告示，上书：非典系列报道。要做“非典”了？在第二行，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事杨骁锋的名字。看样子，我俩要去的是中日友好医院！我心头窃喜，这可正合我的心愿。我和杨儿早就跟主编姐姐杨红瑛逞过能，想做非典节目。可考虑到我们的安全，部领导一直没有应允，这下可好了！
接下来，我和杨骁锋开始和中日友好医院联系。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中日”方面没有一点消息。无奈，我只好先联系与这期节目有关的其它部门——北京急救中心和北京疾控中心。将近6点，我终于和海淀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叫韩晔的女孩接上了线。听声音小韩很激动。她说，海淀疾控中心等部门刚刚组成了一个临时的“非典防病大队”。昨天凌晨3点，他们大队80多号人，去了胸科医院作流行病学调查，上午9点才回来，很危险的。我一听，浑身热了起来。那段时间，媒体报道的重点大都在医护人员身上，对防疫力量的报道非常少。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我准备马上去韩晔他们防病大队了解情况。
告别杨骁锋，我火速赶到了位于西三环边儿上的海淀防病大队。在这里我整整待了4个钟头。我见到了防病大队的政委，见到了信息组、流调组、专家组、医学观察组等组的组长，见到了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我生平第一次了解了防疫部门的工作。防病大队只有200人，他们担负着整个海淀区非典疫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海淀区内有疫情发生，他们会马上赶往疫区，和病人或者病人家属面对面，向他们了解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他们必须在最长24小时内，找到那些密切接触者，对他们进行医学隔离，以控制疫情的继续传播。
从韩晔屋里出来时，我碰到了防病大队负责消毒的几位大姐。她们吃惊地说，你好大胆子，口罩也不戴！我们这里，一般人不敢进的。我觉得自己浑身的热气，仿佛少了一半。自己沾染点什么不要紧，要是把家人和同事感染了，那可后悔死了！
从防病大队出来后，我在马路上等车。非典时期，街上的出租车少多了。在冷清的街上，思维清晰极了。我很有把握地给主编杨红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遇到的新情况。杨红瑛果断地说：这些内容，完全可以自成一集！得到肯定后，我马上给摄像朱明哲打了电话，告诉他第二天我要在海淀防病大队拍片儿，他二话没说同意了。
“5.1”晚上11点，我回到了办公室。组里空无一人，杨骁锋已经走了。办公桌上有一些烟头，还有一些吃剩下的方便面。在大多数人因为非典不得不躲在家里的时候，“公益行动”栏目的人却忙得热火朝天。不过，在特殊时期，每个人的心态还是有些特别的。记得中午，有位在西客站忙疯了的编导姐给家里打电话，脸不红心不跳地对老爸老妈撒谎：“我正在家看书呢！”看来，我也得撒谎了。父母远在家乡，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孩子们本来就担心，如果再知道我们拍“非典”，该有多担心！我想自己不会有事的，妈妈说过，我从小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5月2日凌晨1点，我写完了拍摄提纲。2点，我打车回到了位于南三环的家。默默准备了些洗漱用品后，我悄悄离开了。我还是害怕那万分之一的可能，给亲爱的哥哥带来灾难。我觉得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复杂：孤独，委屈，悲壮，疲惫......但又不知，这种种心情，因何而来。
不同寻常的拍摄
这是我干电视几年来，最艰难的一次拍摄。
5月2日上午8点，我和摄像朱明哲准时赶到了海淀非典防病大队。
防病大队的核心是流调消毒队，流调消毒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追踪SARS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我们拍摄的主要人物，是流调一队的主力队员——郭菁。流调队的人告诉我说，郭菁是他们的骄傲。郭菁毕业于北京大学，她的妈妈欧阳和男朋友孙力都在防病大队工作。我很喜欢郭菁，因为她是个爽朗、敬业有思想的女孩。可是从2日到3日，整整两个白天我和朱明哲都出不了门防病大队的门。因为非典高峰期，海淀辖区各医院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白天收治病人后，他们没有精力及时将病历传到防病大队。傍晚或深夜，病历却被大批大批从各医院传了过来，防病大队的流调人员也在暮色中大批大批出去了。而摄像朱明哲家里，还有位七旬老人需要照顾，夜里他必须回家。这样，白天痛苦地耗时间，期待着来自各医院的病历单子；夜晚，我却痛苦地看着一批又一批流调人员进进出出而毫无办法......对一名养足了精神擦亮了枪，急等着上战场的战士而言，空暇时间，是最让人难过的。
5月4日下午，机会终于来了。
空军总医院发来传真：几名重症SARS病人住进空总！要求流调人员马上前往医院，摸清病人的密接者，迅速切断疫情的连环传播！疫情就是命令，已经有近30小时没合眼的郭菁奉命前往！我和朱明哲迅速穿好厚厚的隔离服，紧随其后。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换了进门证，我们顺利进入了空军总医院内部。25岁的郭菁就像一个侦探，不多时便领我们来到了传染科门口。
传染科门前，暗暗的，静静的。由于树多，傍晚的光线透不过来。几只喜鹊忽啦啦地从远处飞来，在一棵树上又跳又叫。在这个地方，喜鹊的叫声显得很怪很怪。郭菁静静地穿隔离服，朱明哲静静地拍着，一切顺其自然。因为台里的规定，我们无法跟随郭菁走进重症病房，把她和病人面对面的过程拍下来。我暗想，拍下郭菁进门出门后，我还可以在她从病房出来那一刻做采访。第一时间做的采访，应该可以弥补进不去的缺憾。哪知，穿衣镜头还没拍完，朱明哲就说电池没电了，怕我不相信，他反复给我看。我相信，电池是真的没电了。但我不相信，我的拍摄怎么这么不顺！我清楚地记得，几乎两天没吃饭的我和自己内心的焦虑挣扎了一下，随之发疯似地冲出了空军总医院，打车回到了位于西客站附近的组里。公益行动的同胞们依然在为各自的“非典片”忙着，跑着经过组里时，我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我不敢进组，因为我一身雪白，他们会担心的。来到摄像科，我几乎语无伦次，娄超弄明白我的意思后，迅速将一块电池递给了我。电池送到我手里的一刹那，他没有躲闪，神情和以前一样坦然。但是，这已足够让我感动。因为在打车回组时，开车的师傅都不愿意带我回来......
回医院的路，畅快极了。回头一看，四处一片宁静。可是，这宁静的表面下，有多少不平静啊！
赶到空总的传染科时，郭菁已经进病房半个小时了......最关键的东西，拍不到了。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均匀不起来了。我想能拍什么就抢点什么，先把记者出镜拍了再说。“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空军总医院的传染科，我们要找的病人就住在这里。郭菁进病房后先要找到病人，向他了解入院前密接人群的情况......”第三遍还没说完，一直站在旁边的空总的负责同志，好象想起什么事似地走了过来：“对不起，我们医院有规定，不能随便摄像。要拍摄，必须经过院领导同意。”天哪！如果他们事先要求我，我完全有时间按正常程序来。可现在，由于电池问题，好多东西都没拍下来，仅剩的一点重要内容就是郭菁从病房出来时我的采访了。如果误过这个，我无法想象片子该怎么编！无论我怎么说，工作人员就是不同意。办法用尽，我终于看见捂得严严实实的郭菁，从传染科的大门走了出来。我冲了上去：“你见到病人了？”郭菁平静地说：“见到了”......可惜，这一切并没按我原先想的那样，被摄像机记录下来。除了穿衣服、记者出镜和传染科门口的一棵树、树上几只欢叫的喜鹊，我们没有拍到任何镜头！郭菁是片子的灵魂，空总之行是她的一段特殊经历。在片子里，这绝对是很有价值的一段，可是......
现在回忆这些，我依然如鲠在喉。最可怕的是，当我们凄凄然要离开时，空总的负责同志却要我们交出带子。我们的理由是，带子上有我们今天拍摄的其它内容，不能交。可他们拦着不让我们走。理智点说，作为记者我能理解他们，部队一向纪律严明。但从感情上说，在我们拍摄的节骨眼上要我们交带子，我不能理解。天色越来越暗，双方在传染科门前相持不下。郭菁开始烦躁地走来走去，她的担忧与拍摄无关。昨天，她在海淀医院折腾了大半夜，到现在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最主要的是，空总的这位病人情况复杂，他开过店，店员是密接者，家中妻儿父母也是密接者。而这些密接者，郭菁必须在24小时之内都找到。一个漏掉，就可能感染一大帮人。我想给栏目领导打电话，可又想：作为一名记者，应该自己处理问题，不能打搅领导。可眼看走不了，我还是拨通了制片人续卫东的电话。电话接通的刹那，我却说不出话来了......为了这一段，我空等了两天。等来了这一天，却又屡屡受挫。至今，面对续老师我仍惭愧。因为，作为一名记者，面对采访中的情况时我自己没有解决好；更因为，一向自诩坚强的我流了眼泪......
回想往事，我还想说：在大多数人不得不待在家里时，我和同事们能坚持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能为那些默默付出的流调人员做记录，是一种幸福；我为能在“公益行动”洁净、健康、友爱、上进的空气中呼吸，感到幸福！
经历这一切后，我发现自己可以笑着面对好多事情了，我感觉到性格中又多了些执着、倔强和坚强。我想：经历过的这段日子，对于20出头的我们来说，一种幸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在防病大队拍摄的一周时间里，和流调队员同吃同住，我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从SARS在北京最闹得最凶的4月中旬开始，这里近200多人，都没有回过家。他们当中，有的撇下了身患绝症的老母亲，有的扔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的丢下了刚刚结婚的爱人......
赵艳华，二十七八岁年纪，电话咨询组组长。见到她时，她刚补了一个10分钟的觉。当我要采访她时，她躲开了。她说怕母亲在电视里看见她的样子难过......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泪湿衣襟。
张大夫，车辆调度组成员。他来大队10天后，母亲忽然去世了。老人弥留之际，念念不忘50多岁的儿子。料理完母亲后事的第三天，张大夫就赶回了大队。问他为什么这样急，他还没开口，就流下泪来了。
郭菁，年轻的主力队员，说起被她和妈妈扔在家还患着病的老爸时，她有说有笑。可说起自己的领导和同事，她却感动得泣不成声。
郭嘉诚，郭菁的父亲，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当我问他是否为夫人和女儿担心时，这位刚强的军人流着眼泪却说“没什么担心的。”
......我知道，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应该理性、客观，我不能轻易流泪。可是在防病大队，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流过泪的心确实更坚强。
我看到，对家人的思念对自己的担心，并没有打倒流调人员，防病大队的门口，24小时都有人进出；我看到，在瞒着家人做节目的同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退却。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办公室还是机房，都有他们戴着口罩忙碌的身影......流调人员身后，有党，有国家，有人民；我们身后，有领导，有栏目，有家人，有无数关心我们的人！
如今，《追踪SARS密接者》顺利播出了。节目受到了领导和防疫部门的肯定，我感到很欣慰。
如今，凝结着我们公益行动栏目所有人心血的“抗击非典我们在行动”系列节目，安全播出并受到了观众和上级的好评。
如今，续卫东和武曙光两位当家人，肩上又有了更重的担子；主编杨红瑛又开始熬夜写新策划；七八位编哥编姐，也开始凝着眉头做新的“公益行动”了。
我面对电脑，品味着刚刚结束的过去，品味着朝夕相处的这帮人，品味着我们共同的公益行动......我又一次失掉了新闻工作者该有的克制，我真的泪湿衣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