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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在民间艺术的保护中倾入了很多的情感，甚至自己卖房子来搞这台舞会。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个人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己去付出？
杨丽萍：舞蹈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商品。在这个问题上跟很多人有分歧。他们总是觉得钱很重要，我投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可惜。但我个人不是那么认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把我仅有的这件事做好了再作另外一件事，那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出路，没关系的，我不怕，我大不了会去种地，回到我的大理。我小的时候种地很好。我有这个生存的能力。如果我在城市里生活不了，那我就回去种地。住在小草屋里还很惬意呢。那还是大款们追求的又走了一个圈的生活状态呢。我们早就在这种状态里了。早就在洱海边，美丽的风景，没有受过污染的水，草屋，多舒服啊。通透的风，海风吹着，这种生活状态是最高级的，最有品质的生活状态。可是有的人辛辛苦苦转了一圈再去寻找海，寻找水，说我要回归自然，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记者：你现在对于一些孩子倾注了许多精力，尽量让他们都能成为人才。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打鼓的小孩儿特别小，特别让我感动。
杨丽萍：那个小孩是哈尼族。我们去到村子找演员，他就给我们唱歌跳舞，不是他一个，一群孩子。唱歌跳舞。然后我发现他最好。他那时候牙还缺一颗，现在长出来了，7岁多了。但是我不能带小孩出来啊！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剧里头需要一个小孩子，我就想在昆明找一个吧，在少年宫啊。在那里的舞蹈学校里找个小孩吧。我们试过的，找了好多个，哎呀！娇生惯养的，一会说嗓子疼了不唱了，一会说跳不动了，然后妈妈都跟宝贝一样抱在怀里。整个的状态不对，而且表情姿态都不对。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在圈子外面，而不是在圈子里面。怎么办？就和主办单位发生过冲突。我的意思是从村子里找个原始的小孩子过来，唱他自己的歌，不要交给城里的小孩唱。他们说你从农村里找个小孩来，他还要上学，还要吃饭，还要父母怎么办？又差点把这个想法抹杀了。后来我说我来付钱好了，我来找学校好了。然后今年春节我又回去把他带到这来了，带这以后呢，我就在我们住的附近给他找学校，白天找人送他上学，晚上参加我们演出。这个孩子特别灵，教他什么，他会什么。他本来是哈尼族，他用哈尼族的歌在里面表演。然后你说你来打鼓吧，他马上就学会了。然后你说你唱个藏语的歌吧，他马上就会唱了。我们原来找过藏族小孩来唱，他都唱不好。他就是城里的藏族小孩，他表情不对，就是那种神态不对。这个小孩子就不是，他的眼神里面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在里头。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质地上的不同。
记者：你这个晚会从策划到现在一年多了。我看你非常辛苦，也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都能理解你的这种追求和这种想法。
杨丽萍：我是认为这种传统的歌舞遗产要是我们社会上不引起注意，当然这个东西不像粮食，你没有粮食你活不了，你没有这些东西你照样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表面上的东西。你精神上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价值，你只是实用主义。所以我希望人们能够重视这个东西，包括你们，电视台帮助我们呼吁一下这个东西，这种文化遗产怎么去保护，怎么去传承。日本人做得就很好，拿出大量的资金，现代的东西在发展，歌剧交响乐，真的是百花齐放，时尚的歌舞晚会也在表现。但是有最传统的晚会，政府拿出钱来支持这个事，养活这个团。但我不希望这样，我们的做法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良性的，不能说是光靠政府的支持，社会的支持。现在的观念不同了，你这个演出具有票房价值，又好又叫座，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不丢弃我们艺术的准则，我们不去迎合。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不像那些民族歌舞一样，让少数民族演员穿上漂亮的绸子衣服，让音乐里头夹杂着一些所谓现代的东西，时尚的东西，加上一些花里胡哨的布景，完全商业性的一种操作。不是的，我们是严肃的，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本身的。经过实践我们要让这种东西有价值，而不是根本没有观众喜欢，光靠政府组织，这个事这就错了。
记者：策划这台晚会一年多了。二十五号那天我忽然听说不让演了，虽然是由于非典原因取消了绝大多数的演出，但我还是觉得对你很不公平。
杨丽萍：我倒没这么觉得。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它的因缘，它的因果关系。你要觉悟到这个，你就可能不会灾难。地球上就是在发生着所有的事情，你比如说“非典”这个事情，现在好多了，我们家乡那个时候，瘟疫一来成片的人都死了，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它是一个生态平衡。像我们这个现代文明，现代医疗，很多人很长寿，出现这种东西同样是必然。就像恐龙会消失一样，这是一个大的规律。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结果，就算现在暂时演不了，总有一天会演的。
记者：你觉得影视创作和舞蹈有什么区别呢？
杨丽萍：我觉得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以前拍过一个电影叫《太阳鸟》是我自己导演，有人会说你不是不喜欢电影吗？但不一样呀，我自己导演和像张纪中的那些演员那些导演合作一些东西，他要让我去表演一个东西和我要去导演创作一个东西是两个概念。但总体来说拍电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我拍《太阳鸟》也很困难，很难拍。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它不像独舞这个东西，它自己可以出炉，花钱雇灯光，租点灯。但是我觉得电视电影这个方式它可以把你心里想的东西在一瞬间表现出来。不像舞蹈比较慢，比较含蓄。它可以让你童年的时候和现在的时候同时出现，比如我那电影里就有我童年时候的生活状态，当时的情景。当时我在想什么，通过电影蒙太奇一分钟讲完了，然后我做梦想象的一些画面，在舞蹈就很难啊，在电影里就可以，它可以重叠，它里有慢镜头，可以飞跃，我觉得很神奇，很有意思。
我觉得传统的民族歌舞，我不是说创作型的，传统的民族歌舞能够做到这个份上，我感觉我是个创举。一是我缩短了演员的这个教学时间，人家花4年，我用一年让农民站在舞台上。我不是说我是教育家，但是我知道启发演员原始动力，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演员。当然这个演员也不是说十全十美，得看他本身的天赋，如果这个演员本身天赋不行，你再使劲也是一个普通演员。里面就有很好的演员完全比学过四年的演员跳的好。这是一个创举吧。从教学的角度上讲，很多人说你现在不是在办舞蹈学校吗？我不用办舞蹈学校，我们的舞台就是学校，不用像人家弄一个教室，把演员关起来花上四年的时间教育半天，然后再弄到舞台上，而演员站在舞台上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怎么跳舞，还要适应一两年，最后才成舞蹈家。我们不是，我们直接在舞台上，再排练室里的教学就完成了。我们试着把最原始的最传统的东西用最完美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这真是一个创举。我们采用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灯光——帕米灯，在中国没有几家有这个灯的，大概两三家，我们是一个。我们都是想办法借钱买这盏灯。云南省宣传部看了我们这台晚会希望能主办，希望能给我们资金资助，但现在没有，希望他们将来真的资助我们。但是我很高兴一点就是省政府宣传部现在已经对我们这个东西已经重视了。我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能够得到社会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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