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名家傅聪先生

　　
（傅：傅聪；高：高小俐）

　　傅：我不知道小时候是不是有主见，反正我从小就有很多幻想。

　　高：听说您在昆明上大学的时候回到上海，是自筹的路费，这个过程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傅：对，对，对！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其实，我最后走上了钢琴这条路是有很多的偶然性，怎么回事呢？我小时候学过几年钢琴，可是真正好好弹琴的日子也没有多少，最多三年。在去昆明以前，我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基本上没有弹什么琴了，因为我从童年到了少年时代，开始对父亲有一种反抗，而且那个时候时局也很乱。总而言之，我的浪子生涯有相当长的一段，在去昆明以前两年那种荒唐生活已经开始，什么逃学啊，闹学潮啊，总之是不务正业，也不念书，所以从十二岁到十七岁，差不多有五年过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生活。在昆明三年，每个学校都开除我，都是因为闹学潮啊，不服国民党的军训教官的管教啊，等等。后来，我凭同等学历去考云南大学，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居然也考取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四九年吧，云南不久就解放了，那也是个过渡时期，昆明也很乱，我在云大也没念什么书。我的同学都比我大好些，都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在昆明一个教堂——锡安堂的唱诗班唱韩德尔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那个，他们每年圣诞树都唱。他对我说：听说你以前弹钢琴，能不能来帮我们弹《弥赛亚》的伴奏。因为那时候昆明没有什么人弹得好钢琴，我说：“那好啊，我愿意！”就这样我才又开始弹起琴来。 一个学期快过去了，要考试了，我就着急，怎么办呢？我根本就不上过什么课，那时候大学里很自由，上不上学都无所谓，也没人来管你，那时候也很别乱。总之，要考试了，我当然没法参加考试啦，怎么办？怎么向家里交代啊？同时，从去唱诗班弹伴奏开始，使我在心里头的音乐的火花，重新燃烧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个人恐怕只有音乐才能使我投入进去，可是要学音乐，就得回家，在昆明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于是，唱诗班里的同学就帮我忙，在教堂里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他们就找来那种抗战埋藏留下来的乐谱，叫什么《一百零一首名曲》，里头有什么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的主题啊，什么李斯特的狂想曲啊，各种各样的比较通俗的东西。他们就把这谱子往琴上一放，那是个美军留下来的绿色的直立的小破琴，我就上去，把那本谱子从头至尾弹了一遍，那天听众还很多，坐得满满的。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就上台作了一番演讲：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很有音乐才华，我们都觉得他应该去北京或者上海好好学音乐，好好的深造，可是他现在流落在这儿，可不可以请大家帮帮忙。于是，就把平常做礼拜募捐用的盘递下去，马上，我就有了回家的路费了。当时那个情景是很感人的，那天还有很多解放军也来听了，解放军里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我甚至还收到一封解放军写的信，里面包着一枚长征纪念章，那封信很感人：好像说在我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把纪念章给我，祝福我，我那个时候很不懂事，回来的一路上佩戴在胸前，非常自豪。后来，在路上，有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也许是个政委，他朝我看了半天，然后，对我招了招手，说：“过来，过来，你这个纪念章是那儿来的？”因为这很明显，有长征纪念章的人，一共也没有多少！我就一五一十的把前因后果说了，还把那封信给他们看了。于是，那军官说：“没事，可是这个纪念章得留下，那封信也得留下，你不能带走，因为这个章是党的东西。”这件事我到现在还很后悔，说不定那个给我纪念章的解放军还要写检查呢！我想想真对不起那个解放军。可是，那确是个非常感人的场面，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气象，真是非常非常感人！

　　有了路费，我就一个人，差不多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上海，因为那时候刚刚解放，路上还有什么土匪，也不是很安全。回到了上海，爸爸看见我居然能自己长途跋涉的回来，也没有向他要一分钱，认为我这个孩子有骨气，有志气，也有一点自立的能力，觉得也许我真的是有毅力要学音乐，这样，爸爸就决心尽他的能力来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