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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权威结论，促成了官方组织野人科学考察的决策和行动。
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共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考察队成员分别是来自全国16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自然博物馆、动物园的科学家和神农架林区的科技人员、地方干部以及有经验的猎手，共110人。这次考察行动参加人数、涉及专业、考察时间、考察地区、考察项目，在世界野人考察、研究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万波
我们在出发之前进行了集训，在房县进行了集训，大概有一个礼拜到十天。也就是怎么打麻醉枪啊，碰到野人怎么处理，万一或者是哪个地方受伤了怎么处理呀。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灵长类动物，猩猩什么样子，猴子什么样子，熊什么样子，那么怎么来辨别它。
集训结束后，考察队在湖北省房县召开动员大会，向队员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原湖北省房县党史办主任 孙希清
这一次野人考察任务特别繁重，要作为一场硬仗来打，一定要在我们考察期间揭秘。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 高级工程师 唐兆子
当时的口号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早日突破野人之谜。
这次考察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动用了军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专门派出了56名侦察兵参加考察，并提供了车辆、武器和电台。科学考察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成立了指挥组、政工组、资料组、后勤组，总指挥由武汉军区某部副师长王高升担任，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黄万波、袁振新等人任副总指挥。副总指挥都配发了手枪，外出有战士警卫。这样的待遇令这些科学家们既感到惊讶，又有些不习惯。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万波
不习惯，尤其是枪更不习惯。那个东西不行，它有一个带系在腰上，那更不习惯。咱们拴一个地质罗盘还习惯。
1977年3月，科学考察活动的第一战役打响。
第一战役将神农架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四个考察区逐一进行考察。考察人员共分十个考察小组和两个穿插考察支队。主要考察方式是“蹲点守候，静态观察”。
实行静态观察的考察组多设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人提出山里动物对陌生人身体异味反应敏感，于是，考察队向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要求考察队员我说，咱们穿老乡的衣服，咱们不用牙膏牙刷，咱们不抽香烟，抽老乡的土烟，咱们穿布袜子穿草鞋。
采访1977年野考参加者 杨民生
（守候时）不允许说话，连烟也不许吃（抽），烟瘾犯了怎么办？心里有个愿望，根本不想吃（抽）烟，只想发现野人。
发现野人、抓到野人成为所有考察队员的惟一心愿。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许多人都暗自做好了各种准备。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 高级工程师 唐兆子
目的很明确、很单一，抓野人，抓野人，找到野人，就这一条没有别的。
采访1977年野考参加者 杨民生
我说反正我带根绳子，我带把枪，我万一抓不到，我非把它打死不可，打死了甩这儿，你们随便咋拍照片都可以，到时间判我刑我都干。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 高级工程师 唐兆子
我当时有个想法，就是一枪定音，如果看到野人，很多个组都有两三只半自动步枪，看到后如果把它打倒，（就是）证据。
得知队员们求胜心切，考察队在公布了十条考察纪律后，又附加了一项特殊规定：任何人不能把野人打死。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万波
有一个宗旨是这样，不能打死，这个很明确的，因为部队都带了枪，你一枪，我一枪，野人都打烂了，所以千万不能开枪打死它。
和静态观察的队员相比，穿插支队的条件更为艰苦。他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里，在人迹罕至的地区探查是否存在奇异动物群体生活和繁殖的环境条件，可大家更希望能在穿插考察过程中，幸运地碰上奇异动物，追踪并捕获它们。
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守候、穿插，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就连一日三餐也成了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那很艰苦，吃压缩干粮，吃得我肝肿大五指，肝硬化四个加号。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 高级工程师 唐兆子
然后每天清早六点多钟就起床了，带上压缩干粮、带上水，就从驻地爬山，很高，有时候爬到大概有两千多（米），反正垂直高度往往在一千多（米），很累。因为什么呢？离了公路就得爬，自己都背七八十斤，所以我们上山的时候，比如像七八月季节的时候，在山下驻地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短袖，这个时候都要把羽绒衣带上，都要背上羽绒衣，因为到了山顶以后温度很低。
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环境相比，更可怕的是笼罩在队员心头的焦躁不安和困惑失望的情绪。几个月忙忙碌碌过去了，连个野人的踪影也没找到，于是有的人松懈下来，很多队员每天上午都会自发地聚集到指挥部开展辩论：神农架到底有没有野人？
采访1977年野考参加者 杨民生
通过分析我们在一起还讨论，讨论就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野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下一步我们怎么搞？
在1977年8月打响的第二战役中，考察队改变了逐区考察的计划，决定采取重点考察与普遍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重点地区分片蹲点调查，发动群众去发现奇异动物的活动踪迹，追踪观察，组织围捕，力争拿到可靠的直接证据。同时搜集本地区的资料、图片，考察地质、地貌、动物、植物，收集野人生存、活动的间接证据。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 高级工程师 唐兆子
往往是以某一个点，以前曾经是野人，好像是老百姓目击者，发现最多的点，就把这些人派上去，把这个地点就给围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大规模围捕两次，一次是八角庙，因为发现脚印，发现它的粪便。最有意思的我发现一个洞，它上面是一个小瀑布，洞像水帘洞，进去拐个弯，里面还拉了一泡屎，屎里头有蛹的壳，绝对不是人的，洞门口松土上有两个脚印，那我就很兴奋了。
接到副总指挥袁振新在八角庙一带发现奇异动物踪迹的报告，坐镇指挥部的王高升副师长当机立断，决定调动两支人马迂回穿插，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一举活捉这个直立行走的奇异动物。就在这时，袁振新又有新的跟踪消息传到指挥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我们跟踪的距离很近，它动我们动，我们停下来，它停下来，我们不动它就不动，但是因为林子很密，当时是密密麻麻的森林，树倒在地上，很难找。
两支穿插支队接到指挥部电令，连夜整理行装，驱车向八角庙进发。指挥部临时迁到八角庙，神农架林区政府也连夜组织民兵和猎手，派出熟悉地形的向导协助考察队进山追踪。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近到什么程度，它踩的脚印的树枝，还能弹起来。
到9月3日，集结起一百多人，沿发现区域外围的山脊、山口设立了五个考察组，日夜轮换把守动物出没要道。而在中心区域，袁振新带领的两个考察组正继续动态穿插、搜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最明显的是，它跨过一棵枯树的时候，滑了一下，很新鲜很新鲜的。我估计最近的距离，大概也就是到了20米的距离，但始终不能看见它。
9月4日，匆匆赶到的两支穿插支队，分成若干小组，选择地点埋伏在周围隐蔽处。吉普车开始在公路上来回巡逻。指挥部命令，一旦发现野人，就朝天鸣枪，听到枪声，所有的埋伏小组都向枪响的地方集中围捕。一旦抓到野人，就捆起来押上吉普车，送交指挥部。
这是一个考虑得相当周全的围捕方案，考察队员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沉浸在一片紧张而又兴奋的乐观情绪之中，准备一举揭开这震惊中外的神农架野人之谜。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万波
总指挥决定找几个排围攻，几面夹击，凌晨两三点钟，部队进入阵地，真像打战一样，我是第一次体会到的。
不料这时，一直被跟踪的野人却和考察队员捉起了迷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考察队员没有泄气，继续就地隐蔽守候。
第一天，山林一片寂静。
第二天，仍然是寂静的山林，惟有流水潺潺……
考察队员们面临着体力、意志和耐心的多重考验。
第三天凌晨，“砰”地一声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期待已久的战斗信号终于响起。大家跳出掩体，呼喊着朝枪响的方向跑去，刹那间“抓野人”的吼声响彻漫山遍野。
围捕野人的攻坚战打响了。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开枪的是隐蔽在树上的一名战士，极度疲劳，他打起了瞌睡，摇晃中树枝挂动了扳机，冲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脚……
目标暴露了，大队人马只好原路返回，这场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化行动不得不宣告结束。野人揭谜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有人说你们把神农架筛了一遍，他都不知道神农架的地形，几百个人在里面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神农架林区千家坪材场 唐光斗
他是利用一个班，浩浩荡荡，白天跟巡逻队一样。莫说是野兽，敌人都看不到，敌人也不会站在这里等着你巡逻。
1976年11月至1977年10月为期12个月的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行动，对以华中第一峰神农架为中心的巫山、大巴山原始生态环境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综合考察，考察行程5000公里，涉及区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考察发现仅神农架及其邻近地区就有160多人发现野人54次，见到野人62个，搜集到奇异动物毛发数百根、脚印数百个，疑是粪便、睡窝多处。虽然没能在神农架地区如愿抓捕到 野人，但对奇异动物赖以生存的气候、地形、洞穴、动物、植物等生态条件考察获取的大量信息，为以后的考察活动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
它集中了很多科研力量分析了环境，采集了很多动植物的标本，鸟类对它的区系，另外从地质、地貌、气候各方面得（到）了一个综合的报告，这也是第一次在神农架，做这么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实际上我们是做的综合考察。
考察取得的大量科学成果表明，神农架独特的生态区域环境，适宜于野人生存繁衍。那么神农架的生态环境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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