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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里程碑的确定，使调查人员大受鼓舞。他们沿着似乎像是动物趟过的痕迹继续搜寻，发现了大量折断的小树枝和藤蔓。有的小树有两厘米粗，也被一折两段，楂口非常新鲜，10位目击者听到的噼噼啪啪的断裂声就是这样形成的。更让调查人员惊喜的是，他们在撞断的小树楂口周围发现两个清晰的大脚印。两个脚印呈左右脚型，间隔约50厘米，前宽后窄，前掌宽约12厘米，后跟约7厘米。其形状与1981年发现灌制的野人石膏脚印形状完全相同。
神农架电视台记者 傅鄂玲：当时森林里面能见度特别特别差，为了把脚印拍得更加清晰，没办法，就把当时我头上扎的丝带解下来，把那个脚印给比下来，大概估计有那么长一个，好大好大一个脚印。
神农架电视台记者 傅鄂玲：当时看到特别兴奋，量出来后特别清晰，包括它的每一个脚趾，它的形状，后脚跟和前脚掌都有，都很明显。
调查人员沿脚印的痕迹寻踪，很容易找到了100多个深浅不一的脚印。这次现场调查，发现了许多与目击者讲述吻合的证据，参与这次调查的人员中，原来不相信神农架存在野人的人，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戴铭：让我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说的东西都找到了证据，这我就不能不信了。
2000年，湖北省十堰市电信公司的几位职工在旅游途中也目睹了这样惊人的一幕：
2000年目击者 湖北神农架林区龚虹：有点驼背，它跑的时候，好像扛着肩往下跳的。
2000年目击者 湖北十堰电信分公司工会干部 韩黎辉：它从路的左边一步跳到路的中间，第二步一下就钻到树丛里面去了。
2000年目击者 采访十堰电信分公司团委书记 王泽义：如果是人的话，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衣物的遮挡。
2001年10月，8名旅游者在神农架南天门附近又一次见到它的身影。
游客：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是野人），开始以为是旅行者，后来以为是山区的人。
有关部门对1993以来的目击事件进行了统计：1993年1次；1994年1次，1995年2次；1996年1次；1997年2次，1998年1次，1999年2次；2000年2次，2001年3次，2002年3次，2003年1次。共计19次，67人目击。统计显示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十年里，神农架野人年年出现，频率提高，而且目击者大都是外地游客。更有趣的是，目击时间多在白天，也就是说野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胆怯，总是在夜晚偷偷出现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袁振新：它不怕人了，它大白天都敢过马路了，它熟悉人跟汽车，它不怎么怕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野人”又似乎在说：我们是比从前胆大了，你们也没有从前可怕了。这样找来找去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类对待野人是真诚的，也是科学务实的。1994年，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刘东生院士支持下，原中国野人考察研究协会正式改组成立“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纳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二级机构管理，该委员会对入会成员的资格提出严格规定，并且聘请了众多一流科学家做顾问。
中科院探险协会奇异动物考察委员会秘书长 王方辰：都是主流科学家，而且有地质的、生态的、气象的、古人类学的、现代动物学的、植物学的，所有的专家都可以参与意见。
中国环境报记者 杨西虎：使我们更具科学性、更理性、更规范化。
野人考察研究会改名为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绝不只是名称的简单变更。此后的野人考察活动是在这样一批科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科学顾问，曾为野考工作亲笔题词“野人是否有，无人尚知晓，若有大发现，确能惊世人”。他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发现了许多与野人有关的东西，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实体。我看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现在越研究问题不是越少，而是越多。有人会问，你们有完没完，我们回答，没完，不可能完……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获得者，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他提议把野人考察纳入科学探险考察范围，并建议把野人考察研究会改称为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教授 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巫山猿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等人类化石发现者，获竺可桢科学奖，裴文中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科学顾问，坚信不管野人考察得出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世界性的。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教授 袁振新：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教授，研究员。曾任北京猿人博物馆馆长，奇异珍稀动物专业考察委员会主任。作为考察队的领队和教练，曾多次率队深入神农架，人称九死一生的“野考队长”。
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王方辰被推选为秘书长。他对野考事业执著热情，严谨科学的精神在对待“猴娃”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986年，王方辰在神农架采访过程中，意外地得到一个特殊消息：在神农架南部的长阳县，有一个所谓人猿杂交的“猴娃”，赤身裸体，不知冷暖，也不会说话，外形很像大猩猩。当地人传说猴娃的母亲进山给丈夫送饭，途中被野人劫持，逃回来后生下了“猴娃”。王方辰迅速赶赴长阳，拍摄了大量“猴娃”的资料，以为找到了打开野人研究的突破口。
中科院探险协会奇异动物考察委员会秘书长 王方辰：当时我就是心花怒放，拍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以后马上可以向社会先发表出去再说。回来以后，我一想，万一说错了，那以后你还说不说话。还是先请老师看看。
贾兰坡、黄万波、袁振新等古人类学专家鉴定后一致认为，“猴娃”是由于小脑病态所致。从此王方辰对自己拍摄的“猴娃”一事只字不提。
1997年，王方辰组织科考队再次来到“猴娃”的家乡。没想到“猴娃”早在七年前去世。经家属的同意和协助，考察队将猴娃的遗骨挖出来带回北京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DNA鉴定确认“猴娃”为人属；古人类学家认为“猴娃”患有小脑症，属于病态；医学解剖专家得出结论：猴娃头颅与现代人有6点明显区别，但原因无法断定。
野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四大谜之一，就是因为它身上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奥秘。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一个由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现代人的完整排列。
然而，在600万年人科演变的历史中，直立人之前的人科化石很少，以化石材料复原人类早期形态及行为特征相当困难，而野人是现存与人类趋同进化的“活化石”，借鉴野人的研究，有可能复原再现早期人类的某些性状和社会形态。
中科院探险协会奇异动物考察委员会秘书长 王方辰：进化必须是连续的，你不能说一个东西灭绝了一百万年，后来又有了，你拿这个东西当爷爷，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袁振新：我们假设有一个东西，我们把它证明了，研究它现在的生态环境，现在的生活习性，它的体质形态，那么对我们研究人早期的形态、生态环境、生活习性，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吗？所以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如果野人被最后证明是猿和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物种，几百万年来，一直和人类祖先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并且与人类趋同进化，生存至今，那么，人类学的研究将从这里翻开全新的一页。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黄万波：我想真是有那么一种动物活下来的话，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得到这儿来，它怎么活下来的。它的基因，它的适应性，恐怕每一个细胞都值得人类研究，的确是一个大课题。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研究院 袁振新：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抱定我一个原则：要把这个谜解破。我们身边一个跟我们很接近的，可能是我们的远房兄弟还活着，活着的一个老祖宗的兄弟，跟人趋同进化的，（意义）多重要呀！
数千年的人文关怀，几十年的科学考察引发出人们对野人的生存状态的种种猜想。神农架的这位艺术爱好者创意设计的野人家族系列工艺品，就赋予了野人生态明快的人性化色彩，表达了人类对这些远房亲戚生存进化的美好憧憬：
神农架艺术爱好者 李尧：希望它们这样子很幸福地，在我们神农架一直繁育下去，不要受到任何惊吓。
我们真诚的走进野人，野人也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探索野人就是探索人类自身，保护野人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呼唤真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就是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的报告！
【中国野人考察大事记】
1959年，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科研人员在西藏获得一根长16厘米的“雪人”毛发，经鉴定，结构上明显区别与猩猩、棕熊和牦牛的毛发。
20世纪60年代初， 中科院有关单位在云南西双版纳密林中考察野人，证明所有小野人是长臂猿，而大野人的存在又有诸多疑问。
1976年5月13日，5名地方领导干部和一名司机在神农架林区于3—5米距离见到野人，引发中国科学院两次组织大规模奇异动物考察。
1980年中科院不再参与野人考察项目，转交给中科院湖北省分院继续进行。随后在神农架发现大量奇异动物脚印和毛发，经鉴定明显区别为人和其他已知动物 。
1981年全国性民间组织“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成立。
1986年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教授用质子活化分析，确定野人毛发中的微量元素，得出这一种动物很特殊，不同于任何已知动物的结论。
1993年9月3日，10名外地游客在神农架看见三个人形动物，全国媒体掀起了野人热潮。
1994年10月30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正式吸收改组原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成立“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规定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才有资格参加委员会。
2003年，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获得高质量的可疑毛发，送到国家林业总局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遗传物质“线粒体”的鉴定分析已出初步结果，主持研究的张伟院士称，其结果非常接近“人”的线粒体，最后结果尚在等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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