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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3日 10:31)

　　12月14日春节节目方案下达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凭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做下来，估计没有什么难处。12月16日在五棵松的影视之家，栏目领导们专门召开了春节特别节目的策划会，两位极地办人士被我们堵在小小的会议室掏干了他们想说和不想说的话。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节目叫什么名字，仍然没有什么压力。

	前排从左至右张亚都、邢伟、后排、洪霞、薛建峰

　　前期采访按部就班，我们一头扎进国家海洋局极地办的办公室。因为科教频道这次对南极科考全方位跟踪报道，我们的同事早已经把极地办的人访了个遍，所以各位领导对一下出现这么多央视记者也司空见惯了。各个处室的人也对来自央视记者的电话不再稀罕，只要你说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他们就马上热情回答你的问题，无论是要谁的电话号码还是要材料。最要紧的是，年底各种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但是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面谈的要求。只有他们最了解南极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去过南极或者北极，我们不断挖掘着想知道的各种故事，寻找可能的采访线索。往往他们无意中说出来的一个事情，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很快我遇到越来越多的事情。首先这一次是邀请嘉宾来北京演播室访谈，需要协调的人、时间、地点都非常复杂。其次，去南极的人，尤其是最普通的工人，他们很少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事情，在他们的意识里那就是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是，接下来，我越来越被一种情绪所感动，因为在每一个采访对象的背后都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王荻是一位普通的水暖工，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清理施工的现场。第三次去南极时，王荻70多岁的母亲检查出肾癌，老人竟然谁都没有告诉，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摘除了一个肾。这样大的手术对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的爱人是一名普通中学的职工，每天除了工作，那时还要带着上初三的女儿练长跑，以保证她体育成绩达标；周末她还会带着擀好的饺子皮和饺子馅去父母亲那里给他们做顿饭。当王师傅从南极回来的时候，爱人一下就住进了医院，她说，也许是一直紧蹦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了，所以整个人就垮了。这样的记忆，在他们的心里已经尘封的太久，很多次都无法继续进行。通过这次采访我甚至听到了一些他们之间都不曾讲过的话。这种对爱情、对家庭的责任令人感动。

　　卫继敏、祁栋林都来自边远的西部，小卫来自贵州柴油机厂，祁栋林来自青海气象局。他们对南极怀着深深的眷恋。为了这次来北京，我特意给他们的单位专门发函。小卫的厂子人员精简，他走了干活的人就没有了，单位只能按照事假办理；祁栋林是从离西宁好几百公里以外的观测站回家的第二天就来到北京参加节目的录制。

　　董利是1984年参加首次南极建站任务的老南极人了，他7次去南极2次去北极。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他正在雪龙号开往中山站的途中，这一次他要把长城站和中山站2个站上的垃圾打包运回。他的爱人贾红梅性格开朗，如数家珍一般把这些年曾经给他写的信、录的录音磁带、照片讲给我们听，虽然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见过董利，但是却能从亲人的讲述中感受这个中年汉子对家庭的责任，对事业的热爱。董利多次去极地考察，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分别，然而2004年的这一次却不同寻常。这一次在出发前，他度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这一次出发前，他远在吉林白城的父亲刚刚做完开胸大手术。当父亲的病情传来时，他内心的压力达到极点：科考名单已经确定、工作已经安排好，可是这一去就是半年多，再回来的时候还能见到父亲么？董利回到父亲身边，他告诉父亲：这次南极科考不用他去了，会在身边守护着他。虽然父亲因气管切开不能说话，却用手写了个“走”字。老人知道儿子不能不去南极，他不想拖儿子的后腿。老人出院的第三天，董利要回北京准备出发了，这一天白城的亲人们含泪送别董利，大家说的只有一句：放心吧，家里不会有事！当我面对董利亲人的时候，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和他们谈及董利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

　　说到感激，要说的是我的同事们。两期50分钟的节目，采访量非常大，实施起来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考虑。虽然大家都在制作自己手里的节目，但是都很关心《在南极》节目的录制。总会听到他们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越到录制前事情越复杂，头绪越多，细节考虑的就越详细。无论他们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节目，都是毫无怨言地扎进来，把分配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熬夜，他们的家里人也跟着熬夜。看着每个人憔悴的样子，真想下决心脱离这个行当了。当节目终于录制完成，那时候感觉就像大病初愈，轻松的状态无以言表。没有大家的帮忙，我是肯定无法完成的。那天晚上我举起酒杯，为我的同事们敬上一杯酒……这杯中酒的滋味从未这么单纯，那就是：感激。（编导：薛建峰）

责编：戴昕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