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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河西 （拍摄散记）
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10日 11:44
作者 焦建成
再到兰州
要去甘肃一定要走一趟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指黄河之西，以甘肃省的省会兰州为界，在祁连山脉和内蒙古高原之间横贯东西，形同长廊的狭长地带。它南依青海、北衔内蒙古、西到新疆。从地理位置上看，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上游，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结合部上，成为连接东亚和中亚的要冲地带。历史上，这条走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在这个一千多公里的历史长廊中，汇集过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变迁里，在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中，又孕育了丰富的河西文化。它曾经是个交通走廊、战略走廊、商阜走廊、文化走廊。即便是今天，河西走廊依然是中国西部地区和内地连接的交通、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重要通道。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走进西部》摄制组来到了兰州市。从这里，我们将开始河西走廊的拍摄。十年前，我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时曾经来过这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沿着黄河到了兰州。乘车穿过黄河大桥，在拥挤的车流中驶向北山时，我们禁不住停车留意黄河两岸的奇观。绿色的草坪衬托着黄河母亲的雕塑，喻意了黄河对中华民族的养育之恩，古老的水车转动着黄河沿岸千百年的沧桑变化。1909年，横跨黄河的第一座大桥在这里建造。从此，世代靠摆渡为生的羊皮筏子客们的艰辛便成为遥远的过去。在共和国成立的几十年中，这里又相继建起了好几架黄河大桥，一座西部的重要城市在这条大河边上发展起来。可以看出，兰州人很细心地保护着黄河，并把黄河文化纳入到城市建设规划中，黄河也因此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
登上北山碑林馆顶楼，从高处俯瞰这座西部都城，不仅可以看见兰州市全貌，还能观看黄河穿城而过的壮美景象。夕阳斜照，河面尽洒余辉。朦胧中，似银龙蜿蜒而来穿城而过，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气势。
黄河两岸楼厦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恍惚间，犹临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清风阵阵，思绪在河水的波澜中起伏。这条被华夏之子称为母亲河的黄河，穿越百山大川，流经百年，孕育百年，将自己的精血倾注在了这片黄土地，仅在甘肃境内就流过九百多公里，像母亲一个长长的抚摸，却孕育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黄河之子——兰州。
沿着312国道向西。越往西走，西部的感觉就越浓。在这片土地上，你只会觉得自己的局限。所到之处，那神秘莫测始终牵动你要去探寻古老，揭开神秘。车行驶到永昌县路口时，我不由地想起“骊乾文化”。这里生活着一些欧罗巴人。这个中国西北部普通农村里的特殊人群，是古罗马征战的武士，还是逃避灾难的难民，虽至今无法考证，可上溯百年的世态变故，毕竟使这一部群成为这个土地上的主人。骊乾遗址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类是可以通融共处的。
河西之行的一路上，你始终都可以和久远的历史相错而过。在现代人新建的村庄、城市和笔直的公路边，那些古老的废墟顽强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在眼前掠过的各种景致中，最让我注意和心动的便是我熟悉的古长城和烽燧，连绵不断，伴随我一路向西。长城，这个不倒的墙，为西部空旷的辽阔画上了一条清晰的走向。快速行驶在长城沿线的高速公路上，历史和今天的两条线时而分离，时而聚合，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那些汉代的烽火台则静默地注视着高速公路上来往穿梭的车辆。我们在穿越长城垛口时，总想把目光一直停留在那个烽烟常燃的年代。
时光消逝，在河西走廊的宗谱中，依然可以翻阅到那久远的历史。那坍塌的古城关、焚毁的宫殿、已成为废墟的古郡址……在古人类匆匆离去的身影里，唯有这无声的痕迹，依然在岁月的延续中显露着古老的神情，厚重而意韵悠长。
古凉州城探鼓王
翻过乌鞘岭到达的第一站便是武威市。历史上，曾经是河西四郡之一的凉州城。
河西四郡，是丝绸之路上的四个重要城郡，分布在甘肃河西通往西部的兰新交通要道上。酒泉、敦煌郡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就是现在的兰州。
历史上这里也确实是个富庶之地。四千多年前，这里的人便开始使用铜器。当丝绸之路
最早通过祁连山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时，这里就成了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和商阜。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击败匈奴征服河西后，建河西四郡，武威郡便因汉兵的武功军威而设。汉代统治三百多年其间，武威郡曾经文化丰富经济发展。有史料记载：“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魏时这里又设凉州。这个名字一直叫了很久。如今，人们依然习惯称武威为“凉州”。
就古人诗词中对凉州城的描述来说，武威太古老了。而当你进入这座城市，面对许许多多的变化，你又会觉得这座城市很新。尤其是当你曾经来过，相隔几年再踏上河西之路，你就不能不因为这些西部城市的变化啧叹。
从河西走廊的312国道进入武威地界就进入了很宽很气派的现代化公路。进城时必须通过新盖起来的一个高大城楼。据当地人讲，建这个楼花了近八百万元人民币。城楼是按古代建筑样式修建的，翘檐陡壁，雕梁画栋。城门洞里可以并排驶进两、三辆大车。城楼和建在不远处市中心广场上一尊奔马的雕塑遥相呼应，同河西走廊的历史名气极恰当的吻合。在街道上的车和人流中走过城楼，古凉州和新武威在这座城市的喧闹中叠现。你能感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你也能体味现代西部的发展希望。
历史是条长长的河，就像黄河从这片土地流过；历史是条长长的路，正如这河西走廊，千百年古道风尘萧瑟，却留下悠长的痕迹。
十年前，在拍摄大型系列节目《望长城》时，我们沿着汉长城的历史遗迹来到了武威，在这座汉代很知名的凉州城下停下了脚步。为纪录青铜器铸造的历史，我们来到了武威市的一个历史遗迹雷台汉墓。这里曾出土过一个汉代的铜奔马，被称为青铜器之尊。郭沫若先生给它取名叫“马踏飞雁”。这是一件集铸造术、造型艺术、力学原理为一体的完美的艺术品。这尊马踏飞雁珍品，已被作为我国旅游标志。目前，正在争取使之成为国际旅游标志。
记得当年到武威时正赶上中秋节。在一个小商店里，我们碰见了一位老农民，见我们摄像机正在商店拍摄人们买月饼的镜头，便凑过来跟我聊起来。他指着我手里刚买的月饼，带着一丝嘲弄的语气说，城市人吃的这种月饼又硬又不好吃，而他们家自己做的月饼又大又香还嫩，那才是地道的月饼。他说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自己家蒸的白面饼。他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尝尝他们的中秋月饼。我们本来就想找一个农民家拍中秋节，便跟着老人去了他家。
老人名叫杨万里，六十多岁。在四坝乡因敲鼓出了名。他家在这里居住了几代人，鼓也敲了几辈子了。
长城下的中秋节有着传统的习俗。在祭祖赏月的这一天，家家都要做面饼，按他们所说，这也就是最早的月饼。在一个很大的案子上和好面后，女人们就开始把面擀成一张张很薄的圆形，饼子的直径近五六十公分。面擀好后，她们再开始撒香料。撒一层料盖一层饼。他们用的香料都是各种豆粉，有红的、黄的、紫的。做好了饼，就上蒸笼里蒸。蒸熟的饼子又厚又大，香而嫩软。到了月挂高空的时候，全家人便围坐在小供桌旁。老人居中，儿子、儿媳们分坐两边。他们把饼子切成有形的方块，摆在小供桌上。除面饼外，还要摆一些西瓜、葡萄等水果。老人点上一把香后，便举杯朝着月亮磕头。冷月高悬，夜色沉寂，在这个普通农家，不知多少代人就这样虔诚的祈祷月神，企盼粮食丰收，人畜兴旺。
当这种祭祖仪式完成后，人们还要敲鼓。当地人叫“滚鼓子”。这种敲鼓的习俗在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由于黄土地上干旱缺水，人们便用这种擂鼓企雨的仪式，企盼风调雨顺。当然，历史上，这种鼓阵也有用于战争的。我曾经见过威风锣鼓、太平鼓、安塞腰鼓，但是武威四坝乡的这种滚鼓子却独具风格。杨万里从贮藏室里拿出了他家藏的一面巨大的鼓，敲出一串苍劲的鼓点后，肩背小鼓的两队鼓手便一字排开，双腿前弓后登，两队鼓手挥槌舞臂，在空中划出一条有力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
队形变化是滚鼓子的一大特点。细观察他们的队形变化，很像战场上冲锋的士兵，鼓声伴着鼓手们整齐的动作和阵形，前拥后进，勇往直前。在长城下的中秋夜里，这鼓声像战场上的擂击，铿锵有力。 六十年代，杨万里就曾进北京敲过鼓子。这成了他为之自豪的事，也成了全村人的荣耀。
这次来到武威，准备再拍四坝乡的滚鼓子。到了杨万里家却没有见到老人。听大娘告诉我说，在我们到的前一天，杨老汉吐血住进了医院。老人的孙子带我们去医院探望了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一聊起滚鼓子来，老人依然很兴奋。又把当年进北京打鼓的事对我们炫耀了一番。并表示出院后为我们再表演一次滚鼓子。
离开老人来到了四坝乡一个烽火台边上的大场上，村民们穿着整齐的服装为我们表演了滚鼓子。与上次不同的是，传统的动作又增加了一些新编的队形，鼓队的阵容也增加了，而且一批学校的小学生也加入了滚鼓子的行列。在熟悉的鼓声里，我仿佛又看见当年杨老汉在他家小院子的中秋之夜敲鼓子时的那种情景。那轻盈的步态和稳健洒脱的神韵总带着这块土地上一位鼓王不俗的风采。
辉煌的遗迹
河西的张掖人如今有一个最值得自豪的事。在张掖市中心广场上立着一个巨大的喷绘彩画。画中是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挥笔为“金张掖”题字的场面。张掖人告诉我，江总书记两次河西之行，为张掖题了两个“金张掖”。他们的骄傲不是没有道理，这座千年古城，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在河西人手里化腐朽为神奇。如今，已成为河西走廊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张掖位于河西地区的中枢，是连通西部和内地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我们的节目中，曾向观众介绍了许多西部的经济发展状况。可在河西的采访中，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已经享誉国内外。但张掖的大佛寺，依然会让人叹为观止。这里珍藏着目前我国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卧佛身长35米，佛的身后是他的十个弟子，两侧排列着十八罗汉。造型形象生动，可称我国泥塑艺术中的精品。在河西，敦煌的立佛、武威的坐佛和张掖的卧佛，成为三个佛像艺术的经典代表，在河西遥相呼应，出神入化。
距张掖市十几公里处，有一座古代的城池，当地人把叫它黑水国城。资料记载曾为西汉匈奴浑邪王的王城之一，后又置张掖郡。据说隋朝时也曾在此驻兵。传说这座城的建城年代更早。城垣呈方形。位于城西南角有一座方形角墩高大而完整。南墙正中有一个门，城的围墙大部分已坍塌，完好的一部分边墙也已被沙子掩埋。城内有很多古墓葬遗迹，墓葬周围散落着各个朝代的残砖碎瓦。从这里曾经出土过很有价值的墓葬壁画。或许是历史上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漠化进程已使这座城受到严重破坏。离黑水国三、四公里处，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水河。显然，黑水河和黑水国有着必然的联系。
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水河一直流向北方，延伸到内蒙古境内的额吉纳旗，在那片已变为戈壁的荒野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辉煌的历史戏剧。汉代著名的居延郡就在现已干涸的居延海沿岸。这个郡城的占领者曾经统治过河西及大部分西部地区。
与这个黑水国消失的有关传说有许多。其中，有一种说法在这里的老百姓中很流行。据说黑水国在比较强盛时，人满为患，土地开发肆虐。一天，城里来了一个老僧，手里提着一筐桃子边走边喊“卖桃梨”。守城的将军注意到这位老僧的筐里分明只有桃，但他却喊“桃梨”，他立即悟出了老僧是要他们赶快“逃离”这里。当即动员全城百姓离开城池，人们刚离开不久，城便被沙暴摧毁。
行走在黑水国城里，四周静谧无声，阵阵沙风吹过，像是在诉说那段消失的历史。黑水国，这座古老的城垣，不知曾在哪个朝代强盛，更不知衰败在什么时候。无法回避的眼前现实便是：一个辉煌而充满了人类情感故事的城消失了。荒漠化无情地夺走了这座城市并将一切掩埋。有史料记载，黑水国在历史上曾经三次鼎盛三次消亡，原因都一样，强大，便掠夺开发，开发至极便消亡 。我想起一句话：辉煌就是灾难。
戈壁浩瀚，明月如镜，河西走廊负岁月的重负，显出无言的沉重。
祁连山下
2001年2月23日，我们离开张掖，向南驶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是我国几个稀有民族之一，人口1.2万，信奉藏传佛教。
十年前我曾经到过这里，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草原的一个牧区拍摄时，采访过一家裕固族牧人。家里有两个老太太，三个女儿，记得其中一个女儿还为我们唱了一首牧区的敬酒歌：“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个够——”我被主人的热情感动得不得了，在歌声和真诚面前，唯一可以表达的方式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喝酒。主人让我穿上了裕固族的服装，我像一个真正的裕固族牧人，同那位唱歌的牧民姑娘一起策马狂奔在草原上。那个初春的傍晚，我喝醉了。
十年前的肃南之行，裕固族牧民的热情和草原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传统的游牧生活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也无法叫我忘记。今天，当我再次踏上这个地方，总想找到那家牧人，再度体味那草原的壮美和牧人的热情，并想看看他们家今天的变化。汽车驶进县城时，县委领导和宣传部的同志已经在招待所门口等候我们的到来。在餐桌上，我说起了十年前肃南之行的经历，并提出了想找到那家牧民的想法。因为当时我们是在结束了山丹军马场的采访后偶然进了这个牧人家的。如今不但想不起当年去过的地方，就连那家主人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只有可能从当时拍的片子中认出他们，可我又没有带节目来。好在宣传部秦部长几天前刚从张掖带回来一套《望长城》的牒，他当即去家里取来了节目。在餐厅外找了个机器播放后，他们一眼便认出了那位裕固族牧羊姑娘高玉霞，她现在已经是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了。
吃完饭，我们就去了高玉霞家。几天前，她就听说我们要来，小两口从影集里翻出了我们摄制组和他们全家合影的照片，准备去宾馆找我。没有想到我们先一步登门了。对于十年前的那次见面，她记忆犹新。当时高玉霞的一首敬酒歌，曾引起我们一番议论，摄制组的同志们对姑娘的音乐天赋大加赞赏，并劝她父母不要耽误了姑娘的前途，一定想办法让她学习。她父母果真下了决心，在我们走后没多久，便开始为孩子张罗了。经过努力，她考上了西北民院的音乐系。学习结束后回到故乡的歌舞团从事专业演唱。如今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她丈夫是藏族，也在歌舞团从事美术工作。正巧，在我们到了裕固族自治县拍摄的时候，赶上高玉霞的小妹妹要结婚，这是纪录裕固族婚俗的难得机会，借此，还可以领略一下裕固族草原的风情。我们作为娘家最远来祝贺的客人，一起去了高玉霞父母家。
如今的草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草场已经承包给了个人，高玉霞家有了自己的草库伦，有了属于自己家的牲畜。孩子们有的上了学，有的参加了工作，老两口子经营着牧场，有空的时候可以在城里和牧场的孩子们家里走走，日子过得很火旺。
婚礼开始后，周围的牧人们都骑马赶来祝贺，春天的牧场顿时变得热闹起来。高玉霞举起银杯，又唱起了那首敬酒歌，为她亲爱的妹妹，为我们，也为她心中的草原祝福。歌声带着裕固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赞颂，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飘荡在祁连山下。
路经酒泉
二十一世纪刚开头，沙尘暴就无情地沿甘肃河西走廊猛刮了几天。我们在河西连日的辛苦拍摄中，又亲历了一场真正的沙尘暴。车外的能见度很低，我们把车窗玻璃摇紧了，尘腥味还是呛人眼鼻。为了使这个漫长的旅程变得轻松些，我们把摄像机包起来，唱起了欢快的歌曲，当地陪我们的同志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沙尘暴虽然对北京是新鲜货，在这里却是常事，就像是老朋友光顾，没有什么稀罕的。我对他的话体味很深。小时候也曾偶然看到过这种黄沙弥漫的沙尘暴天气。其实沙尘暴早在几个世纪前就伴着人类的土地开发肆虐横行。只是因为历史的局限，人们把它当成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没有引起过足够的重视。2000年，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沙尘暴逼进北京时起，才使国人痛悟到改善生存环境的紧迫性。
穿过沙尘暴，我们的车沿着国道向酒泉市驶去。太阳艰难地穿出尘埃在驾驶室内掠了一下身影，像是要提醒我们这些初到者。和在其它地方一样，我们照样可以沐浴到它的一线光芒。而此刻，雄浑挺拔的祁连山却惨淡地在南天际形成一个脆弱的影廓，时隐时现，一反它过去的巍峨。
《史记》载：“天下富庶，莫过陇右，陇右者，陇山之右”。据说这个陇右就是指酒泉所在地。说起酒泉人们会联想到酒，传说汉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帅数万大军进攻匈奴大胜而归，兵驻酒泉这个地方。汉武帝闻讯后非常高兴，赐御酒派人千里迢迢送到汉军营帐。可汉军兵将数万，不够喝的。霍将军想出了个办法，他下令把酒倒入营帐边的泉水里，与将士们饮酒庆功。从此，这个泉就被叫成了酒泉，因泉之名，这个地方也就被叫成了酒泉。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到过酒泉并留下过一首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如今，这首诗被拓刻在一块大理石碑上，立在已被保护起来的“酒泉”遗址旁边。泉水清澈，使人遥想当年。有意思的是当地旅游公司的一位总经理在李白的诗后又加了一句：“人若不爱酒，不应来酒泉”。智慧而有趣的补充，不仅延伸了诗的内涵，而且形成天地人为一体的奇妙搭配。
历史上的酒泉所辖区很大。当时的河西，地有四郡，隘有三关。因为酒泉郡所处位置最靠西，因而从南到北横亘着阳关、嘉峪关和玉门关。阳关和玉门关是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而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隘口，战略地位很重要。玉门关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起点，因为西域的和田玉要经过这里运往中原而得名玉门关。古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城几万里，欢度玉门关”的诗句，赞美当时这里的秀美风光和经济交流的盛况。到了唐代，通西域的伊吾大道畅通，也就是丝绸之路新北道开始使用，加之海上通道也开始运行后，这里便开始凋敝。从此，便“春风不渡玉门关”了。
穿越雅丹
从敦煌出发，我们的大车在通向玉门关的戈壁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由于前面的探路车没有选好路面，大车经过一段艰难行驶后，还是抛锚在了沙漠中。驾驶大车的赵民虽然技术很高，但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路面，我们把车轮下的沙子清理之后，赵民加足马力又猛冲了几次，也没有成功。这是一种硬戈壁，表面上是一层板结层，底下却是松软的沙子。好在离我们陷车处不远，正有一个筑路队在施工。看到我们的车陷在沙子里，他们迅速开着挖掘机赶了过来。挂上钢丝绳，一直把我们的车拖出沙包。那位负责人还告诉我们，他们会一直等我们拍摄返回来时再帮我们拖车。告别了这些好心人，我们顺利到了玉门关。
如今的玉门关只剩下一个残破的城垣，城关用铁栅栏围着。两个关门成拱形，上小下大位于城墙的中部，四面的墙相对完整，建筑结构依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由于这里早就成了荒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故城。对于玉门关的废弃，很难再找到什么史料的记录，但却有很多汉唐诗人对当时荒凉情景的纪录和描述，最知名的要算唐代名诗《凉州词》了。沿玉门关往西去，可以直通新疆的罗布泊，从这里开始，全是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后形成的雅丹地貌群。
从玉门关出发，我们的大车行驶了近四个小时后，来到了一个路口。这里立着一个水泥的大门，由此向西再走十几公里就到了雅丹地貌群的边缘。这里有个研究站，几位专家在这里等着我们。他们的基地就建在一个雅丹土包里，很像一个原始的洞窟，但里面却很大，可以睡十几个人。用木头拼起来的门上，写着不少留言，都是些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话。这里的人告诉我，这都是徒步穿越丝绸之路或进入雅丹地区的探险者们留下的墨迹。有用钢笔写的，有用圆珠笔写的，也有用毛笔写的。看来这里是一切探险者的必经之路。出于同样的心情，我也用钢笔为我们《走进西部》留下了一个纪念。已经是中午了，大家决定抓紧时间吃些方便食品后就进雅丹。这时候研究站也开饭了，我额外的得到了一盘拌面，我们把它称为“雅丹拌面”。我把摄制组带来的鸡蛋都集中起来给了研究所的小伙子们。算是我占人家便宜的一个补偿。在风沙扑面的野外，吃一顿这种素炒葫芦瓜片拌“腰带面” 着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吃过饭，把大车停在研究站后，我们便分乘几辆越野车进入了风沙中。行进在一座座怪石嶙峋，造型各异的雅丹群里，仿佛进入了远古年代。我们找到一个视线比较好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雅丹群的全貌。雅丹千姿百态的分布在沙漠中。有的像古代的武士；有的像静卧的猛兽；还有的像一个古代的远征舰群正出发在茫茫大海上。在西部遥远的地界上，竟奇迹般地万年静躺着这样的奇观。惊叹之余，生发出对西部历史和西部精神的无限深思。西部不美，但西部雄浑壮阔，西部不秀，但西部俊俏坚实。望着它的无尽和悠远，你想不可名状的落泪，你感情的荡漾会冲破自己的胸怀去承受苦难的煎熬，你那激动的心情也变得沉默的感奋形成男人身躯里涌动的无限力量。这不就是西部吗，这巧夺天工的伟大，分明只在西部这个土地上拥有而不能容一丝的人工臆造，这不才是西部吗，那恢弘的苍茫中蕴藏着千古不死的生命。
西部是个让人思想的地方，西部是个让人奋勇的地方。站在这个历史的遗迹中，沙风撩动千年的追思，你会想到，自然界的无限，会使自己变得实际许多。在这无限大的空旷和如此渺小的我来说，生命顿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不，楼兰都消失了；罗布泊也干涸了，还有那商队、古丝路的驼铃声……在漫长的进程中，有多少出现又消失了的呢？
离开雅丹地貌群往回返时，我们又到了那个立着水泥门的路口，我注意到水泥门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听大漠风望祁连雪，又回古郡敦煌”，下联是“吟凉州词唱渭城曲，重走阳关大道。”这句话多少是这位笔者从雅丹出来之后的一点感受吧。但此刻，我的感受远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祁连山北麓的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但与玉门关相比却年轻许多。据说，最早的嘉峪关曾经是个收税站，从明代开始不断在加修扩大，加之从这里通往内地的交通位置越来越重要，便形成了现在这个规模宏大的建筑。也成为河西通道上的第一大关隘。
从嘉峪关西楼上府视兰新公路、兰新铁路平行的穿过关城下的古长城向西延伸过去，东来西往的火车、汽车川流不息，把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连接在一起。作为一座关城，嘉峪关已经寂寞百年，作为一个历史，这座关城也在关注着新城嘉峪关市的变化。嘉裕关市不大却很热闹。最早，因为有这个关门而有了这个城，后来，因为有了嘉裕关城的钢铁厂而开始繁华起来。但如今，来到这里的国内外客人，大多都是慕嘉裕关城边的敦煌而来的。
敦煌，大地之圣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敦煌都是最惹人注意的。
为拍摄甘肃省旅游发展的内容，《走进西部》摄制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的负责同志婉言拒绝了我们的拍摄。理由是没有国家文物总局的批文，任何媒体不得进窟拍摄。我们随即以关于旅游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为题采访了研究院的领导。
2000年在敦煌举行了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回顾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讨论中，专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敦煌文物的保护问题。在我们的采访中，常碰到这种情况，旅游行业大谈以文化优势发展旅游，而文物工作者则强调保护而尽量禁止游客进入，这种抗衡一直进行得如火如荼胜负难分。作为采访时的我们无法对此发表更多言论。历史，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可不走近就无法深入了解，可为了了解而使我们不多的历史遗迹消失更使我们痛心。但被采访者的答案聪明而令人满意，即保护又开发。我心想，中国的文化传统必然要他们做出这样一个辩证的回答，这也是肯定的回答。
来到敦煌，面对那些古老的艺术创作，留恋兴叹之间，总按捺不住地想找到敦煌莫高窟享誉海内外的缘由———藏经洞的发现。
我国敦煌的名气很大，而这个名气是伴随着敦煌文化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而产生的。 清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零零年三月七日，莫高窟的一个道士王圆逯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这一发现震惊了全世界，被学术界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洞中所藏文卷涉及天文、地理、医药、历史、文学、宗教、社会科学等内容。
正如著名的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所说：“整个中华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写道：“王道士完全不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由这个洞穴建立；一群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从这个洞穴吞吐”。
藏经洞的发现，也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掠夺者。正值世界列强的八国联军刮分中国之时，国土遭受涂炭百姓聊无生计。这时，八国联军的文化掠夺者也乘势而入，看中了敦煌宝地那个愚昧无知的守门人王道士，廉价从他手上拿走了近万卷文书。有些蚕食行径和掠劫方式令人发指。
第一个进入敦煌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他仅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敦煌文书两大包。接着而来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敦煌一呆就是几个月，凭着他熟练老道的文物鉴赏能力，相中了藏经洞珍贵的各类经卷和绘画作品，只花了一百多英镑便买走了满满二十多箱中国的文物。紧随其后的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有法国人伯希和、有日本人吉川、桔瑞超、丹麦人索雷森等。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敦煌成为了这些盗窃者们发际的天堂。而中国的敦煌也因此蒙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劫难。“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但是，随着敦煌文物宝卷被掠夺，敦煌的名字也响遍了全世界。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敦煌学研究的热潮，同时，也出现了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说法，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在一个很长时间里受到来自国外的无端歧视。
其实，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很早已经开始。只是因历史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形成系统的体系。仅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曾有很多立志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士，对莫高窟的艺术进行过收集和整理。清代一位学者叶昌炽在1903年就看到了藏经洞的遗书。他对一部分画像和碑刻进行拓片整理，著书出文。他是第一个在著作《语石》中介绍藏经洞出土的经卷文物的人。后来陆续有国人出书论证，介绍中国出现的绝世文化遗产。陈垣先生所著《敦煌劫余录》；贺昌群先生有《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文章，都开始把敦煌文化和敦煌学向世人推介。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著名的画师张大千带着妻儿，赶着牛车，踏着西部漫漫黄沙来到了敦煌。面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时，他被震撼了。他以一个中国文人的自豪感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两年多时间临摹壁画，整理登记编号。1944年，他把利用几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在成都、重庆等地进行展出，使中国人为自己国家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惊叹。
建国以后，政府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上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使敦煌学研究进入了更系统完善的轨道。时值今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2000年在敦煌召开的盛况空前的敦煌学的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成就，国外研究者不得不承认，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现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了。
敦煌学终于回到了中国。
敦煌：敦，大地。煌，盛也，那么，敦煌也是大地之盛了。
魏晋时期的佛人乐樽在三危山感悟佛光，惊崇之下，在崖壁上刻下一尊佛龛，后来者争先效仿，形成举世闻名的石窟艺术群。也成了佛人们顶礼膜拜的大地之圣。然而，对今天来说，如此宝贵的文化珍奇，又将怎样由我们把它保存下来呢。
当我在莫高窟的洞窟间穿行时，总有王道士的身影出现。在当年发现经卷的藏经洞前流连思忖且生出说不清理不顺的万头思绪。单从藏经洞发现来讲，王道士已与敦煌名气齐名，但褒语不多，只能在王道士圆寂后，弟子们为其立的墓志中看出一丝雀迹。
王道士守佛地百年，不断修缮佛尊，可谓力在当时，功在今日。可他用藏经洞的珍贵文物变换小钱修固佛龛的苦劳，却无法与数万文物流散国外的罪过相抵。但这一行径的结果，客观上又使中国千年文化被世人叹睹。虽然代价昂贵，却声誉斐然。是功是过，是贬是褒，至今也未分出个子丑寅卯。
观赏了洞窟壁画后，心被壁画上灿烂夺目的精湛艺术所牵动，更为失去那么多文物而惜痛。走出洞窟从远处向上看去，三危山群窟被洒上了一层金色的太阳余辉，我长时间注视着那里———敦煌，让我心动。
（2001年9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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