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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二】
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非常有名，叫陈焕生上城。小说写了一名叫陈奂生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的种种故事。其中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陈焕生从来没有见过席梦思床，他还会上去跳一跳，试一试，这样的细节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篇小说可能正式反应了当时真实的农民刚刚进城时的现状，这篇小说还获了大奖。在当时，农民想要进城，可以说亮的一直是红灯，寸步难行。但是由于改革，农民进城路上的红灯就慢慢变成了黄灯。你可以进去，但是还会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我们的很多农民朋友就在黄灯之中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慢慢进了城，这个队伍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但是毕竟是黄灯，名不正，言不顺，很多农民朋友在城市里受的苦可以说非常的多。但是到了这两年，人们发现，无论是中央的决定还是政府的报告，农民进城的路上，黄灯都变成了绿灯。但是一切都会快速的发生变化吗？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像当年陈焕生那样的身影越来越多，岳相春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已经32岁的岳相春，在北京打了8年工。辛苦劳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让岳向春苦恼的是去年被工头欠下的工钱至今还没追回来。
岳向春：“干活儿期间，各方面安排的挺好，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的情况下，（接点）告诉我们说等一个星期他把支票倒回来就给我们拿现金。结果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也没想到，当时就失去联系了，手机、电话都不通，打到家里的电话，告诉这人老不在，我们就着急了，眼看就快过年了，大假货干了几个月，家里都指望那点钱回家过年。”
和岳向春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28个同乡。几经周折，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岳向春终于走上了法庭，然而拖了半年才公布的判决结果却让人无可奈何。
法院裁决的理由是由于我们不能再提供被告人，也就是欠我们钱老板的详细的第二个下落，第二个住址，给予驳回，驳回我们的起诉。他有明确的身份证，是北京市芳草地的人，法院拿他没办法，我们就更拿他没办法。
就是这样一个合法不合理的判决让大家伙半年的工钱成了泡影。今年一年到现在，岳向春刚刚接了一家医院的一个小活。
相信岳向春的恐惧感存在于大多数农民工的心中，他们中很多人缺少生产技术，因此普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农民工不仅身体状况、劳动报酬没有保障，有时甚至生命安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在各地煤矿每年死亡的6000多人中，基本上都是农民工。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从事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城市的繁华建筑在他们的汗水之上。 但他们的付出却远远多于自己的所得，而就是这些微薄的收入，却承载着几乎是几亿人的希望。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去年农民的劳务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17％左右。在去年和前年的农民收入比，增量部分去年比前年大概农民收入增加了110元，其中劳务收入就占到41.8％。
从农业部的统计来看，去年农民工的流动数量是9400万左右，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业的80%和纺织业的60%的务工人员都是农民工。今年上半年全国的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9010万，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至一个亿，而现在中国农民工的人数正在以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着。
【短片三】
在城市的路口您会发现，当交通指示灯刚刚从黄灯变成绿灯的时候，路口的车并不会立即的开起来。因为它还需要一个启动的过程。那么对于农民从离开土地到进入城市，黄灯变成绿灯的状况恐怕也大致如此。从启动到拥有一定的速度还需要时间。这次温家宝总理在重庆的云阳向当地的农民主要问了以下几个问题，家里几口人？粮食够吃吗？养的猪好卖吗？柑橘多少钱一斤？土地蓄水后土地还够不够种？孩子们都能读上书吗？上学一年要花多少钱？农村电费降了多少？家里有几个人在外面打工？移民补偿金收到了没有？从这些问题上看，这些是总理最关心的，但也正是这些问题反应了当地农民生活的现状，都是最基本的需求，离富余的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这一次，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黄灯变成了绿灯，那么之后，他们的路会怎样走呢？
“总理亲自为农民讨工钱”的报道，在让人们感到温暖的同时，也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思索。本周，一些媒体就这样认为，“总理对熊德明的关心更应该是一种示范，一种启示”。“这种特事特办的方式，让人担心此类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希望不久之后，媒体上有关于农民工资问题、生活问题受到充分重视，找到解决之道的好消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公平的对待民工，或者说要善待民工。我们国家现在外出就业的农民，规模已经接近一亿人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农村的发展面临着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现在城乡居民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三倍以上了。”
25年来，城市经济在不断发展，农民工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然而我们在庆祝25年来的改革成就并享受它的丰盛果实的时候，却忽略了付出同样甚至更艰辛劳动的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这种不平等境况，已经受到全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在北京、广东、河北、河南等地，司法行政机关近年来加大了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力度，今年9月，石家庄市司法局带头联络全国32个大中城市的司法部门，联手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维护权益。
北京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屈新峰：“ 通过法律援助这条渠道来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目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我认为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如果说要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不仅有赖于完善的法律援助，还有赖于方方面面政策与措施的完备，那么凌驾于这些之上的，首先应该改变的，却是顽固根植于许多人头脑中对“农民”二字的歧视。
国家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首先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的国民待遇，这是一个大的方面。在这个前提下，对农民从事就业的工种，进入的领域应该一视同仁。”
张红宇提出，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便于国家制定有效的政策；二是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三是为农民外出提供有效信息，建设信息体系；四是建立法律援助体系。
国家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 千方百计促使农民工流动，走上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轨迹，这样通过几方面的努力，是农民外出打工环境更加宽松，从而也使劳务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来源。”
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今后的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首次明确提出，要“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这意味着在今后，很多就业歧视政策将被取消，多年城乡差别形成的地域歧视将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将日益模糊并逐渐消失，这些改变显然无法一蹴而就，但却是我们今后多年努力的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保护外出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外出就业，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就是要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可以平等，这样可以加快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可以逐步地来解决城乡之间的不合理的二元结构问题，最终要加快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对中国来说呢，农民工可是一个新的词汇，接下来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一看。首先您可以把农民工这个工理解成工人，在过去，工人、农民、解放军可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农民工这个词现在可就把农民和工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接下来您还可以把农民工这个工理解成为工作的工。随着改革的深入，土地上的富余劳动力可以说越来越多，如果他们不能在城镇中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们的生存都会有问题。接下来您还可以把农民工的工理解成为工钱的工或者工资的工，拥有一份城镇中的工作，具有了某种工人的属性，然后获得一份土地之外的收入，对于农民改善自己的生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毫无疑问，如果仅靠农业和土地本身来解决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而农村和农民如果不能真正的富起来，中国的改革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关注农民工，绝不仅仅是在关注一个群体，而是关注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不过，绿灯已经亮了，一切都会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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