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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专访常香玉--解放前的戏子生活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2日 18:15

  朱军: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采访,我想常老师心里有很多感慨,我们都一样。但是我听到的是常老师一生当中带给我们观众的,无论是戏台上的唱腔、做派,还是一生的为人,都是那样美好,留给我们心间的都是一些美好的记忆。但我知道,其实从旧社会,我们叫旧中国走过来的艺人,在她的记忆当中应该不完全是美好的。我想在旧社会的时候,艺人的地位非常地低,下九流,基本属于乞丐那个行列的,甚至于有些时候,那时候把艺术家叫做戏子,甚至于在地位上还不屑于对待乞丐那样去对待他们,所以地位非常地低下。那我们就特别想知道,您那个时候为什么就去学了戏了?

  常香玉:我是九岁开始正式学戏。九岁之前,我老父亲他是个演员,他带我到旧戏班里去过几次,我在那儿,在这个旧戏班里头待了几次,我就心里头记住了一些事。什么唱戏怎么个唱,怎么个甩大辫,我们有个戏叫《甩大辫》,我看了以后,心里头光想着剧团里的事。为什么我那样记得清楚呢?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到那个剧团里去,到那个戏班里,我老父亲是个演员,到那儿都对他照顾,我都吃得可饱,所以我就很想学戏,我就回家没事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翻个头,打马车滚,就是叫窝跟头,小时候在我们巩县山区,山沟里头。我父亲带我上旧戏班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的事情,就是他那一天,他们那个剧团、那个戏班演的是《秦香莲》,秦香莲跪那儿求王相爷的时候有一大段戏,我跟我父亲上这剧团的时候,恰好他们那一天演那个戏里头缺一个秦香莲拉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缺一个小孩,我就是一个那么高的小孩,人家就说是,我父亲的戏名字叫张福先,他说福先哥,快来快来,你来把孩子交给我,叫她随着金枝,金枝上前台,拉着她上去,就是伺候王丞相的那个人,抽的时候叫她下跪、下站,抽她的时候,她要哭,娘啊,我的娘啊,搂着她娘哭几声。我老父亲告诉我,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秦香莲跪那儿唱,我俩是跟秦香莲对着身子坐呢,对着背坐呢。秦香莲唱完了这一但结束的时候,要拉我走的时候,我就不站起来,我不知,道睡着了。

  朱军:睡着了。

  常香玉: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个这样小故事,我心里一直记着觉得怪可笑的。

  朱军:这应该说是常老师,从这一点儿上看,这个心态就已经垫底了她必将成为一个大师的基础。你想第一次登台,既然能够那么自若,能够睡在台上,那时候九岁,这小朋友九岁吧?

  常香玉:我那时候还没到九岁。

  朱军:还不多九岁。您刚才说了您的父亲叫张福先,那应该您姓张。

  常香玉:我是姓张。

  朱军:但后来为什么改姓了常呢?

  常香玉:改姓常那就学戏以后有很长时间,我再说一点儿,我为什么九岁的时候学戏?九岁时候学戏时候,是因为到了年纪要送童养媳,咱们好多同志,好多朋友们,老一点儿都知道童养媳是很难当的,既是人家家要一个童养媳,到人家家跟人家买的小毛驴一样,就是使唤你了、用你了,到你十五六的时候,该上头的就上头,这叫上头。我到九岁的时候要送童养媳,我姑姑要给我送走,我老父亲不同意。老父亲就看我是个演戏人,是个材料,可是一说这就是说,闺女家还能演戏,丢人丢死了,又是下贱的戏子,臭戏子,死了不能入老坟,等等等等,我那姑姑就说,千万不能做这儿,要不咱俩该短亲,跟我父亲吵得很厉害,我老父亲就这样决定了,我也上去抱着我老父亲的腿,我非学戏不中,从这就跟我姑姑闹决裂以后,老父亲带我上民县走了。为什么老父亲家里穷成那样?老父亲是演了一年的戏嗓子就坏了,别人是,以他的说法就是有人把他的嗓子坏了,突然没有声音了,那么老父亲就教我学戏了。这时候就到民县来了,带着到民现的窝班里去了,他那不叫科班了,叫窝班,窝班,小窝班。土煤窑上供的一个小窝班,我先到那个小窝班里头去学,到小窝班里学着还得要练武功,就是翻跟头,拿顶,打马车滚,等等,这些武功。

  常香玉:在这个戏班里头,他那个戏班是三天一转台,或者是五天一转台,都是自己扛着自己的行李,拿个雨伞,就是这样走路,都是这样子。农村当时的戏台也没有戏台,就是临时几个村庄凑点儿钱,搭一个台子,用杆子搭一个,台子上用的啥呢?有时候用席片,用席啊,专门,农村叫高粱杆,高粱杆挤的薄,薄是一卷卷卷的很粗,一拉拉开很长,很长就圆圈围了一圈,上头木板搭了一个台,上边铺一条席,就这么搭了一个地方,这就是演出的广场。另外还有一种戏楼,现在农村还有。戏楼它就是上边是戏楼,下边能走人,也能走车。就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我十来年以前,回我巩县的时候我还看见有,就在戏楼上演戏,那都很穷。这农村演了一段戏以后,我老啊父亲就就给我,从郑州给我请了一个京剧老师。一个京剧老师,就教我,老父亲那时候我们,请京剧的老师也是要花钱的,一月给老师几块现洋,这老师教我一出戏叫,那个戏叫啥?《盗御马》。教了四句戏我七天都没有学会,你说这笨不笨,小孩就笨到这个程度。老师就打,老师打,打了一阵,几天就记住了,记住了后来就唱,唱了有办个月,学了有半个月,我老母亲就说了,说这些天还不往下教,这到几儿才能学会这一出戏,一得往那儿拿钱,拿几块现洋。那时候都是磕头拜师,顶得家法班,老师打死,打死人无论,打死就该死,也不能找老师说什么。

  常香玉:后来有一天我老母亲,时间都一个多月以后了,我老母亲就说了,你该往下教了,孩子都会了。我老师叫葛艳亭,就拿,他手上挂的藤子棍,他就抽了我几下,抽我几下他生气了,就给我弄,就像这椅子,咱们这椅子,背对背,这样对着,一条咕咚,让我在这里头走马车滚,让我在这里头走(飞绝),让我在这里走(胡条),就走这些东西。我没有这个工夫,我一弄就把腿都磕着了,后来他又叫我上桌子上往下翻,我也翻不成,后来翻不成他就打我,打了以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看来这儿也是挨打,在家里头也是挨打,这人咋过呢,自己心里很痛苦,我就站那儿哭了,一哭了老师急了,从今天起我就不教了,你们走吧。我老母亲拉着我,没有看着我就扑腾一下跳到台子底下,就把我身子都磕烂了,脸也磕烂了,顺脸上流血,我老母亲说,再也不来学习了,就走,回到民县,我老父亲说你回来不对啊,你回来戏怎么学成了,戏不打不打成,走,就又回到民县,回到民县我老父亲说,你这回来不对啊,你回来这戏咋学成呢,你这功咋练成呢,戏是苦出不打不成。非打,老师不打是不真心教你,对你不严格是不行。这他就是回家,我老父亲说没办法了,我教吧。就在这个剧团里头继续学下去,这学了一出戏了,这又有一个笑话,我是小孩吧,我也不劳动,不知道是咋回事,戴那么长的胡子,戴到嘴上,上前台唱。上前台,站在那儿唱,唱了慢板,叫开板以后,一唱,胡子戴在这儿,碰到我鼻子上,我往下一拽,又碰到下边。这胡子弄不好戏也弄不好,最后我急得一扭脸,把这胡子拿下来,放在桌子上,站前台唱,唱得带劲,唱到完。

  常香玉:这是个笑话吧,我一说,我也觉得可笑,后来想想也不对。从这儿以后,有的人就说,这个孩子你不用现在打她,打这么狠,她会成功的,这孩子不是个笨人,剧团的师傅都这样说。后来我的老父亲在农村学了一段以后,就到郑州来了。到郑州就搭了周海水的戏班,到周海水这个剧团里头,头一天就给我安了一个小马童。周师傅他那时候是个名演员,剧团里头有我们,玉溪调里有三张,这里头有周海水,还有一张,叫张同庆,唱得很好。头一天就给我安了个马童,我就上去,在马没有出来,周师傅没有出来以前,我就上头翻跟头,翻的啥,连续打马车滚,又打的胡条,又往前翻跟头,也说是轱辘毛,轱辘过去,一个双叉劈开,一个双叉劈到那儿以后,走五龙交珠,五龙珠一走,观众欢迎得很,说这小妮子,哪来的小妮子,这小闺女真好,都来叫好,周师傅不知道,说戏没有这么叫好的,说这是弄啥错事了。周师傅站在前台说,老少爷们儿您给我俺提提俺咋了?小妮唱得老好,小妮翻得老好,叫她再出来翻一次,就是要是个这儿。周师傅下来就跟我说,再上去照你前头走一遍,这个功你再练一遍。我又练一遍,又照着练一遍,底下的观众高兴得很,有的把钱放在台子上,有的把手绢放在台上都给我了,都叫我拿走了。有的说是,你拿着钱去丸子粥吧,乖乖。

  常香玉:周师傅也滑稽啊,你不仅给我演戏了,你还给我挣丸子汤喝。

  朱军:挣丸子汤喝。

  常香玉:这是一个小故事吧,小事吧。在学戏当中,这一年我就学了《秦雪梅闹书馆别夫带吊孝》。最早的一出戏我学的《红月娥悲悼》。《红月娥悲悼》的戏大,《秦学梅吊孝》是一个人的戏,可以很长很长,站的人不多。老父亲给我教闹书馆的时候,就带郑重的边上,现在农村还有大车,前头套牲口,套牲口、马,往里拉东西的那种车。到晚上的时候这些人都凉快了,有的吃饭,有的谈闲话的,都在边儿上坐坐,在车上坐坐。我老父亲他给我教戏的时候,我也在车上坐着,教到唱不好,教一遍不行,教两遍不行,有一遍唱得很好,我老父亲就说就照这儿不准再变了,第二遍就唱不对了,你看这就是欠挨打。

  常香玉:我老父亲说再唱,唱唱,还唱不对,他越吵我、越打我我越唱不对,打得厉害啊,我老父亲打得厉害啊,不是一般的打。打的最后拧着我的嘴,大拇指头到我嘴里就这样揪着,你这嘴皮子怎么不使劲,你的牙关子咋不使劲,就是这儿,就是说我唱戏不吐字或者不使劲,他老说我不使劲。小一点,我劲咋使啊,不知道啊。这打的太狠啊,一脚给我踢到车底下了,踢到车底下嘴磕烂了,就顺嘴流血。旁边坐的老乡们不愿意了,说这就是人贩子,说我父亲是人贩子,当时几个农民给他弄住,三四个人把他弄到,他们身上出的,农民身上出的大带子,就是那个布,上去给我老父亲就绑住了,一绑绑住,两人就给他架到,当时可能有农会。架到那儿,给他吊起来打他,给我老父亲打的,老父亲说我不是人贩子,我也不是要的,是我的亲生闺女。人家不信,这又叫我去,我的脸啊、嘴啊都肿了,我就跟着去,我妈也哭,反正都去了。到那儿去了,我看见父亲在上边吊着,到那儿一看父亲吊着,我父亲低着一个头,闺女,你来了。我就扑腾跪那儿,抱着我爸爸,这是我的亲爹,这是我的亲爹,你不能再打,不能再打。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的父亲卸下来。卸下来,我就跟我父亲一块回来,农民说是,我不知道,我当你是人贩子,哪能给自己孩子打成这样,以后不能这样打了。有的农民亲我,又给我端的汤,端的水,荷包的鸡蛋,到那儿以后,我老父亲抱着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这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了。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戏得学。我说我以后听话,我哭着、喊着,就这样子。所以我老父亲在河南,很长时间都叫,一看见张福先说,人贩子你别来俺这儿,他提起这事伤心啊。我老父亲常常说,戏是苦虫,非打不成,它就是这个教育方法。

  朱军:戏是苦虫非打不成。我知道当时您的老父亲张福先老先生教您学戏,并且打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宁可让我打死,也不能作为童养媳卖出去,让别人给打死。

  常香玉:对。

  朱军:是这样吧?

  常香玉:是。因为我有四个姑姑,打死了一个,打残了一个。

  朱军:都是童养媳出来的?

  常香玉:都是童养媳,对,对,对。老父亲就是因为这,不叫我当童养媳。说我打不死了我给她一碗饭吃,就是这个心情学戏的吧。

  朱军:其实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你的老父亲的的确确,我们不敢说他是远见,其实是一种生活所迫。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况下,当时那样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您的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让您学戏,确确实实需要坚强的勇气。

  常香玉:对。我老父亲这个人很讲义气,别人说他就是,你这个人只折不弯,他是个这样人,很义气。

  朱军:非常坚强的一个人。

  常香玉:非常坚强。就在这个事件,周师傅这个剧团要带我上开封,上开封去演戏之前,我老父亲说,我回巩县一趟。回巩县一趟,先派人回家,就是说巩县,我那时候学了有两三出戏,一出戏叫《曹庄杀妻》,一出戏是叫《上门楼》,就是桃花庵里中间有一段,一出戏叫《阴阳河淡水》。要回家给巩县演一演,才上开封的。一听说我要回巩县,我那时候的名字叫张妙龄。

  朱军:就是最早的名字,张妙龄。

  常香玉:最早的名字,张妙龄,还没有改名字呢。你刚才不是说怎么改名字,这么长时间以后,就是因为要回去,这姓张的家知道了以后,就给我们写信,给我爸爸说,给我父亲说,你只要敢回到巩县我打折你的腿。姓张家,不要这样丢人败兴的人,姓张的,张福先,我老父亲的名字叫张茂堂,家名字叫张茂堂,戏名字叫张福先。他说张茂堂这个算给咱祖宗几代人都要丢光了,不许他进巩县,进巩县打折他的腿,不准,姓张家不要这号人。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在巩县的车站办了一个小食堂,这个小食堂啥叫食堂?就是他站在那儿下面条,五分钱一碗,这么大一碗面条,里头搁点儿黄豆牙,就是这个,我老父亲的朋友,他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上郑州去了。

  常香玉:他说,不是因为你姓张,张家人嫌你唱戏丢人,不能入老坟,你现在这都不说,你改姓,这孩子是我的孩子,我姓常就让她姓常。这时候就认了这样一个干爸爸,他叫常辉青。我爸爸马上叫我磕头,今天就姓常了。干爸说,给孩子起个名,不要姓张家原来起的名,我爸爸想了半天,我爸爸说,这个孩子的脾气、个性敢干、敢说、敢干,这个脾气跟这个个性,叫香玉吧,为啥呢?他说楚霸王叫香玉,他不知道是项羽。

  朱军:项羽,所以叫香玉了。

  常香玉:所以叫香玉了,他还解释呢,我起这个名可好。香是到处都很香,玉是很磁、很硬,这是我老父亲,老父亲也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就是这儿,他把我叫成香玉了,以后我叫常香玉。后来才知道楚霸王的名字叫项羽,不是香玉。

  朱军: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想过要改回来?

  常香玉:没有,没有想着改回来。

  朱军:为什么?

  常香玉:那你没法儿改,你要想改回来,群众也不愿意,是剧团的人也不愿意。

  朱军:于是常姓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常香玉:有一次我父亲说,你给人家过继了,我也给人家过继了,我也是常老先生,称他称常老先生。人家外人不知道我不姓常啊,是这样子。

  朱军: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姓常的老先生,我不知道您认识不认识,咱们一起请上来好吗?

  常香玉:慢慢的,待见,待见。她叫待见,她就是我那常老大的闺女,她叫待见,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你了。我跟待见俺俩一个床上睡过多少年,在她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你还怪好了。

  待见:你也好吗?

  常香玉:好好,好好。

  朱军:快坐。

  常香玉:他是谁?

  待见:他是我的孩子。

  朱军:待见的孩子。

  常香玉:你的孩。

  常香玉:朱军,你老好啊,把待见给我弄来了。

  待见:你也挺好的。

  常香玉:我也挺好的,好好好。

  朱军:待见,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意思,待见,河南话的待见,待见是啥?喜欢的意思,常待见,是这意思吧?

  常香玉:是这意思吧?

  朱军:是这意思。应该说您老也是常老师那段时间的见证人,刚才说,你们在一个被窝里滚了很长时间。

  待见:她的模样也长的也像他老父亲。

  朱军:这张相片是常老先生吗?

  常香玉:他原来瘦了,原来胖,他原来可胖了,这时候瘦,他原来胖,原来可胖了。

  朱军:原来开饭馆的时候胖,后来开不起了就瘦了。

  常香玉:这个老头可好,早俺俩在他家住,晚上回家了,给我做烧饼夹肉可香了。

  朱军:现在还想起来还是依然那么香。

  常香玉:到饿的时候想起来烧饼夹肉,我都嘴里头流水。

  朱军:在您的记忆当中,您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待见:我父亲是开饭馆的。

  常香玉:老实得很。

  朱军:老实得很。但是就是那样一个老实人,为什么在当时那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宁可收这样一个当时称作为戏子的这样的一个干女儿?

  待见:他也喜欢戏。

  朱军:他也喜欢唱戏。

  待见:也喜欢。

  常香玉:喜欢,老头可喜欢我。

  朱军:那是因为您当时唱得好啊?

  常香玉:那时候还小,唱得一般吧。

  朱军:唱得一般,在您的记忆当中跟常老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常香玉:最难忘的吃烧饼夹肉。

  朱军:就是烧饼夹肉,除了这个再没有什么了?

  常香玉:他待我跟他的亲闺女一样。他从洛阳背蒜薹背到我家。

  朱军:背蒜薹?

  常香玉:我喜欢吃蒜薹炒肉。老头给我买的蒜薹背到我家,老头待我可亲。

  朱军:待你特别好。

  常香玉:可好。

  朱军:那一段时间,你改了常姓之后,再回到过巩县吗?

  常香玉:那是以后了,这不是到了巩县以后了,改了姓以后我回去了,回去演戏了。改了姓回家又演了一阵戏我就上开封了。

  朱军:那家里的人,就是当时巩县你的亲戚张家的人。张家人,他看戏,他也不管,我也不跟他联系,就在泗水荥阳,我就在那儿演戏,荥阳泗水这一带,不在我的村里头。

  朱军:村里就不去了。

  常香玉:根本不去。巩县也不在那儿演,都在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村、一个乡就是泗水,现在就是荥阳泗水,就在这儿演戏。

  朱军:你们二位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待见:就十来年了吧?

  常香玉:何止十几年,你想的,多少年,几十年了咱俩没见。我跟…见过,他去找过我。

  待见:他老了我也没有回去。

  常香玉:他老你没回去。

  朱军:好长时间没见了,十多年没见了。

  常香玉:不是十多年没见了。

  朱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没见了。

  常香玉:今天你把她弄来,就是记她的名记得准,我俩在一起时间长,所以今天她来我特别高兴。

  朱军:谢谢,谢谢。

  待见:多少年没见面了。

  朱军:我想二老一定有机会再在一起叙旧,咱们这样,在我们这儿只是一个短暂的见面,等我们节目完成之后,二老再好好聊,好吗?谢谢,谢谢待见阿姨,谢谢。您先在下边坐一会儿。

  朱军:刚才咱们说到了,您跟着常老大改姓常了,并且老父亲一个差错起了一个常香玉,其实现在想起来常香玉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听,虽然是把项羽那个字没搞明白,但是常香玉这个名字确实非常地好听。那后来,据说您在十几岁的时候,在河南就已经很红了。

  常香玉:那不就是郑州演那个马童。

  朱军:就从那时候开始。

  常香玉:那时候老会唱戏了,后来就是上开封了,上开封那年我11岁了,11岁的时候我就上开封之前准备了戏。准备了啥戏呢?准备了一个《曹庄杀妻》,准备了一个《上门楼》,一个《杀王藤》。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戏呢?这个戏里头都翻跟头。

  朱军:都是有跟头。

  常香玉:都有跟头。

  朱军:那是因为那一次演戏翻跟头尝着甜头了。

  常香玉:对了,这可能。我在那儿11岁进去,跟着人家剧团,我那时候我只管演戏,报上都没有名。那个海报,也是很大一张海报,上面就没有名,那时候还是没名呢,光吃饭,光在人家那儿,给人家传个靶子啊,上个小孩啊,我演个小…戏啊,就是这儿。

  朱军:那后来真正地在一部戏当中顶大梁是在什么时候?

  常香玉:也是在开封一段,我慢慢慢慢演出,我到开封演出的戏就是《曹庄杀妻》啊。《曹庄杀妻》,上午演这一场戏,我演曹庄,到晚上演这一场戏的时候,我是教士,我是男的女的都演。我老父亲是让我小生、武生、丑角、老婆,什么角都让我演。

  朱军:就是各个行当都去学了。

  常香玉:各个行当都叫我演,这个时候,这个《曹庄杀妻》一演,观众就买了,观众就觉得这个女的里头会翻跟头的还真没有,那时候女的学戏很少,都很少。我一翻跟头这不是观众慢慢都喜爱了,就唱小出戏,这时候周师傅他就说我老父亲,赶快给孩子排戏,排大戏,就给我排戏,就是练啊、唱啊,后来又唱了年班的时候,就唱中间这个戏了。你比方一晚上三个戏,三个戏我唱中间这个戏了,那中间那叫中轴。中轴压不住的时候,人哄哄的,观众不看,给那乱哄哄,他坐不住啊,我一上去演《曹庄杀妻》或者演《上门楼》,观众就坐住了。坐住了,这时候我都12岁了,12岁这一年周师傅都给我钱了,我都有身价了,一月就挣八块现洋,养活这一家人,我弟弟,我父母,挣八块。老父亲、老母亲高兴得不行,我老父亲一高兴就说,我的小名不是妙龄嘛,冒领娘赶快给孩子蒸肉卷,把那肉给孩子多撑点儿。这是老父亲对我就高兴。

  朱军:给你的奖励,多撑点儿肉的肉卷。

  常香玉:很快我老父亲,我老母亲就给我父亲做了一个新棉袄,里边三新。孩子挣的钱,他穿上心里高兴。穿上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都怪好,说话不吉利,没几天,我老父亲的师兄弟,他跟剧团一块拜师傅的一个弟弟去开封找他了,没有办法了,他一看见他这个师兄弟,他二话没说,我老父亲就把他那个新棉袄脱下来了,一脱给人家我妈妈不高兴啊,妈妈说,你看,穷成啥,穷得当当响,你现在,去哪行好了,又把你的新棉袄脱给人家,以后体光着脊梁你也别穿棉袄了,就吵不父亲呢,我父亲说你懂啥,你看看他身上,这种情况,你说我能穿的暖活活的,穿得干干净的,叫他露着,这不是我的心,你不要再说了。就说明我父亲这个人是很正直的,很讲义气的,是个好人,就是脾气老坏,打我,打的没数。

  朱军:其实现在应该我们想起来,老父亲的这种正直的,按常老师说的这种义气的品质,也在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应该。

  常香玉:对,对,对。

  朱军:等你有点儿名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再打你了吧?

  常香玉:也打。

  朱军:还打。

  常香玉:一直打到我20岁,我头跑了以后。

  朱军:一直打到那个时候。

  常香玉:一直打。

  朱军:那个时候你已经有名了,你说你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可以挣到八块钱大洋了。

  常香玉:那是十二。

  朱军:十二岁就可以挣到八块钱大洋了,那十三应该比他挣得更多了。

  常香玉:十三我挣二十四块。

  朱军:对,那凭着你已经在养活全家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还打你。

  常香玉:他就是说我的戏学的不好、唱得不好,他打我。

  朱军:你恨过他吗?

  常香玉:那我有的时候恨他,我也没办法。一会儿可恨他,他打我,哪儿都打,逮住头,逮住那儿,只要戏唱错了,都是戏唱错了。或者是叫我练功我练得不够,或者是我偷懒,都在这个情况之下打,打得厉害,那恨也没法儿,反正是他打我我就挨吧,我反正也不敢吭气,反正是心里也很别扭,也没有办法。在这开封,12岁我就挣了二十四块钱,家里头就住房子了,街上就租了一套房子住上了。住上了以后,这时候年龄,我是13岁大轴,13岁压大轴。13岁那一年开始我就一直是压大轴,这都是我老父亲在这个中间,我现在回想起来,老父亲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是个很有见解的人。我们演戏唱的是叫豫西调,豫西调,河南人讲话就是豫西梆子、豫东梆子、祥符梆子、沙河梆子。

  朱军:四大梆子。

  常香玉:四大梆子。

  朱军:当时还没有豫剧这一说。

  常香玉:没有。

  朱军:没有豫剧,连这个称呼都没有。

  常香玉:对。这是解放以后的事,才有这个称呼。

  常香玉:唱,我们是豫西调,在这个中间有一帮人,他叫文祥社,问祥社里头的人就组织了个叫“中轴戏曲研究社”。就是捧我这个角的,给我这个角编戏编了七本《西厢》,编戏的先生是个老教授,那时候也不老,我的丈夫也是他的学生,叫王振南。王振南老先生给我编戏,开始就编了一个《西厢记》,七本《西厢》,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六本《西厢》,另外增加了一个人,叫石凤灵,也是给我编戏的。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我都唱出名了,有名了,那就是学戏很多了,我学到七本,六部《西厢》,就是我现在演的(拷公)这一段,叫六部《西厢》。红娘,我唱的都是豫西调,那豫西调不准唱豫东调啊,你唱人家的豫东调,你自己的人对你不满意,人家的人夜里还想法打你呢,谁也不准学谁,谁也不准唱谁,不准啊,那就是叛徒,那就是叛变了,我老父亲跟我老都叛变了,你就唱这个豫东调。那时候我父亲排六部《西厢》,哼这个调,就是我现在唱的这一段,我给大家一唱你就知道,我说半天也说不清楚。我给你一唱,你就听出来了。我唱红娘嘛一上场。

  常香玉:另外增加了一个人,叫石凤灵,也是给我编戏的。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我都唱出名了,有名了,那就是学戏很多了,我学到七本,六部《西厢》,就是我现在演的(拷公)这一段,叫六部《西厢》。红娘,我唱的都是豫西调,那豫西调不准唱豫东调啊,你唱人家的豫东调,你自己的人对你不满意,人家的人夜里还想法打你呢,谁也不准学谁,谁也不准唱谁,不准啊,那就是叛徒,那就是叛变了,我老父亲跟我老都叛变了,你就唱这个豫东调。那时候我父亲排六部《西厢》,哼这个调,就是我现在唱的这一段,我给大家一唱你就知道,我说半天也说不清楚。我给你一唱,你就听出来了。我唱红娘嘛一上场。在秀楼我封了,就这一句,那时候就这样唱,豫西调。

  常香玉:走的完全下乎音,豫东不是这样唱的,豫东调它是愉快,唱出来能唱出人物的心情。

  朱军:高亢、明亮的那种。

  常香玉:红娘是很调皮,要说红娘,我老父亲就说,红娘是个逗宝的小孩,很逗宝,逗宝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小孩得活泼,天真、活泼,你看这个调多死板。这个豫西调适合抒情的戏,适合悲壮的戏,适合悲剧。我也说,我说你看红娘上场,小姑娘上去净是哭了,我爸爸说,对,咱现在要改成豫东调,我不会啊。我老父亲说,请老师,戏停了,不唱,教老师来教。请来豫东的老师来教,整本戏、整出戏来教,教会我这个戏以后,然后又给我哼在秀楼这一段就改了,这是豫东调。

  常香玉:这比前头那个快乐了吧,是不是?活泼了吧。那个是。 死气沉沉,是吧。

  常香玉:这就是我父亲那时候他就改,他敢改,我也敢唱,我也敢改,我也傻,也不害怕,老父亲叫就这样唱,我就这样唱,没错。

  朱军:那不唱还挨打呢。

  常香玉:这后来就这样唱,唱完以后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说,我爸爸是大圣人我是小圣人,那就是一种贬词吧,贬义词吧,就是叛徒。

  朱军:那其实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时候大家门派观念那么强的时候,常老师的父亲应该说还是一个改革派,比较开放的思想,博众家所长,加上他女儿自己的特点,终于形成了常派唱腔,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常香玉:可以。

  常香玉: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中轴戏,成立那个中轴戏曲研究社就研究,说她既然年龄小,唱戏又这么年轻,为什么观众欢迎、喜欢?那时候他们分析是有两个说法。就是说是,第一,我是个女的,唱戏的不多,是个女的唱戏,会翻跟头,武功好。第二,是我唱戏很吐字很清楚。不管唱什么戏,高低,我吐字,我都使劲唱,可卖力,观众就是看我这,那小孩可卖劲,就看这儿。所以那时候我一上,红,我后来也糊涂,我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创造角色、人物性格,也不知道老师就这样教我就这样唱呗,啥死不懂不是。那时候就开始改了,改了以后,我就,那时候开封有祥符调,有豫东调。这豫东调是司凤英在那儿唱,这祥符调是陈素珍,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艺人,也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家了,她已经过世了,我就去看她们的演出,看她们的戏,学我的戏。这后来了,很长一个阶段都是这样下去的,三个剧场,那时候都有剧场了,剧场也不好吧,反正都有剧场了,都在剧场里边,有个永安舞台、豫青舞台,等等,就在这个中间,有两个地方都邀请我,叫我永安舞台叫我来他这儿演出,那个豫青舞台叫我上上那儿演出。当时给的身价都差不多,一个比一个也是差个三两块钱,差钱并不多。我老父亲,一个闺女只能给一家啊,给一家演出,就许永安舞台演出,到永安舞台演出,那一家就给人家辞了,就得罪了,当时也不知道得罪,就在搁这儿演出。

  常香玉:晚上演的是头部《西厢》,头部《西厢》我还没有上场之前,画脸,画完脸以后,我站在剧场门口,看见好多,砰一声,由后边跑进来一个手榴弹,跑到我的化装桌跟前。这个手榴弹就把一个演员的父亲炸死了,当时剧场那个混乱劲,这戏都演不成了,演不成把我们的人,不讲理啊,旧社会的不讲理,把我们弄成这样了你们还不管,你们又把我们所有的演员,掌握剧团的人,都给我们弄走了,都带走了。后来,这是托人说说,给我们大家都放了。放了以后,我们又到委实县,到委实县演了两场戏,第三天又接着跑进来一个手榴弹,到委实,这跑进来手榴弹是为啥?这一个是青昆帮头接我们去的,这一家是部队上,国民党军队,他让我演《秦雪梦吊孝》,这一个人让我演《孟姜女哭长城》。那时候我已经会演五六十出戏了,又让我演《孟姜女哭长城》,他看这儿,他看这儿,结果两下一争吵,一论,就打架,后来就支起来机关枪,就不得了。那害怕呀,街都戒严了,他那个街道,那没办法,半夜我们主要的演员,像我吧化妆成媳妇,辫子盘成卷,弄个手巾,穿说的布衫偷跑了,这一段就算是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时候,跟我配小生那个人叫马天戴,他已经过世了。他说,闺女,跟你配演,跟你一块出去演戏,我都得背几个脑袋。你看,尽出这事,头一次手榴弹,他的厚底鞋,把鞋子的底穿透个窟窿,没有炸着他的脚。他是这样子说,他说跟你出去演戏,闺女,我得背着几个脑袋。这就说是,那个社会、那个情况就没人管,你说跑手榴弹,第二个手榴弹幸亏没有炸啊,炸了,那观众席。

  朱军:那就不知道炸死多少人了。

  常香玉:那就不知道炸死多少人了。

  朱军:但是咱们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可见那个时候,常香玉是多么的红,为了一部戏,军阀能跟当地的地头蛇打起来,两个剧院能够扔手榴弹。真的,也是反衬出来,你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红的。那我知道,刚才我们谈了半天,从学戏开始,虽然挨父亲的打,挨父亲的骂,大毕竟是他老人家教会了您一身的本事,并且一手通过他的努力吧,通过他的栽培,训速地在河南走红。

(编辑:凌微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