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70年2月6日，农历庚戌年的正月初一。这是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
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号召人们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除了忙于备战备荒，这个春节人们还在忙着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1970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四个年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的经济下滑趋势，在这一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中国的国防工业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5%。
此时，世界并不平静。
在中东，以色列空军开始袭击埃及主要城市周围的军事设施；
在苏联，1500名军人准备赶赴埃及，一场苏以空战即将拉开帷幕；
在非洲，历时31个月的尼日利亚内战结束，200万无家可归的人收殓完亲人的尸体，在废墟中重建家园。
春节后四天，人们在各大报刊上看到一则消息：2月10日，中国击落第20架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无人侦察机。六、七十年代，老百姓时常能从报纸上读到这类消息。
1970年，中国的边境并不太平。
在南方，美国有54万军队驻扎在越南。
在北方，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边境冲突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在上一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整个中国备战的空气更加紧张。
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预测“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
3天后，《人民日报》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题刊登了一组世界各国反帝运动的图片。
春节前夕，70岁的作家冰心在家信中写到：“展望未来，充满了建设的豪情……放眼世界心胸开阔多了！”
此时，她正在赶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路上。冰心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后一批出发到干校的作家之一。
四年前，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之后，1600多万机关和干部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劳动。他们劳动、生活的地方被命名为“五七干校”。干校的目的是促进干部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的五七干校设在湖北咸宁鲁家湾，这里原是劳改农场，是监督犯人改造的场所。
1月9日，冰心到达咸宁。在这里，她见到几乎所有的作协同事。简陋的农场中，一批诗人、作家、艺术家耕地积肥，喂猪养鸡。当地的群众称他们为“五七宝”，还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
冰心因为年迈，只负责捡石子、看菜地等一些轻活。
两个月后，冰心被通知返回北京，等待和丈夫吴文藻一起到湖北沙洋的干校劳动，一家人在北京得到短暂的团聚。
这是江西新建县一条长满荒草的小路。1970年，66岁的邓小平都要每周一次，沿着小路去山顶的小屋学习。
上一年底，邓小平夫妇和继母一起离开北京，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春节前，邓小平夫妇收到中央寄来的205元生活费。之前，夫妇两人的工资一共是520多元。这一变化给邓小平一家带来不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此时，邓小平一家九口，每月固定支出需要300多元。正月初四，邓小平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信中在列举出每月的基本开销后说：205元“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之家是不无困难的。”信的最后，邓小平说：“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上一年年底，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村支书王国福去世。此前，他带领全村人致富，全村31户贫民，30户都盖上新房，只有王国福一家还住在当初土地改革时分的“长工屋”。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号召各单位向王国福学习。
此时，作家浩然正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劳动。虽然没有和王国福本人接触，但了解他的故事后，浩然写了一篇文章《王国福的故事》。因为这篇文章，浩然重返工作岗位。后来，在自传中，浩然这样说起当时的创作：“我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
以王国福为原型，浩然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小说讲述的是，土改后芳草地农民在支书高大泉的领导下，成立了该区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金光大道》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范本，并被改编成电影。
在香港，受到内地的影响，一些人也在读毛主席著作，样板戏中英雄的造型成为模仿的对象。
此时，更多的香港市民关注的是自己的住房情况。此时，香港中下层市民大都住在木屋，或者政府建造的过渡楼房中，十分拥挤。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香港进入工业化阶段，经济连续发展。不少市民已经有改善住房的经济能力。因为内地文革影响，外资减少对香港地产业的投资。一些华商开始大量买进低价地皮，经营房地产业。
1970年，一家塑料厂厂长李嘉诚也在大量买进地皮。此后，他在房地产界取得巨大成功，被香港人称为“地王”。
两年前，因为演唱台湾一部高收视率电视剧的主题歌，15岁的邓丽君一夜间成为台湾人最喜欢的歌星。
上一年年底，应香港白花油药厂的邀请，邓丽君到香港参加白花油义卖活动。当时的白花油药厂每年都会邀请港台明星进行义卖活动，义卖所得最高者便是当届的“白花油慈善皇后”。1970年前后，邓丽君两度获得“白花油皇后”。
这时候，香港街头几乎到处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曲：《一见你就笑》。
70年代，也是香港旅游业飞速发展的年代。这一年，日本、东南亚地区的游客大量涌入香港。回国的时候，这些游客也带回邓丽君的歌曲。从香港开始，邓丽君的歌曲逐渐风靡整个东南亚。
年初，《红旗》杂志推出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歌曲中原来的词语大都被当时比较流行的词语代替。
这时，北京还在流行一首外国歌曲《怀念你，中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柬埔寨王国国王西哈努克。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常常在电视或电影加片中看到西哈努克的身影。后来，作家何平在《知青》一文中回忆说，西哈努克是那个年代人们“最熟悉的电影明星”。
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内阁首相朗诺宣布解除西哈努克国家元首的职务。
西哈努克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三年后，他回到柬埔寨。
柬埔寨政变后一个多月，一场反战集会在美国肯特郡大学举行，肯特大学师生们抗议美国参与越战并入侵柬埔寨。在大学食堂，师生们为美国宪法举行象征性的葬礼。5月4日，反战师生和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反战师生开枪，进行镇压。
枪声响起时，肯大新闻系学生约翰·费罗拍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获得第二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学生反战运动的象征。
肯特大学枪杀案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罢课抗议浪潮。此后一个月内，300多万美国人卷入各种抗议活动中。
这是4月2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情景。许多基干民兵接到通知，要执行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此时，在中国西北戈壁滩的一个神秘基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即将发射。
早在十三年前，苏联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发射了人造卫星。美苏争霸进入到太空领域。
中国即将发射的这颗卫星名为“东方红一号”，重173公斤，远远超过苏联和美国。中国科学家们用《东方红》乐曲作为连续的传输信号，取代了苏联卫星滴答的电报码声。
5月1日，天安门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参与人造卫星工程的科学家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同一天，《东方红》旋律作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高潮段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响起。
两年前，钢琴家殷承宗成功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之后，殷承宗不再满足于钢琴单单为京剧伴唱，他开始设法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希望钢琴能够成为演出的真正主角。
钢琴协奏曲送交中央审查时，中央批示：第四段《保卫黄河》尾声用《黄河颂》旋律掀不起高潮，建议用《东方红》旋律。
《黄河》公演后，《人民日报》收到许多听众来信。一个叫龚文兵的听众在信中说：“听了《黄河》，真正感到解放全人类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协奏曲中《东方红》与《国际歌》的结合，令人振奋，工农兵永远需要这样革命的战斗的音乐。
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上山下乡”运动再次达到高潮。
在这股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刚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刘晓庆被分配到四川省达县专区宣汉农场劳动。农场离县城很近，没有电灯，也没有广播，晚上漆黑一片。
每晚睡觉刘晓庆都害怕屋中有蛇，用棍子对着床乱打一气。在这里，18岁的她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每天挖地、扛包。后来，她在自传《我的路》中说：“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刘晓庆开始阅读她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按照书本，她学习针灸，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她“刘医生”。后来一次医疗事故中断她当医生的梦想。
一年后，刘晓庆加入部队文工团，离开农场。
1970年是知识青年王小波在云南当知青的最后一年。两年前，他从北京插队到了云南农场。这段生活中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喂猪。20多年后，他写了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纪念这段生活。
养猪是这一年农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当时，大多数人只能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肉。
部队也参与到养猪这项事业中。这年年初，战士叶洪海被全军授予“模范饲养员”称号。
8月底，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号召人们努力积肥，主要是养猪，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实现两人一猪，争取做到一人一猪。
很多文艺工作者也深入到农村，参加养猪劳动，在劳动中进行文艺创作。
五月初，美军轰炸越南的广平、义安两省，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个声明后来被称作《五二O声明》。
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举行反美集会。此后，反美游行遍及全国城乡。参加人数达数亿之多。
按照《五二O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这首歌曲在当时广为传唱。
下 集
1970年7月16日，在中国各地的江河湖海之滨，红旗林立，人如潮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游泳活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
在北京，四万多军民在昆明湖、什刹海、怀柔水库等地，开展武装泅渡等形式的游泳活动；在武汉，五千多人一起横渡长江；在青岛，一万军民冒着倾盆大雨，横渡汇泉湾。7月1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广大军民在大风大浪中培养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四年前的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湖北省会武汉畅游长江。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远远地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
就在畅游长江这天，毛泽东发出号召，“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要大力提倡”。此后，全国掀起一股学游泳和游泳比赛的热潮。而到了四年后的1970年，在这一天游泳，已经成为人们展现革命斗志的一种方式。
在这一年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
照片上的小学生叫李丽，她正在介绍自己学毛著体会的情景。8岁的李丽是云南玉溪烟厂工人子女学校二年级学生，在1970年第六期《人民画报》上，她发表了文章--《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在文章写到：“毛主席的书上，我有许多字不认识，就问老师，问爸爸妈妈。我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心里，照着去做。有一天，我在路上拾到了两分钱，用来买糖吃了。晚上，学习了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我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从此，我不论拾到什么东西，都马上交给老师。”
《人民画报》另一则报道，则是北京石景山小学二年级学生李迁在老师生病没来上课时，主动走上讲台，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为人民服务》。
文章介绍说，上一年“九大”胜利开幕时，同学们从广播里记录下全部新闻简报，连夜赶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到贫下中农家中宣传。
北京市崇文区副食管理站实验小组，还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运用矛盾论解决了贮存西红柿的难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纪录片《从“隔夜愁”到百日鲜--贮存西红柿的哲学》，介绍他们的经验。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49岁生日，在四川西昌北部23公里的小镇礼州，从昆明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铁轨对接成功，施工时间长达12年的成昆铁路，终于在这一天全线竣工。
9天后，在成昆铁路沿线的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生产出第一炉铁水。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建设，一片荒凉河谷间的小镇攀枝花，即将成为中国西南部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
在湖北省陨阳县的大山中，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在紧张建设。根据“二汽建设要‘乡土化’、‘村落化’”的要求，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号召，厂房、宿舍都必须搞“干打垒”，不许盖砖房。
“干打垒”是东北农村特有的，以土为原料建筑的房子。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大庆油田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和设备、车辆入库等问题，大规模修建“干打垒”房屋。而在二汽，由于气候等原因，“干打垒”厂房并不坚固，一些厂房由于墙体开裂不得不多次加固，甚至重建。
为向国庆献礼，当时二汽提出造“革命车”，匆忙之间，把1300多台未经调试的生产设备运来。由于设备无法正常开动，只好四处找来一些汽车配件，勉强攒在一起。到国庆节前，总算拼凑出20辆汽车，前往武汉参加国庆游行。游行时为防止意外，还特意在主席台前安排了200多个年轻人，以防汽车熄火时能推出场外。但汽车还是在开过主席台后不久，就在不远处的长江边熄火了。
当时任二汽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饶斌，曾参加一汽的创建。他反对搞“干打垒”厂房、造“革命车”等作法，但他提出的“质量第一”无人理睬。这时，饶斌已经被勒令“靠边站”，失去了管理生产的权力。
五年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饶斌，亲自把第一辆东风卡车开下生产线。一汽从动工到正式生产用了3年多，而二汽完成同样的过程，用了十年多的时间。
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厂、第二汽车制造厂都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
当时，中国周边局势趋紧。南边，越战升级；北部和西部，苏联开始秘密陈兵；东南沿海，美蒋集团虎视眈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出于国防战备和调整工业布局的考虑，1964年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为一线；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
30多年后，当年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已经成为中西部发展的中坚力量。
河南息县，东临安徽，南接湖北，淮河穿流而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五七”干校就设在这里。
在干校劳动的人群中，有一位常常穿着西装背心、戴着眼镜的人。他叫顾准，是经济研究所政经组的研究员。
进入8月以后，这里天气酷热异常。顾准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这二周内气温逐渐升高，我也学会了光膀子，这是生平所未习惯的。”
曾两次被划为右派的顾准，是干校中被重点照顾的对象，不准随意读书、写作。而年初的时候，他以前苦心积累的读书卡片都丢失了。冒着酷热的高温，顾准仍然忍着胃痛，坚持记日记,写下自己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的思考。在日记中他写到：
“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
两年后，顾准回到北京，病情恶化，但他仍以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资料，做卡片，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一书，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1974年，这本书尚未完稿，顾准就去世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后来在文章中评论：“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招收学员的要求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10月15日，国务院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此后，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政策一直到1977年才被高考制度取代。
为了更好的贴近工农兵学员，当时北京大学把每个系的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中。刚从“牛棚”回到学校的季羡林，也和其他东语系老师一起住进学生楼。
1946年，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后，回国进入北大，曾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文革”初期，他 被多次批斗，并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
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一间极小的房子里，他的工作就是当门房。季羡林觉得，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他既想打发时间、又没心情写文章，于是选择了翻译。根据原文“长而又难”的标准，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两个月后，他盼望的八大本梵文原著终于摆在面前。季羡林后来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回忆到：“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季羡林用了五年多时间，翻译完成8万多行200万字的《罗摩衍那》。1994年，这部译著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0月1日，首都北京四十万军民隆重集会，欢度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
半个月后,一九七○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农业馆着重介绍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大寨式先进典型。工业展品中，有西藏的块煤，江西、青海等地制造的“井冈山”、“青海湖”牌汽车。
这届交易会专门设立毛主席著作馆，除了展出全国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事迹，还有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著作。
晚上，外国来宾们被邀请观看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是第一部样板戏电影，因多次送审，反复修改，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摄制完成。
影片中，《胸有朝阳》是主要人物杨子荣的核心唱段。影片在处理这一唱段时，用了一个长达七百多尺的镜头，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于洲洪的影评，对这一段落评论说，“对于这样大段成套的优美唱腔，如果死抱住资产阶级电影艺术的陈规不放，以所谓切割的镜头把它搞得支离破碎，势必会损害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当时，样板戏不仅被拍成电影，还被移植为地方剧种。这是改编为湖南花鼓戏的样板戏《沙家浜》。
这一年的夏天，下放到河北劳动的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靳尚谊被抽调到山西。山西建立了一个平型关战役纪念馆，他按照要求为纪念馆画了一幅油画：《延安时期的毛主席和林彪》，
两年后，在河北劳动的靳尚谊又一次被抽调回城。这一次，靳尚谊被任命为全国美展“改画组”组长。美展中作品中有大量的毛主席形象，但很多工农兵和红卫兵作者画得不理想，靳尚谊等人在美展开始之前，把所有画中主席形象画得不好的全都修改了一遍。
美展需要一幅大型油画，表现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场面。靳尚谊参加了这幅画的创作，展出时，画的名字定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关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建国以后，这种题材的美术作品越来越多。而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进入高峰，数量巨大。
这一年第六期的《人民画报》报道，解放军某部一营卫生所采用新的针灸疗法，让许多盲人重见光明。左眼失明29年、右眼失明半年多的高妃福来卫生所治疗，扎针两次，就可以扔掉拐棍走路，经过两个月的巩固治疗，高妃福把拐棍当成了扁担，挑着行李奔向工作岗位。
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给农民们看病带来很多方便。后来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详细介绍了合作医疗制度。
四年前，覃祥官在 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办医形式的卫生室，大队给卫生室配备五亩药田和一个土药材厂，村民看病吃药只需五分钱的挂号费，其它一切全免。
像覃祥官这样的乡村医生，在当时被称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于是各生产队就推荐一到两名贫下中农子女，送到县或公社卫生院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生产队当 “赤脚医生”。这些医生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平时也参加生产劳动。到7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已达上百万之多。
年底的时候，西方的摇滚乐迷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极为失望的消息，拥有无数歌迷的披头士乐队正式解散。早在年初，这只英国乐队就传出内部不和、将要解散的消息，而到了12月31日，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公开宣布，四名乐队成员已经分道扬镳，他们推出的最后一只单曲的名字是：《随它去吧》。
12日7日，是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突然弯下双膝，在坚硬冰冷的台阶上长跪不起，向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致哀。
在日本东京，市谷国民自卫队驻地，突然闯进几个不速之客。作家三岛由纪夫头缠白布，走上高台，鼓动自卫队员发动政变。三岛的演说不但未能奏效，反而得到一片嘘声和嘲笑。面对这一局面，三岛转身冲进屋内，剖腹自杀。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要有计划地从柬埔寨撤军，并准备同中国缓和紧张的关系。而12月25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则意味深长地刊登出一幅照片，50多天前，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上的大幅合影。
责编：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