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铀的天然矿石中同时存在着3种同位素，其中能产生裂变反应的铀235含量只有0.7%左右，要想获得1公斤的武器级高浓缩铀235大约需要处理20万公斤左右的铀矿石才能到手，而且工艺中需要很高的科技水平。

　　在苏联停止援助时，位于中国兰州的铀浓缩厂已经基本建成。但由于附属配套设施没有完成，再加上建设者对于如何进行生产毫无经验，正式投产十分渺茫。

　　为了争取早一天拿到核燃料，部领导袁成隆天天就在黄河岸边那些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现场办公，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工程很快进入了生产准备工作。

　　当时在借用的位于北京官厅水库附近的工程兵试验场上，在一次又一次的爆轰物理试验中，科学家反复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

　　爆轰组的领导者陈能宽是著名的金属物理学专家，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到祖国，专业改为爆轰物理。

　　试验中爆轰的炸药部件，它可不是战争中简单用麻袋片捆绑的炸药包，而是要安装在原子弹里经过精密计算出形状和体积的零件。大概谁也想不到，那时这些高级科学家们手中的“法宝”竟是一些就像洋铁铺子里修锅补盆的工具。

	核裂变示意图

　　中物院原一所科技委主任陈俊祥介绍说，当时用汽油桶做土锅炉，土锅炉下面烧火，把炸药在里头熔化，熔化以后放在铝壶里，用牛皮纸裹一个圆筒，用线缠，外头再用马粪纸把它保护一下，光是牛皮纸的话热了它就软，外头用马粪纸把它保护一下，炸药往里浇铸成一个药柱。

　　随着炸药的熔化，毒性很大的粉尘和难闻的气味弥漫在帐篷里，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赶快手工搅拌，否则炸药部件会因密度不匀而成为废品。

　　最后，合格的新型炸药部件居然就在这些土造的工具中产生了，后来，科学家们戏称自己的这段经历为“一把铝壶闹革命”。

　　这时在中国的大门口并不太平。

　　1961年，在太平洋上美国以中国为假设敌的“高跟Ⅰ”演习中，核打击成为整个演习中的主要内容。事后美军在演习总结中认为，对中国发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在短时间内即可以取得全面胜利。

　　时隔一年，在更大规模的“高跟Ⅱ”演习中，美军模拟对中国大陆持续进行了3天的核攻击后，在沿海地区顺利登陆……

　　中国人这时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原子弹能早一天制成，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们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原子弹到底何日亮相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10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汇报。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专门委员会。罗瑞卿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于10月30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高兴的毛泽东在报告上大笔一挥：“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毛泽东笔下的“大力协同”非同小可，它成为当时涉及全国各行各业的总动员令。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个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诞生了。不要小看这个专门委员会，它的成员中有国务院总理、7名副总理、7名国家和军队各方面负责的部长级干部。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过的铀矿石样本

　　从这时开始，原子弹工程成为打通一切环节、让所有项目为其让路、畅通全国上下的“绿灯户”。

　　立了“军令状”的“驯核人”不敢怠慢。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都被卷入了这场大会战。

　　速度，成为那时人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而全力争取的目标。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造就出了成千上万个物理学家和原子能事业的工作者。而建国初期简陋的工业基础也被这一重大任务推动着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许多过去中国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如今却在攻克原子弹的难关中一举取得了突破。

　　当时有人数了一下，研制出的用于尖端武器生产的各种新型材料，至少有6000多种。

　　“两弹”的攻关使中国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伴随着1964年新年的钟声，西北工厂终于传来了高浓缩铀235可以到手的消息。

　　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提炼工艺的关键技术。在浓缩厂庞大的机群设备中流动的原料达到了要求的浓度，这是全厂苦干了5年而能否获得收获的关键时刻。

　　技术员刘晓波被选中作为开启设备取出第一瓶浓缩铀的操作手。当时他曾经写下了一篇日记记录了那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时刻。虽然日记后来在文革中被烧掉了，但时隔40年后，他却还能记得当年那篇故意写得很含糊的日记内容。

　　甘肃兰州铀浓缩厂原主工艺技术员刘晓波告诉我们说，日记写得太明白的话弄不好泄密了，泄密那要受处分的。就光写了一个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就说1964年元月14日11点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因为我亲手操作提取了我厂建设投产的第一瓶产品，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宝贝儿子，所以我感到很荣幸，下班以后，我迟迟不想洗我这双有玷污的手，因为我这双手与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宝贝儿子，第一瓶产品互相之间留下了值得自豪的印痕。

　　高浓缩铀有了，需要通过冶炼把它制造成符合设计要求的金属铀部件。

　　然而，难题一个接着一个，铸造出的核部件总是出现一个个气泡，这是事关原子弹到底能否真正炸响的大问题，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各路专家都汇集到铸造现场。

	钱三强

　　然而，50多次的试验过去了，直到1964年的春节前后，问题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急躁的情绪开始在试验场漫延，有人开始怀疑原先制定的方案是否有误，主张另寻它路，现场争论时不时地就会爆发起来。

　　“驯核人”向中央保证这一年炸响原子弹的承诺日期一天天在逼近。

　　二机部下令：务必要在7月份以前拿出合格的部件。

　　超强度的试验劳作，使现场不断有人病倒，抢救的医生说，这些人连命都不要了。

　　4月19日，疲惫不堪的人们终于加工出了第一套合格的原子弹核部件毛坯。

　　1964年4月30日中午12点，西北404厂的机加工车间成为警备森严的禁地。

　　苦干了10年才拿到这一块料。如果有一点闪失，多少万“驯核人”奋斗的结果将在1964年4月的那一刻前功尽弃。

　　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原公甫回忆说，当时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种产品的加工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这个，领导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所以一丁点问题也不能出。只能成功，不能有任何一丁点的闪失！

　　这也就难怪亲历者会有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作为一号操刀手的原公甫当时甚至做好了坐牢或者牺牲的准备。

　　当原公甫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操作台时，人们看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车间里除了那台车床的运转和切削掉下来的原料渣，听不到其它任何声音。突然，核部件由于没有装好，“当啷”一声掉在切屑盘上，现场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机械加工班副班长原公甫回忆说，当时我这个头轰的一下子，就像晕了一样，汗马上就顺着头流下来，把眼都遮住了。

　　此时，紧张万分的原公甫被要求退回非污染区休息一会，领导们立即递上准备好的牛奶。

　　人们看到原公甫第二次走上操作台时，已经平静了许多。他按每进一刀为一个测量周期，一点点地啃着那块“硬骨头”。

　　时间从中午12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当原公甫车完最后三刀时，人也几乎瘫倒在椅子上了。现场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合格。

　　这时，人们才发现，窗外的朝霞已经铺满了天际。

　　加工者原公甫日后有了“原三刀”的美称。

　　塔顶端的金属小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最后归宿。

　　按照周总理强调的保密要求，试验中特别规定了前后方的联络要用暗语和密码。

　　于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试委办公室被称为“20号办公室”，北京的指挥机构为“177办公室”，那枚腹藏万吨杀机的原子弹也有了一个庄重的名字??“老邱”。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装配为“穿衣”，托举到塔上工作间为“住上房”，托举“老邱”的钢制塔架被称为“上房”，而起爆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在弹体上插接雷管则称为“梳辫子”。

	秦山核电站

　　9月23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讲：“‘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就在9月27日开完基地传达大会的当天晚上，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写了个大大的“响”字悬挂在帐篷门口。

　　1964年10月15日深夜，全中国的百姓都已进入睡梦之中。在大西北静静的戈壁深处，一群人正在进行原子弹装置的最后组装。

　　16日凌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指挥部下达了“投篮”的密语命令。这是最后也是被认为最危险的一步。装上核部件，一个胖胖的圆铁桶就变为一个让人恐惧的、能撼动天地的巨人。

　　当“投篮”的最后一颗螺丝拧紧后，人们互相紧紧握手，谁也没说一句话。

　　总指挥张爱萍下令：8时插接雷管。

　　随即，北京的177办公室接到了西北20办公室的密语电话：“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

　　试验人员全部戴上了只有万分之一透光率的墨镜，以防止光辐射。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真正的原子弹爆炸。

　　接近发射零时时，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和远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都拿起了话筒。

　　中国首次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到最后零时，总理把电话拿着，因为这个时候转报来不及了，总理拿着电话，我在里面数：9、8、7、6……这样子数着炸响了，然后我就说炸响了，我们很高兴。这时候总理冷静一想，马上就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了？这个我也不懂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了，我马上再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我就问他，总理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了？

　　根据现场测试结果，确认这是一次威力相当于2万吨级TNT炸药当量的成功核爆炸。

　　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激动的人们立即要公开发表这一喜讯。但被毛泽东制止，还是有些担心的他下令要先等国外的反应。

　　很快，外电的报道来了，标题是“美国侦察到中国西部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

　　核爆炸过后8个小时的当天夜里1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国际新闻节目中，首次播出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已经上床和即将上床睡觉的中国人一下子被卷入了一个波及全国上下的喜庆浪潮。

　　这一晚上，神州大地的亿万百姓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这信息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扬眉吐气了……

　　在发表的声明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各国中惟一做出这样承诺的国家。

　　两个多月后的1965年元旦钟声敲响之际，毛泽东出现在首都军民联欢会上。他握住建设了核研制与试验基地的工程兵司令陈士蕖上将的手说：“你们立了功”。他又指着站在一旁的原子弹爆炸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说：“他们出了名。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当时有外电认为，人民中国突破了核垄断俱乐部的大墙，在整个地球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但那些在大街上热情高呼口号的普通人并不知道，这时的中国已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在此之前的1960年，几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没有参考，没有帮助，中国人开始了理论上1公斤热核材料相当于6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氢弹的研究。

　　核物理学家于敏介绍说， 第一，到底氢弹用什么材料？第二，它是根据什么原理？它有自己独特的原理。第三是如何把这些材料、根据和这个原理形成一种巧妙的结构？每个过程有快有慢，一环接一环。一个地方出错底下全完。所以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北核试验基地里又传出了倒计时的声音。

　　在周而复始的阳光中静寂了千年的罗布泊，在那一刻记录了历史。

　　有人形容说，它比1千个太阳还要亮。

　　让西方学者惊讶的是，中国人继原子弹之后，只花了2年8个月就制造出了氢弹。相比之下，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7年3个月的时间，英国人用了4年7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法国人则用了8年6个月。

　　当年中国的原子武器震响世界时，西方有人说出了这样的比喻??“中国人有弹没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2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凌晨，中国人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一“枪”。

　　落区报告，运载核弹头的导弹精确命中目标，成功实现核爆炸。中国人从此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挥写出了在世界舞台上“长缨在手缚苍龙”的诗情画意。

　　1971年9月，中国的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建造完毕下水。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2年 9月，中国首次进行水下发射导弹试验。

　　潜地导弹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杀手锏”。

　　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不仅给中国核盾牌增加了又一个关键的砝码，也给和平利用核能建立核电站探索出了可借鉴的经验。

　　今天的和平要靠力量来维持，洲际导弹、潜地导弹、机载空投，中国的核盾牌日益完善，从来不愿寄人篱下的中国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如今全世界都在注意倾听中国人的声音，没有当年的那场奋斗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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