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之争，烽烟十年－－－－－－期待新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意识

　　季羡林与盗版官司: 盗版侵权官司赢了

　　季羡林、冰心、陶洁等人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先后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泰戈尔、福克纳等作家的《沉重的时刻》、《素芭》、《花斑马》等作品。1998年，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大系·小说精选》，收录了这些译者的多篇作品，但未获得译者或译者作品继承权人的授权，同时没有为译者署名，也没有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报酬。因此，2002年2月，季羡林等11名译者以侵犯署名权、对作品使用权、获得报酬权为由，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至8万元不等。

　　6月22日， 著名学者、翻译家季羡林决定，将自己在中国物价出版社侵权案中得到的赔偿金1225元，捐赠给新闻出版署“反盗版联盟”，用作反盗版的基金。包括季羡林、冰心之女吴青、陶洁等在内的11名学者、翻译家诉中国物价出版社侵犯署名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案，6月21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判令中国物价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向11名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经济损失。

　　担任本案审判长的刘海旗法官，从1994年就开始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起案没有什么疑难、特别之处，只是原告方都是知名教授，且人数较多。稿酬支付标准，不按照新标准，而是适用1990年的规定——翻译作品按每千字8—24元的稿酬标准计算。因为原告翻译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创作的作品，可视为特别难译而质量优良的译稿，故稿酬以每千字35元计算。

　　而出版社却没想到会引起诉讼 .不署译者姓名，如此拙劣侵权的结果，出版社肯定是败诉。那么出版社当时出版这套书时，就没有想到很容易被人发现而引起诉讼吗？

　　“我们当时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想到后来这套书又被别人盗印了，没想到会涉及版权问题。”中国物价出版社主管业务的副总编刘占昌2002年6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连好几个没想到。“按规定，我社是无权出版文学类的图书的，为什么出这套书呢？主要考虑为10周年社庆，出一些比较好的书作为礼品书送人，如果只出版经济类的书送人那就太死板了。所以这套书的印数只有1000册。”这部大系，大16开本硬面精装，总共300万字，定价698元。

　　刘副总编还解释说：“译作不像著作，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它可以由不同的人来翻译，会有不同的版本，我们也不太熟悉哪个版本是哪个人翻译的，所以没注意这点。当时这套书的主编李博拿着21个译者（非季羡林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写着‘某作品是某人翻译的，可作为李博《诺贝尔文学大系》编辑用。’我们一看有委托书、有打印稿，就签合同了。”

　　刘占昌副总编说，直到这个案子的原告代理人李景端打电话来，他们才知道侵权了，但不知道侵了谁的权。想找李博问，在人大进修的李博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这件事对我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在版权问题上我们要非常注意了。”刘副总编不止一次地说他们要吸取教训。

　　就在采访刘占昌副总编之前，记者曾打电话给该社的总编，总编一听说要采访侵权案一事，立即说：“这件事社里有规定，不能随便接受采访，你打电话到办公室吧，他们会安排人接受采访的。”记者致电办公室，办公室接电话的女同志让记者打副总编刘占昌的电话。

　　季羡林：都是我惯坏了， 我不能再沉默

　　“如果说以前盗版还是‘暗偷’的话，那么现在几乎就是‘明抢’了。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我这种人惯的。我想，我不能再沉默了。如果对侵权现象采取姑息态度，那实际上就起了纵容作用。” 判决之后，季羡林谈起他这次为什么要为几千字的短文打这场官司时如是说。

　　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女士讲，近两年，季老的文章、作品被人擅自侵权使用的现象很多。以往向季老汇报时，季老总是说：跟他们谈谈，别这么做，这么做不合适。下次注意吧。”一直以来都这么说，并不把这种事当成特别大的事。他想得很简单，谁都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教育教育，改了就完了，用不着上法庭、打官司。总是抱着一种宽容和重在教育的态度，希望侵权人接受教训，加强法制观念，改正了也就不追究了。

　　不过，令季老遗憾的是，近来文坛、出版界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抄袭，还保留原作者的署名，现在变本加厉了。我国《著作权法》已经实施10年了，还出现像这次物价出版社擅自选用他人作品，连名都不署的现象，对此我确实感到忧虑。”季老认为：个人几千字侵权官司的输赢是小事，但从维护国家法律、净化创作和出版秩序来想，那就是大事了。”因此，季老支持和参加了打这场官司。

　　另一个不能让季老再宽容的原因是物价出版社处理此事的态度。李玉洁女士向记者讲述了诉讼过程中的一件事。季先生还没有在起诉书上签字之前，物价出版社的人通过他的学生找到他说，物价出版社是有后台的而且编这个书的人也是有来头的，季先生的稿费可以从优。”等等，希望季先生撤诉。后来，季先生问起诉书怎么处理了，我说等着他的意见。他就让我把起诉书拿给他，他签字，同意打这场官司。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自己做了错事，不仅不承认错误，还又威胁又利诱，如果这么下去，盗版根本反不了。”

　　“季先生是疾恶如仇的人，按照他的脾气，要做就做得彻彻底底，要不就不做，干脆宽容，这个官司并未到此为止。”李玉洁女士说。盗版让名人失去宽容心态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作为冰心的女儿，是其作品著作权中财产权益的合法继承人，这次她作为原告之一，起诉中国物价出版社侵犯了冰心的著作权，最后只获赔875元。虽然获赔数额如此之少，但是吴青教授依然坚决地认为：既然现在有法可依，对于这种违法现象，就要通过打官司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同时她认为，对于著作权的侵权，法律处罚的力度还不够，应该成百倍、成千倍地处罚，直到侵权者倾家荡产，这样就没人敢侵权了。

　　为什么侵权、抄袭、盗版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什么中央级的出版社也敢这么干？为什么大家叫苦的多，真正打官司的少？李景端感受到息事宁人、怕麻烦、怕伤情面这些实际问题，是被侵权人打官司的一些顾虑。而法律对侵权惩罚力度较轻，对受害人保护不够，是受害人选择放弃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物价出版社曾打电话给一个原告，许诺按100元/千字支付稿酬，但是被拒绝了。没想到，官司打赢了，得到的赔偿才按35元/千字计算。

　　《著作权法》对署名权、专有出版权等的处罚，目前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所以此案中，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署名权的损失未采纳。法院哪怕罚一元钱也好，证明出版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但现在不采纳，这样的判决可能给侵权人带来的信息是，侵权的人可以不署名，反正法院也不追究。”李景端对这点特别失望。别说是季老、冰心这样的大作家，就是普通人的署名权也不容侵犯！”

　　法律专家们则认为应先考虑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制度的缺陷，客观上给维权带来很大困难。在维权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费用，调查、请律师，自己投入精力，但最后赔偿金额很少，还不够诉讼费，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去打官司。”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姚欢庆副教授以为，侵权者正是抓住作（译）者没有更大精力打官司的这种心理，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来抓他，所以盗版现象越来越猖獗。而在诉讼中，权利人更多考虑的是被告的民事责任，如何罚款、如何赔偿。其实，法律最大的威慑力不在民事损害赔偿，而是在对侵权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可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应先考虑此点，再提出民事赔偿。

责编：郭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