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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穆青》纪录片 

  
(二)

  在我拍片中间,也看到了其它电视台拍摄的穆青专题片,几乎无一例外的介绍了穆青除了写焦裕禄之外,还写过吴吉昌、潘从正、任羊成、孙钊、郑永和等典型人物,当然我一开始了解到的信息也只限于这些。但这些文章只是一些结果,我很想知道穆青是在怎样一种状态下写出的这些人物,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这些文章中又能够揭示穆青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觉得这才是我要寻找的东西,我要找到这些文章背后的故事。

  当把穆青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这几个主要人物通讯的顺序是焦裕禄、吴吉昌、潘从正、任羊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寻找和分析,我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这其中我看了十多本穆青的日记,几乎把穆青的那三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看完了。

  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穆青平时比较喜欢书法,他为好多朋友书写过横幅“勿忘人民”,新华社河南分社会议大厅的墙上都是穆青写的这四个字。他为什么总写这个内容呢?我发现穆青在1996年10月 “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会的发言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人民教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勿忘人民”。因为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还有穆青在《热爱这块血染的土地》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在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的1940年,党把我从前方调回延安。当时和我一起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是党把我保存下来……。

  老实说我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应有幸存者的责任感。我为什么觉得奉献太少了,就是由此而来的……。

  这时我明白了,穆青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争年代活下来的幸存者,而自己的生命又是受惠于老百姓的,所以他的心中总有一种最朴实的“感恩”情结。正是这种情结的作用,穆青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老百姓做事,所以他才没有一点部级干部的架子,他才能随时走入农村,和许多农民做知心朋友,才会在新华社的大院里没人叫他“社长”而称他“老头”。我相信这就是穆青。

  但我在寻找中也发现了穆青的另一面,那是在1952年,穆青在上海,当时他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的第一副社长。长期习惯于战地记者生活的穆青,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他开始有些不大适应。特别是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写出过《雁翎队》、《赵占魁》、《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通讯,在当时的解放区和部队中有过很大影响,但进入和平年代后,他一直没有写出有影响的文章来,这时他感到了困惑和苦闷。1991年9月14日穆青在新华社青年记者读书班上,对新华社的青年记者谈了他当年的困惑: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段时间很苦闷,那时是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我干记者工作已经十几年了,30岁多一点,老觉得业务上没大长进,提不高,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干新闻工作,想干脆转业去搞创作吧。当时的社长吴冷西不批准,只得继续干下去,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把这一段困惑时期突破了。”

  就在穆青突破那段苦闷情绪的14年之后,1966年春天,他和冯健、周原写出了焦裕禄。这篇报道的成功,让穆青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写作激情,可以说这时候他是有些雄心勃勃的了,穆青很快为自己设计好了一个系列的报道计划。因为当时穆青在河南采访时走访了一圈,除了焦裕禄还有两个人物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一个是河南宁陵县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人们都叫他“老坚决”。另外一个给穆青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河南林县修红旗渠的排险英雄任羊成。

  就在穆青准备投入更大的激情,着手写这两位典型人物报道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文革开始了。穆青刚刚被点燃的那些创作激情,一下子被扼杀了。

  这时候的穆青已经失去了新闻写作的权力,他所有的采访笔记都被造反派抄走了。但是潘从正和任羊成这两个农民的形象,成为他心中放不下的一个情结,一想起他们,穆青的心中就有一种歉疚,时间越久,这种歉疚就越深,最后竟积淀成了一种负债感,这种感觉一直在困扰着穆青。

  那段日子穆青根本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够再干新闻工作,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让他再当记者,他依然要把红旗渠和任羊成这些劳模用另外一种方式写出来,了却他心中的这笔文债。

  有关文革期间穆青的这些想法,在我对穆青的二儿子穆小枫采访时得到了证实: “那个时候他白天在单位接受批判、劳改,晚上还能回家,还能看点书,那个时候有一阵子他借了一本书叫做《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后来跟我说过,他呢,也想写一本书,叫做《远离北京的地方》,我估计就是这个写红旗渠。”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也从新华社的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很快的翻了一下,才弄明白《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前苏联作家阿扎耶夫1948年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发行。讲的是前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人巴特曼诺夫和他领导的工程管理局,在艰苦条件下修建西伯利亚输油管的故事。

  但有意思的是穆青还真的为写小说作了准备,穆小枫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曾经看过他的一本日记,单独的一本日记,日记里面呢,他在计划写本小说,里面的主要的主人公和大致情节都有,但是就几页,刚开始,我看肯定就是红旗渠的事儿了,因为有这个排险英雄叫不叫任羊成,我都忘了,有排险英雄,有这个县委书记,一看就是红旗渠嘛。”

  其实从这段对穆小枫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穆青当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上那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只是他没想到这个状态竟然延续了十年。

  1996年10月穆青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时,讲了他当时的感受: “十年文革把我搞得够呛,那十年是我45岁到55岁,正是业务成熟、精力旺盛的时期。多好的年华呀!全断送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还好,十多年后,穆青终于抓到了一次写作的机会。那是在1978年初文革刚刚结束。有一天,新华社编辑部收到山西分社的一篇稿件,介绍山西闻喜县一位老劳模吴吉昌的植棉经验,这个材料一下子勾起了穆青心中的欲望。

  尽管吴吉昌不是潘从正和任羊成,但在穆青眼里他们都一样,都是最朴实的老百姓。沉寂了十多年的穆青,一直没有忘却心中的文债,他要抓住这次机会,把积郁在心底多年的情感呐喊出来。后来经过七次大的修改,1978年3月14日,穆青与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长篇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穆青文革以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底,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了中学语文课本中,十年以后教材改革时才从中学课本中撤了出来。

  但是这篇报道的发表,并没有使穆青心中的负债感得到多少解脱,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可穆青一直没有得到潘从正和任羊成的任何消息,这十多年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在河南台采访穆青的资料中,看到穆青在谈起潘从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表述: “这个人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我都没有忘记他,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就去找他,我就派人去找他,到处打听,打听不来,我说不行,一定要把他找到。”

  在1979年初,穆青终于打听到了老坚决潘从正的消息,从上次采访“老坚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年4月穆青来到河南,专程到宁陵去看望“老坚决”潘从正。在他的林场里穆青见到了“老坚决”,由于风湿病老汉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几乎弯成了九十度,但还在那里侍弄着树苗。潘从正一见到穆青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告诉穆青,十多年来没有一个人推过我的门。

  就在这年4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与陆拂为合写的长篇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对于潘从正老人,穆青总算有了一个交待。可是穆青的心里依然那么沉重,为了还上这笔文债,他等待了十三年。

  1981年9月,穆青又把潘从正接到北京家中做客,这是潘从正第一次出远门进京城。一个部长,一个农民,就这样成为了知心朋友。

  1983年春天,潘从正特意为穆青培育了两棵樱桃树,托人送到了北京。1986年9月1日,穆青为此写了一篇散文《心上的树》,其中有这样一段:如今,这两棵樱桃树都种在新华社的大院里……我每次从它们面前经过。总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深情地望着它们,就好像看着老汉正弯着腰,仰着脸,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一样……

  表面上看来穆青心中的文债好像是还了一部分,他可以轻松一些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穆青一直没有得到任羊成的任何消息,他不断派人去打听,但没始终有结果。直到1990年底,《安阳日报》的两名记者才在河南林县古镇村找到了任羊成。1991年初,任羊成由两名记者陪同来到了北京。幸运的是当时新华社已经有了家用摄像机,他们把穆青和任羊成这次见面的场景拍了下来,这段资料非常珍贵。自1966年穆青和任羊成第一次见面到这次,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五年。这年穆青70岁。在这段录像中,穆青对任羊成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1966年从那儿回来,本来想把我采访咱们俩谈的那些东西给你写一写,结果一回来就文化大革命,啊呀,这些东西都丢了,所以一直啊,你那个事情,在我的脑子里老是丢不开,我总觉得还没写出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人民我说。”

  1994年2月26日,穆青在1966年第一次采访了任羊成28年后,写出了《两张闪光的照片》,我想,穆青文革前采访过的潘从正、任羊成都写出来了,他终于还上了这笔文债,压在他心底多年的歉疚,这一回终于可以解脱了。

  不过这次我想错了。在查找资料过程中,我发现1993年5月,穆青在去黄山的途中,同随行人员一起用《金缕曲》的词牌填的一首词,这首词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对群峦,心潮澎湃,赤子情深终不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雪,丹心在!

  这个发现让我稍有惊喜,特别是他那两句赤子情深终不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他心中的负债感依然是那么沉重!而且我觉得穆青后半生一直被这个负债感困扰着,无论他写文章还是写书法,都表现出他精神世界中那种朴素的还文债的想法,他总觉得自己受老百姓的恩惠太多,自己欠人民的太多,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那些典型的真正原因。这样一来观众就会明白,穆青写那些典型人物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写这些人物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个片子还真的有很多遗憾,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没讲出来,主要是我怕把这个片子弄得太散,所以不可能把许多东西说得很详细,至于片子出来后究竟如何,那只有观众评判了。

  2004-11-15凌晨于海淀寒舍

责编:小文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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