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刻的非常任务
央视国际 (2003年05月27日 10:16)
“噩梦”就这样开始了。
那天坐在办公室整理素材时，看到刘鸿彦出来进去几次又欲言又止，我想一定有事，果然她在下楼后又转身回来，告诉我组里要做一个节目，是有关评论部非典一线记者的，让我协助她联络各方人事，并负责南院的拍摄，刘鸿彦是我们组的副制片人，她是个从不偷懒，凡事事必躬亲的人，听着她商量的口气，我的心中掠过一丝感动，于是乎我开始上窜下跳地出入于南院各制片人办公室，要素材，了解情况，打电话，取带子，我的工作得到了各组编导的大力协助。深夜，调查的胡劲草还在赶第二天播出的节目，我小心翼翼地进门问她能否用一下她还未播出的素材，以前看过她很多获奖的片子，近距离接触，她那份气定神闲和从容平和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她可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可还是用了50多分钟帮我复了一盘带子，当我们看到柴静和医生走进病房的那个镜头时，她告诉我每当看到这个画面时她都特别感动，我想一个做过那么多片子，获过那么多奖的老编导应该在拍摄中有过许多次的震撼，而我感到这一次对她来说意义格外不同。
转好素材下楼时已经是午夜2点多了，实话实说的办公室里不知谁在听《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声音响彻整个楼道，那声音很温暖，也很空灵，那时候觉得一个人并不孤独，好像评论部认识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身边。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打仗一样，刘鸿彦和邓蕾结束采访，我集齐素材已经是周五的深夜了
周日节目就要播出，也就是说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留给邓蕾和刘鸿彦来编一个28分钟的节目，周六早晨9点她们开始坐在台子前边理结构，边粗编，以前虽然和刘鸿彦很熟，可从没和她一起剪过片子，她的理智冷静加上邓蕾的激情澎湃被我誉为绝配，为此这两个女人颇有些惺惺相吸，一天之中，刘鸿彦和邓蕾都没顾上吃饭，后半夜刘鸿彦让刚做过手术的邓蕾休息一会以便补充体力应付第二天的最后冲刺，连日熬夜，到2点多的时候我有些撑不住了，可那一瞬间刘鸿雁的小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打点速度又快又准，我戏称节目单上应该把她和吕刚一起打成技术，也许做技术她能比做副制片人更有发展前途，编到东方之子王伟达的镜头时，刘鸿雁更是精气神俱备，在不影响编片的情况下，她竟和我共同探讨了一下王伟达优美的手型，为此她狠很地用了几个王伟达的镜头，尽管我和邓蕾都觉得有一个镜头王伟达的表情有些坏坏的。
那一夜刘鸿彦一直很兴奋，小巧玲珑的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定力，我不知道，但是在那样紧急的时刻，她还在一贞一贞地抠着声音和画面，我几乎能听到时针一分一秒走过的声音，凌晨的时候我们完成了20分钟的剪辑，这时邓蕾的声音虽不如雷，但也能贯耳了，我走到外间实在不忍心叫醒她，看着平时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她身上搭着一件不知从哪拣来的毛衣，四脚八叉地倒在沙发上，我的心中涌起了一阵酸楚，这是一个刚做过手术的30多岁的女人，干电视也许就是这么残酷，我记得不久前曾看过邓蕾写的一篇文章，讲自己刚到评论部时常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打开冰箱当看到只剩一袋速冻饺子时她泪流满面，这一刻我真想对她讲她的那篇文章让我感动了许久，因为对我们这些评论部的新人来说，我们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邓蕾似乎有心电感应她揉着眼爬了起来，开始编后面的一段，刚才还是睡眼惺忪的她坐在台子前一下子兴奋起来，手舞足蹈，热血沸腾，这就是邓蕾，那个在拍柴静时哭的比人家还凶的女人，用刘鸿彦的话说就是太不成熟，哎，谁叫她是学中文的呢。
周六晚7点，28分钟的节目终于在一天一夜间赶制完成，当周日我到办公室取东西时，从一楼到四楼回荡着柴静温柔的声音时，我给她俩发了个信息，告诉她们可以洗洗睡了。
以为噩梦就此结束，周二却再次接到任务，《纪事》要再赶制一期非典的节目，拍什么呢，《新闻调查》《面对面》《东方之子》《时空连线》都有记者在做，怎么才能体现纪事的特点呢，两个女人又开始一番谋划，最终决定让我去拍小汤山的战地医院，刘鸿彦一再强调安全问题，她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宁可放弃一些拍摄机会，也要注意安全，制片人周兵也一再要求我们注意个人防护，我和摄像梁达有些跃跃欲试，真想到最危险的地方拍一些独家的东西，也许就是年轻气盛吧，4月29日，我们在联系拍摄被拒绝的情况下直接打车到了小汤山，伺机寻找拍摄的机会，到了那才发现那还是个大工地，很难想象第二天就要入住病人，当时工地乱做一团，也没管事的，拍吧，还等什么，梁达登高爬低地拍着，唯美的他一边拍一边抱怨拍不到好镜头，确实那时的工地太脏太乱了，到处是疲倦不堪的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连续五六天没睡觉了，那天我穿了件白衣服，所以在工地特显眼，招来许多民工的目光，那目光让我觉得他们真是很多天都没见过女人了，可我心里不象往常那样，我没有反感他们，如果在他们疲惫的时候，我能成为他们眼前的一道风景，我想这也许是很美丽的一件事，非典就这么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不管你处在哪个阶层，你是什么位置，这一刻大家都是相通的。
拍工地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两个女兵，向她们打听住址，两人对我一通盘问，不情愿地指了指工地后边的小楼，还告诉我他们领导说了不准接受任何采访，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可和梁达还是贼心不死，我俩决定过去摸摸情况，果然未经许可，拍摄的难度很大，连我们上楼拍个全景也遭到了拒绝，在我们准备灰溜溜地离开时，忽然看见几个女兵在凉台上打电话，一个只带了一只耳环的小美女吸引了梁达的注意，于是用长焦梁达尽情地偷拍了一番，看见招待所的头走出了大门，我们俩溜上了楼顶，补拍了工地的全景，下楼时我和梁达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都溜进来了，为什么不试着拍点呢，最坏的结果就是被轰走，一不做二不休，我们上了2楼凉台，北京军区的几个护士正在讲防护知识，可他们把我们就当阶级敌人一样，立刻质问我们是从哪来的，梁达反应极快，把镜头对准了疗养院优美的湖水，说拍个全景，我们才得以脱身，下楼的时候我们有些悻悻的，这偷偷摸摸的怎么拍呀，我俩有些死不甘心，决定上3楼凉台俯拍2楼，我突然觉得自己像狗仔队的娱记，心中甚是悲凉，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上了三楼，推开一扇门就进去了，还好，碰到的是几个河南兵，态度很热情，出乎我们的意料，还等什么，我给梁达使了个眼色，扛起机器拍吧，期间得到了一个信息，明天他们队要为一个叫陈燕的女孩过生日，我和梁达都有些兴奋，就是它了，于是迅速与家里联系，第二天中午十一点终于得到了利好消息，说可以去拍了。
我和梁达，汪东升再次奔赴小汤山，本以为这次可以大模大样进入医院，可到了门口武警说记者一律不准进入，我们有点慌，赶快给一个联系人打电话，可他的态度很冷淡，说要再和政治部的领导汇报一下，我们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如果进不去，那周日的片子怎么办，不能等死，我们开上车准备找找其他的门，路上突然发现医院旁边有个村子，村民自发用树做了路障，为了心里安慰，决定下车拍几个镜头，还采访了几句，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出镜记者，心想这片子是不是拍得太新闻了，“刘邓大军”后期编时一定得痛骂我，等了一个小时，联系人终于答应让我去见政治部的领导，魏主任态度很温和，但原则性很强，向我例数了几条宣传纪律，还要我保证播出前让他审片，为了能尽快离开办公室去拍摄，我主动提出给他立个字据，一斜眼看到访谈一个记者的名片，我估计他不会让他们写字据，谁叫我们是拍记录片的呢。
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拍了，接下来的拍摄很顺利，那些年轻的士兵很可爱，只是拍摄时间太短，士兵们又忙着收治病人前的准备，利用中午20分钟的休息我忙忙乎乎地抓了几个主要人物简短地采访了一下，拍完后心想要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好了，这样可以从容调动被采访者的情绪，真是遗憾，闲聊中得知我们和主任周旋时他们正在剪头发，当时他们特想让我们拍下来，我和梁达很郁闷，晚上回家的路上梁达说有一个镜头带上关系拍就好了，可惜当时来不及摇过去，也许这就是记录片的遗憾吧。
短短一天半的拍摄，像打仗一样，我和梁达作为新人都有些惴惴不安，觉得拍得有些表面，可时间太短又没有太好的办法，下午5点，我们几乎被公安赶出了医院，因为戒严了，梁达颇怅惘，我再次去找魏主任，希望用小女孩的可怜打动这个老男人，可得到的回答是访谈的人都走了，你们进去拍绝无可能，走吧，灰溜溜地走，正如我灰溜溜地来，垂死挣扎，宣告破产。
晚上一点左右，病人就要入住，戒备森严，我们原以为连外景也拍不到了，屋漏又逢连阴雨，这时北京市委宣传处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关军队的一律不报，还说是中宣部发了文件，我们有如一头凉水兜头而下，这不是白干了，还好再次核实后发现那个态度恶劣的女人只是在吓唬我们，可能是市政府和部队关系还没理顺，她说军队若同意就不管了，这不由让我们倒吸了口凉气。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带着司机周保华在小汤山医院附近转圈，因为被四处驱赶，我们几乎要打道回府了，我悻悻地给刘鸿彦打了个电话，她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她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放下电话就要往回走，可心里觉得都到这份上了，片子怎么结尾呢，当然可以用别人的资料，可那未必是我们想要的镜头，再努力一下，晚上11点，当我们再转到西门时，发现路边一字排开了几台机器，都是一些境外的媒体，梁达一时间兴奋起来，可这时一件最丢人的事发生了，我们带的三块电池全部报警，东升，梁达和我一商量就拍三个镜头，一定要一次成功，过会梁达过来告诉我，那边有一个人的设备和我们的一样，让我去借电池，我没多想，就去套瓷，那人是香港无线的，人很好，当即借给了我，回到车上，东升说这种丢人的事只能让我去干，他们两个大男人可不好意思，我说特殊情况，相信人家能理解，果然，在梁达反拍那些记者时，那个无线的摄像走过来对梁达说我帮你拍，梁达最初没有反应过来，开机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那个人用机头灯在为自己照明，那一刻我们都很感动，是非典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大家是对手，更是朋友，也许是受到了震撼，当车运完病人在门口短暂停留时，梁达第一个冲到了车前，那一瞬我真的很感动，只是我没来得及为梁达拍一张照片，但他的身影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往回走时已是午夜2点多了，出租车的4个窗户全部开着，风乎乎的，这时才有点后怕，司机周保华用两张面巾纸贴在口罩的内侧，我知道他有些担心，可他还是坚持陪我们拍到了最后，真的要感谢她，其实这次拍摄没遇到太多的危险，比起一线的记者，我们这次拍摄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在我的编导生涯中却是最难忘的，因为这是纪事组一次大的合作，在这次合作中，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偷懒，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统筹张雷早上8点就跑到总后去等消息，老毕冒着感冒去拍歌手录音，杨林是老摄像了，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李建明，张戈平穿梭于各大医院和隔离区，与各种危险擦肩而过，而李兵琦是在对老婆软硬兼施的情况下跑出来的，而且在非典MTV审过后，又觉得不满意，自己主动拿回来修改，还有很多人李杨，刘彤为我们开信，借带子，责编任崇容一直到深夜还在帮我们盯字幕。
我因为要隔离没能参与最后的编辑，但我知道在一天之内，编辑一个以纪实段落为主的片子，加上我前期拍摄经验的不足，刘鸿彦和邓蕾在台子前会是怎样的辛苦。
早晨7点节目顺利播出了，很快我接到了医疗队的电话，他们很激动，说谢谢我们，其实我们只做了我们该做的事，离开医院时几个战士托我寄信发传真，因为隔离后他们就只能收信，不能向外传东西了，而这种日子可能要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快乐。
后记：在小汤山拍摄病人进入时，我一直不在服务区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是一个和我结怨很深的人打来的，他现在很遥远的地方，他不知我正在医院，也不知北京的非典有多严重，他说欠我很多，知道我不会原谅他，那一瞬间看着远处的救护车急驰而过我泪流满面，我告诉他过去的让它永远地过去吧，希望你能珍重，因为生命太短暂，而生命又真的太美好……
作者：张洁，大学读的是中文，后又到广院进修了一段，做过晚会，当过经理，加入《记忆》剧组后常被周兵骂太煽，不会写解说，2000年加入《纪事》，主要作品：《革命的理想 向警予》，《老杨和查理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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