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联合国秘书长对话
央视国际 (2001年11月30日 15:53)
“与联合国秘书长对话”。
这话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点刺耳？可能。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尚未两鬓斑白的记者似乎不应该去和一位学识渊博的联合国秘书长对话。
当我专访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那一期《焦点访谈》以这个题目播出以后，我确实听到了这样的非议。有一位对电视主持人格外关注的记者在南方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水均益与联合国秘书长对话有感而发，文章言词辛辣，观点新奇，用通俗的词句翻译过来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忘记了自己涉世未深，因为他居然自认为有资格和加利“对话”，显然是炫耀自己。
说实话，最初别人给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并不想太往心里去。节目已经播出，好坏自由观众评说。然而，没过多久，《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我时又提到了那篇文章，并问我是否同意那位记者的说法。看来，不论好坏，其影响还很广泛。
事后，我时常扪心自问：我以自己十年前曾经采访过加利来设计其中的一个提问是否确有炫耀自己的成分？我把自己放在和联合国秘书长平等对话的位置是否有不妥之处？
在兰州老家的父亲一番话让我感到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想法并非自我开脱：“虽然说，你只是一个人面对着加利在“对话”，但是，别忘了，你是一名记者，你真正代表的是几亿中国电视观众。这么多中国观众和联合国秘书长来一番对话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有在加利感到你是将他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对话，你的采访才可能成功。至于说，你用十年前采访过加利作为一个问题的背景，这属于记者提问的技巧。只要这个信息是真正为你的问题服务的，观众就不会感到难受。”
总体来说，我对加利秘书长的采访是成功的，那期《与联合国秘书长对话》的节目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好评。按《中国电视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这期节目是“一次绝妙的名人采访”。我之所以接受这种可以算是赞扬的评价，是因为它产生的是一种讨论，一种比较，一种让阅读者思考的分析，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回想起来，那次采访如果真的有什么“绝妙”之处，那么不仅仅在于它产生了一期好节目，而且它让我体会了加利的“绝妙”。
通过采访，我发现，与其说加利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称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直率的老爷爷来得更为贴切。
采访加利的时间定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地点还是那个老地方，那个被我和我们国际记者组的同事们戏称为“半个家”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和我合作的女编导李群英在采访前几天，给了我一厚摞有关加利的资料，我统统抱回了家。要让这次专访“出彩”，与众不同，基本诀窍还是对背景信息的掌握多多益善。
还有两三天就要见加利了，在和几位新华社的老朋友聚会时，我郑重地请各位出主意：“过几天我要采访加利，我总觉得现有的方案形式呆板，这形式可能会影响发挥的！对我是这样，对加利也一样。请哥儿们发挥点想象力，出出主意！”
大家一片七嘴八舌。
有的说，请加利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采访，我说试过了，加利不同意。
有的说，那就把问题设计得刁钻一点，让加利难堪。我说这也不合适。因为人家又不是美国总统或者日本首相，老和咱中国闹别扭，加利对中国十分友好，联合国也没有跟中国过不去。
有一个同事说，请一批观众跟我们一起到钓鱼台采访加利。话音未落，大家一致摇头。钓鱼台又不是一般的地方，哪能随便什么人都让进。
这时，和我同一年进新华社的国内部记者秦杰开了口：“不如提前先采访一些观众，请他们向加利提问，然后在你采访的时候现场转达给加利，让他回答，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很好地对话局面。让联合国秘书长和中国老百姓来一次电视对话，这主意怎么样？”秦杰把手里的烟头往面前的烟灰缸里使劲拧灭，脸上显得很得意。
一个“与众不同”的采访联合国秘书长的方案就这样在我和几位“老哥儿们”的神侃中酝酿成型了。
第二天，我兴致勃勃地冲进办公室便对大伙儿嚷嚷：“采访加利我有一个好主意了！”
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采访加利的前两天，我们走上了街头，实施我们方案的第一步，请普通百姓向联合国秘书长提问。
出乎我的意料，许多观众对联合国以及加利本人似乎都不了解，所以也就谈不上能提出什么问题了。有的人反问我：“加利是谁啊？”“他干么的？”“联合国？联合国没什么作用吧？”
我们一行三人一路走，一路采访过路人。就这样一直从天安门转到了北京展览馆附近。我们拍摄到的大部分问题虽然不很理想，但是也有个别问题很出人意料。在外交学院门前我们遇见了一队小学生，当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说：“知道！”
我问其中一个小女孩：
“假如你见到联合国秘书长，你想不想问他什么问题？”
小女孩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说：“我想问他：联合国有多大？您的官儿有多大？”
另外一个小男孩在一旁插进来说：“叔叔，我想问他，现在好多国家都在打仗，能不能让他们别打了？”
那天采访回答的路上，想着这些看似天真的问题，我突然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讲，联合国以及许多国际事物似乎离他们很遥远。因此，不少人对这些事既不关心，也不太了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加利的采访就更应该照顾到深入浅出，让人看了通俗易懂。那些小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吗？
当然，我们还是准备再采访几个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士，以保证我们采访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于是，第二天李群英又带着摄像去采访了几位专家、知识分子和工人。
带着这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二十七日下午，我走进了钓鱼台十八号楼。
下午五点半，加利准时走进了十八号楼一层的会客室。加利很清瘦，走路有一点驼背。他身穿一身深色的西服，戴着一副浅茶色的近视眼镜，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倒像是一位儒雅含蓄的学者。
看见他面带微笑走的进来，我迎了上去，用我在中东时学到的那几句阿拉伯语跟他打了声招呼。
听到我说阿拉伯语，加利很惊讶，他马上问我：“你会讲阿拉伯语？”
我赶紧解释说，就会几句，是在埃及学的。
加利更加吃惊，他问：“你在埃及呆过？什么时候？”
我告诉加利，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在新华社设在开罗的总分社当记者。我还告诉他，我曾经在十年前在北京采访过他。在开罗期间，我也去过他的办公室采访过他，当时他还是埃及外交国务部部长。我甚至告诉他，我们的记者站是在开罗市的哪个区，哪条街，等等，等等。
听着我飞快地自我介绍，加利脸上的表情渐渐地由惊讶变成了亲切。他不住地点头，偶尔还纠正我对开罗某个街道的发音。那一刻，我们似乎像是两个多年未见的同乡，在急不可待地互相讲述着家乡的故事。站在周围的联合国官员和我的同事们面面相觑，弄不清楚这其中的奥秘。
应该说，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迅速地和采访对象之间形成一种融洽的关系，这本事正是我在埃及时学到的。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埃及人也很重视关系。关系好的，什么事都好办。关系不好，就会给你来一句“BUKHLAR”（明天再说）。在埃及采访时，我经常会在口袋里装几盒清凉油？钥匙链之类的小礼品，一到关键时刻，便向相关人员施以小恩小惠，或者跟他们大讲中埃两国友谊等等的美丽言词。从那以后，我的这些招数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确信我和秘书长已经达成了一个融洽的谈话基础后，我示意摄像，可以开始了。这时，钓鱼台的一位服务员走过来在加利身边放上了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
等服务员走开，我对加利说：“秘书长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今天在这里采访您的除了我本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关心联合国，关心您个人的中国人，因为我也带来了一些我们的观众的问题。现在我想先从一位北京的小学生给您的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采访。这个小女孩请我问问您，联合国有多大？您的官有多大？”
加利乐了。他脸上每一个地方似乎都在笑。他首先表示，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他要向这位小姑娘说一句话。这时，他突然用中文说：“我们都是老朋友。”
在场的人全笑了。
（采访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笑声过后，加利接着说：“联合国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就像这位小姑娘的家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样，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一共也一百八十五个成员。联合国就是这一百八十五个成员的家。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他不过是这个大家庭的仆人。他就像一个大管家，负责保护这个家，每天早晨开门、打扫卫生……而且他要努力让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彼此和睦相处如同亲兄弟一般。因为这个家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争论，秘书长的作用就好像是个调解人，他的角色是解决争论，平息争吵………”
加利慢慢地叙说着。他的后面是黄色的墙壁，在他的身边放着一杯热茶，茶杯里冒出的热气正在他的脸旁缓缓地升腾。在我看来，此时的画面就像是冬日壁炉旁的一幅图画，一位祖父在向自己的孙女讲述一个童话故事。他是那样地耐心，那样地循循善诱，那样地投入。加利真正进入了一个我们为他设定的角色。
此时此刻，我无法想象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当今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国际法专家”。他虽然享誉全球，满腹经纶，但是他却如此慈爱，如此平等地在对待一位中国首都的小学生。
加利出生在埃及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从政道路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一九四九年，加利获得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此后许多年里，他一直潜心业务，著作累累。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年过半百的加利却突然决定弃文从政。加利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法的精通，很快使他在埃及政坛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在埃及与以色列和平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他以出色的协调本领赢得了人们的赞扬。此后，他先后担任了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外交部长、副总理兼外长等要职。
然而，在埃及政坛上，加利属于那种先天不足的政治家，他没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不是穆斯林信徒，所以多年来，至少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知识型的政客，没有进入埃及政坛的主流集团。
带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加利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我敢说，当初，他一语惊人地说出自己“天生就是当联合国秘书长的材料”的豪言的时候，恐怕更多的是用这种语言进行自我评价。
带着知识分子同样的热诚执着，加利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发誓要令陈旧的联合国脱胎换骨。然而很快，加利发现他寸步难行。其中主要的难题就是如何对联合国的内部机构进行改革以及如何解决联合国巨大的赤字。加利发现，他根本无法说服美国等国家不交拖欠的会费。几次努力未果，加利开始公开地攻击美国拖欠会费。为此，他和美国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越积越深。这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在诸如“维和行动”等其它领域的工作。加利被称为是最有争议的秘书长。随着他任期的临近。美国人似乎已经决议要换掉加利。舆论也在纷纷猜测加利是否会争取连任。对此，加利似乎也非常敏感。
在采访中，我和加利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等一九九七年您到联合国的任期将满，您现在有没有什么……”
答：“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决定下来。我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来作出决定，要么提出连任，要么对自己说：够了，够了，到此为止吧……这还没有决定下来。”
问：“您现在不想透露吗？”
答：“没有，我还没有决定。”
问：“秘书长先生，我注意到您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敏感，因为我刚才还没有说出“连任”这个词，您就已经知道我要问您的是什么了。”
答：“这倒不是。因为这将意味着一旦你作出决定争取连任，就要准备做许多相应的工作，你还必须清楚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常年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外交官经常对我说：“加利到底还是一个文人，他不懂政治。”
加利的确不太懂政治。其实他早就知道美国人对他不满意，他也应该知道美国人已经含蓄地警告过他：如果继续如此这般攻击美国拖欠会费，将会影响到他的连任。然而，对此加利似乎并不理会。就在他接受我采访前的几个月，他还对美国《时代》周刊说自己是一个“超级乞丐”。
在我们的采访中，我又问了加利关于会费的问题，加利的回答显得无能为力。
他说：“现在短期内唯一的办法，就是允许我借钱。比如向一些国家或者某些银行借钱。然后，我所做的恐怕就是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拖欠会费的国家，对他们说：求求你们吧，请你们承担起你们的义务，缴纳会费吧……因为如果没有经费的话，我们（联合国）就不得不关门了……”
在这以后，我又请加利谈了他对联合国的改革、联合国目前的处境、联合国的未来、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其间，我又借几位观众之口问了诸如如何制止某些大国利用联合国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等。
在谈到台湾试图拓展“国际空间”，打入联合国的问题时，加利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九四八年的开罗宣言中，就确立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当时签字的有中国的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接着，他又历数了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定。比如2758号决议啦、某某年的特别联大啦、某一项声明啦，等等。
加利的阅历很深厚，他不仅清楚地掌握联合国当时的情况，而且对有关历史也是了如指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渐渐地开始将话题引到加利个人的一些问题上。我问他，频繁的出访和繁忙的工作是否对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
“很幸运，我没有孩子，所以，这里不存在对我的孩子们的影响，但这却对我和我夫人的关系有一定的影响。”加利说。
没想到加利如此直率。因为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加利和他现在的第二任夫人没有孩子。我原本准备迂回一下，找机会含蓄地问他这个问题。听到他如此回答，我赶紧追问，是什么影响。
“我出访太多的时候，我夫人就会不高兴……。她说我工作太忙，对她的关心不够。”多么坦率的回答。在我采访的众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在谈到个人生活时像加利这样开诚布公。
我决定继续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没有孩子时，您用的词是‘很幸运’，我是否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说，你更喜欢一个没有孩子的小家庭，而不是一个像许多中国人所注重的那种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呢？”我追问道。
“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那么全世界的孩子们不就都成了你的孩子了吗？”加利这次没有像回答前几个问题时那样直率，但是这个回答实在是太巧妙了。
采访进行到这时，我感到应该收尾了。在此之前，我已经几次看到加利的新闻官跑到我的斜对面指着手腕上的表，示意我已经超时了。我拿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精心设计的“重磅炸弹”：
“秘书长先生，十年前，您作为埃及外交国务部部长访华时，我曾经采访了您，当时也是在钓鱼台。那时的话题是如何结束冷战，我记得您当时描绘了一个冷战一旦结束后的更加美丽的世界。十年后的今天，冷战的确结束了。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像您当时预言的那样乐观，到处是地区战争、冲突、贫困，等等。您当时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制止目前的众多战争和冲突，就像一个中国小男孩问您的那样：能不能让那些国家别打了呢？”
加利认真地听完了我的问题，然后，他长嘘了一口气说，其实当时人们也想到了冷战一旦结束世界可能会出现的新的混乱。他说，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处理后世界事务的新规则，这就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
“现在的问题在于，许多的成员国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内政，而不太关心国际事物……当他们更关心国际事物，更关心联合国的时候，他们就会给联合国更多的支持、更多的钱，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和平和发展。”
加利太坦率了。
说来说去，还是他那个联合国，还是那个要命的“钱”字。然而，后来我一直在庆幸，幸亏有了加利的这份直白，才有了这次专访的精彩，虽然我也感觉到，加利的直率也许对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并不是一件好事。
采访结束了。
我站起身正准备向他道谢，这时，加利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了我好多问题，一会儿是一个小女孩的问题，一会儿是一个老人的问题，一会儿又是一个小男孩的问题，可是你的问题在那儿呢？
我笑着回答说，我把我的问题都藏在了这些人的问题中间了。
加利也笑了，他诙谐地说：
“那好，下一次我会把我的回答也藏起来。”
六个月后，我从新闻里得知加利没有能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后面，又听说，他要带着夫人周游列国，然后回家潜心写作。再后来，渐渐地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责编：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