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巴格达
央视国际 (2001年11月30日 15:39)
二月十七日晚上，在新闻中心楼顶上拍摄完我们当天分两组采访的《焦点访谈》的节目《巴格达的一天》的最后一个镜头后，我让摄像康锐先回饭店，把录像带交给胡阳开始编辑。我自己一个人留在新闻中心。我准备在那里看看CNN的新闻，再摸摸伊拉克方面的最新情况。
设在巴格达市中心的新闻中心是外国记者在巴格达唯一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也是采访此次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的记者们的集散地。对于记者们来说，新闻中心的地理位置应该算是比较理想。它的北面是伊拉克新闻部和伊拉克文化部。东面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后面是底格里斯河和共和国大桥。从新闻中心往西大约一公里是伊拉克外交部。从新闻中心到这些地方步行都在十分钟之内。
新闻中心是一个四四方方两层的楼房。楼的周围围着一圈两米来高的铁栏杆。栏杆和大楼至今形成了一条四五米宽的通道，通道上摆满了各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通讯设备——移动卫星地面站的“锅”（天线）、海事卫星电话、发电机、电缆以及其它器材。我们的移动卫星地面站就设在通道的尽头。从一楼外面的一个悬挂式铁梯爬上去，就到了楼顶平台。和一楼一样，这里也摆满了各个媒体的通讯器材。因为是露天，有的电视台干脆在他们的卫星地面站旁边支起一个帐篷。工作人员白天在里面工作，晚上就睡在帐篷里。沿着楼顶平台南侧一边，CNN，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BBC广播公司等著名电视台都在那里画地为牢，设立了临时演播室。原因很明显，因为从这个位置望过去，正前方就是美军最可能首先轰炸的总统府——共和国宫。
据伊拉克官方统计，当时在巴格达的各国新闻记者超过一千。大量外国记者来到巴格达，一方面给伊拉克有关方面增添了不少麻烦。但同时，成百上千的记者也给伊拉克新闻部和新闻中心的官员带来了数不尽的“财路”。伊拉克官员利用各国记者急于在新闻中心抢占有利位置的心理，大发其财。新闻中心墙上贴着新闻单位租用场地的各种费用，比如，架设移动卫星地面站一天的费用是一千美元，海事卫星是四百美元，一间办公室的费用是一千美元，等等。如此昂贵的费用迫使各新闻单位采用迂回战术——贿赂新闻中心的官员，这正是伊拉克官员盼望的。不愿出一千美元架设地面站？好办，你只需悄悄往新闻中心官员手里塞上二百美元的现钞，五分钟之后，就可以得到一块地方。想要在楼顶租一个机位？再拿二百美元钞票。经高人指点，我们也入乡随俗，将美元塞进伊拉克官员的手里。于是，我们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地盘。在伊拉克，我更深地体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的意义。
那天夜里，我来到新闻中心休息厅。这里是全巴格达唯一能收看到CNN的地方。电视上CNN正在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将开会讨论是否派秘书长安南前往巴格达进行调解。休息厅四周的沙发上坐满了各国记者，一个个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CNN的报道。
在巴格达，外界消息之闭塞是难以想象的。旅馆房间里的电视只有两个台：国家台和青年台。这两个电视台每天大约有两三次整点的新闻，但全都不是什么正经的新闻。要么是歌颂伊拉克在各方面取得成绩的报道，要么是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向萨达姆总统发来贺电，祝贺伊拉克又成功地修复了一座桥梁。其余时间，就是各种歌颂萨达姆总统的歌曲、戏曲、MTV等等。有的MTV里萨达姆身穿军装，有的MTV里又穿着阿拉伯长袍，也有的时候穿着西服。一会儿是萨达姆招手向群众致意，一会儿是萨达姆视察某个学校。反正，花样、手法基本全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MTV前面的主持人一会儿变成一个圆球跳进画面，一会儿又从展开的画卷中出现。
（一九九八年二月巴格达图片）
我挨着休息厅周围的那一圈办公室看了看，美联社、路透社、BBC，全是大牌的新闻单位。我走到路透社的那间办公室门口，里面坐着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在一台电脑前写着什么。看见我，中年男人停下来，冲我打了声招呼：
“HI！”
经过相互介绍，我知道他叫史密斯，是路透社的新闻撰稿人。他的任务是将每天路透社在巴格达所有记者的报道编写成稿件。可以说，史密斯是路透社在巴格达的心脏。我似乎嗅到了什么。我开始主动和他攀谈起来。从巴格达聊到海湾战争，从伦敦聊到北京，聊着聊着，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开罗时期的同行。海湾战争时期，史密斯也在开罗，于是我们又开始聊到了开罗。史密斯一边在电脑上敲着，一边和我聊着，话越来越投机。史密斯问我，你们中国政府对伊拉克危机有什么最新的表态。有来无往非礼也，我知道我这时该做什么。我告诉他，中国反对对伊拉克动武。然后，我故作神秘地对他说，据说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外交官已经在考虑撤离了。其实，使馆第一批撤离人员当天早晨已经动身前往安曼了。史密斯眼睛一亮，问我：
“真的？”
我点点头，马上又对他说：
“只是‘据说’，还没有证实呢。”
看见史密斯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问他：
“伊拉克方面有什么反应？”
这时，史密斯慷慨地将电脑屏幕对着我，说：
“我们的记者刚刚报道说，几分钟前，伊拉克官方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保证安南访问伊拉克成功。这条消息我还没来得及发呢。”
也许是感激我刚才告诉他的那个“据说”，史密斯迅速地从电脑里为我打印了一分伊拉克官方声明的稿件，递到了我的手里。
由于这次愉快的交谈，史密斯成了我在巴格达的消息来源之一。我们几次关于危机发展的报道都得益于史密斯为我提供的详细细节。
当了十来年记者，常常有人问我：当记者都要哪些素质？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如何当一名合格的记者。十几年来，我除了学习别人的经验，看别人怎么采访，怎么工作，怎么写报道，再就是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十几年下来，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一名记者首先要是一个善于待人接物的活泛人。用南方人的话说，就是要“灵光”。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不会和人打交道，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不会察言观色，不会结交朋友，那这个记者恐怕麻烦就大了。
拿着路透社的新闻稿，我迅速来到新闻中心办公室的一部电话旁。我告诉报道组领队侯明古，伊拉克官方有一份重要声明，现在各新闻单位都还不知道。我建议，我们应该抢先将这条消息报回北京。此时已经是巴格达时间夜里十二点二十分，由于时差的关系，北京已经是二月十八日凌晨的五点二十分，离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开始播出还有四十分钟。侯明古马上和北京联系，告诉他们我们要在《早间新闻》中直播一条新闻。之后，他马上和卫星传送技术人员以及两位摄像赶到了新闻中心。
十二点四十分，我在一楼通道尽头我们的卫星地面站前见到了他们。这时，我已经准备好了新闻稿。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落实我们在三楼平台演播室的位置和线路，所以直播只能暂时在一楼我们的卫星地面站前进行。卫星技术人员很快将地面站信号接到了北京。海事卫星电话也已经接通。摄像用一条连线将摄像机的画面接到了卫星地面站上。
十二点五十分，一切基本准备完毕。这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卫星地面站附近没有一个理想的主持人出镜画面。地面站的对面是新闻中心那一圈两米多高的铁栏杆。透过铁栏杆，唯一一个能看到巴格达接到景色的地方长着一丛浓密的灌木。我顺着铁栏杆来回走了好几趟，试了各种角度都不行，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观众感觉到我是在巴格达。我的身后不是灌木就是铁栏杆。急中生智，我看看身后的铁栏杆，“噌”地爬上了栏杆。然而，栏杆底下的水泥墙只有几厘米宽，根本无法下脚。我扒着栏杆看了半天，实在没有办法。离直播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接近。于是，我迈出一条腿，像是骑马一样干脆骑在了栏杆上面。摄像康瑞心领神会，他马上找来一个大木箱，将摄像机和三角架架在木箱上。这下好多了。画面中，我的身后就是清真寺的宣礼塔和远处巴格达市区的万家灯火。
直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时，栏杆下突然来了几位扛着摄像机的外国记者，他们二话不说，打开摄像机上的灯头，对着我就开始拍摄。当时，我骑在栏杆上，手里拿着话筒，身上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外面罩着一件深蓝色风衣，一副绅士打扮。大概这些记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主持电视的记者。他们把我的举动也当做了新闻。
几分钟后，我们将这条消息连同我主持的画面通过卫星传回了北京。当然，看到这条名为“伊拉克官方表示要力促安南访问成功”新闻的观众是不可能看到我骑着栏杆的样子的。因为，康锐摄像机里的镜头只拍摄了我的上半身。
二月十九日，安理会表决一致同意派安南赴巴格达进行“和平的最后努力”。这一消息令许多国家感到鼓舞，人们期待着这位温文尔雅的联合国秘书长真能够成功地化解目前的这场危机。但是，就在安南出发前，美国方面提醒说，安南此次巴格达之行不是一次外交谈判。安南不是一个“谈判者”，而是一名“信使”。美国人说，安南秘书长只能遵照安理会的指示，向伊拉克传递明确的信息，即伊拉克方面不得为联合国核查人员对八处总统府属地的核查规定时间和范围；伊拉克方面必须保持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完整性和主导性，伊拉克必须接受核查小组无条件的检查。
与此同时，美军驻海湾司令部向新闻界透露，美英等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毕，随时可以向伊拉克发起大规模袭击，军事打击一旦开始将可能维持数月。巴格达陷入了紧张不安的等待之中。
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安南的到来，希望萨达姆能够给这位授权有限的“信使”一个面子。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悄悄地为战争一旦爆发作着最坏的打算。外国使馆纷纷作出了撤离人员的决定；记者们在整箱地整箱地抢购矿泉水和饼干一类的储备物资；不少巴格达市民投靠到了乡下的亲戚家。
十九日上午，我坐在拉希德饭店的房间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巴格达在等待”。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我抬头一看，大叫了起来：
“老林！”
来人是我和张郇开罗时的老朋友、《人民日报》记者林皎明。我在开罗新华社中东总分设时，林皎明当时也在那里任《人民日报》驻开罗记者站的记者。老林和夫人在开罗租了一套宽敞的公寓套房，开着“夫妻店”。我和张郇是他们家的常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就会坐在一起讨论海湾危机局势的发展。老林是学阿拉伯语的，但他的英文也非常好，在埃及的驻外记者中属于少有的“双枪”记者。他的文笔极佳，经常写一些让人叫绝的特写和评论。老林有一个特点，喜欢走极端。他经常能搜罗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让你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回到国内后，我们的联系渐渐稀疏了。一九九七年，老林夫妇被《人民日报》派到了海湾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老林一见到我就放开嗓门嚷嚷道：
“哎呀，水哥儿们，你们可把我害苦了！”我问他怎么回事。老林说，一个月前他就开始在阿联酋办理来巴格达的手续，可一直没有结果。几天前，我们从约旦报道了我们正在前往巴格达的消息，《人民日报》国内的负责同志在电视上看到后，急了，马上命令他想尽一切办法火速赶往巴格达。老林动用了他的所有关系，费劲周折，终于在昨天拿到了伊拉克的签证。他连夜乘车，今天早晨刚刚赶到这里。
“这回是让你们中央电视台抢了个先手。你们是怎么弄到签证的？也太神速了点吧？！”老林感叹地说道。我得意地冲他笑了笑，说：
“各有各的道嘛！”
新闻单位之间的竞争往往是非常激烈的。当然，这种竞争的表现方式并不是多么白热化，功夫大都用在暗处。这有好处，大家都争上游、新闻不就快了吗？
坐下来后，老林马上又亮出了他那些“极端”的消息。他说，不管安南的访问结果如何，也不管萨达姆最后是不是会软下来，美国人这次肯定要动手了，而且要打就肯定是狠打。
“告诉你们，我得到准确的消息，美国人首轮打击的目标将是伊拉克的眼睛耳朵，比如新闻部大楼、新闻中心，还有，拉希德饭店！”老林激动地说着。
我们一听，都“啊”地叫了起来。
“不会吧？”拉希德饭店住的都是外国记者，还有美国记者呢？老美怎么敢炸这里？站在一旁的胡阳不解地问道。
“怎么不会？这里就是萨达姆的一只眼睛。到时候，美国人可以解释说这是误射，枪炮不长眼嘛。美国记者已经得到消息了，CNN他们很快就会搬出拉希德的。”老林继续说道，“反正，我就盯着CNN，什么时候我发现他们往外搬，我也跟着撤。”
就我们几个人大眼瞪小眼，不置可否的时候，林皎明又甩出一条爆炸性新闻。他说，在巴格达市区的西面有一个伊拉克的化工厂，那里肯定有化学武器，美国人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了。他说，巴格达市区正好处在化工厂的下风口。
“到时候，化工厂一炸，飘出来的烟尘至少能覆盖半个巴格达，不得了啊！”他说着，右手在眼前横着一扫。听到这话，我的目光不自觉地移到了放在房间一角的行李箱，那里面放着一套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化学武器防毒面具。
老林只身一人，没有发稿所必需的海事卫星电话。按照电视台领导提出的中国记者精诚团结的指示，我们立即同意他可以任意使用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向国内报社发稿。林皎明非常感激。临走，他摞下一句话：保持联系。
林皎明的那些“消息”多少在我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立即决定，密切注视拉希德饭店内美国记者的动向，并同时将我们每个人带来的防毒面具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问题。就在这时，巴格达谣言四起。有的说，萨达姆已经命令共和国卫队撤往伊拉克北部山区！有的说，过两天伊拉克上空正好是月缺的时候，夜黑风高之时将是美国人动手的最佳时机；也有的说，安南秘书长只在巴格达呆几个小时，他把信送到伊拉克人手里后，当天夜里就返回巴黎。
那天，我破例用海事卫星电话给国内的家人打了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我们这里阳光明媚，安南明天就到巴格达，和平解决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平时在电话中很少和我多聊母亲那天却迟迟不肯放下电话。她不断地问我，胃病有没有犯、烟抽得多不多、是不是经常熬夜，只是只字不提我们这里的局势。最后，我对着话筒说：
“妈，那我就挂了？”
电话那头半晌没有回答。忽然，我听见话筒里传来轻微的抽泣声。母亲在哭。这么多年，不管是黎巴嫩，还是波黑，每次出差，母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次之前，母亲唯一一次当着我的面落泪是十几年前在兰州火车站送我去北京。我咬了咬牙，对母亲说：
“妈妈，我没事儿，你儿子命大，放心吧！我们同事要用电话了，挂了吧！”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完了事就赶紧回家吧。”母亲那头放下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从我的眼眶中掉了下来。我并不是为自己身处危机之中而伤心。这一刻，我似乎看到了我那七十岁的老母亲的一双泪眼，看到了她的白发，看到了她那双颤抖的双手。我在家里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比我最小的一个哥哥还要小九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儿子”。在兄弟姐妹中，只有我是从小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的，母子情深。
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我们报道组分乘两辆出租车跟随孙必干大使的车前往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准备采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抵达巴格达的消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驻伊拉克的大使，孙大使应邀在机场欢迎安南。上车前，孙大使请我坐进了他的大使专车。他说，这样我就可以跟着他直接进入机场，也就有机会采访安南。我们的车队到了机场后，果然，大使的奔驰车畅通无阻地直接开到了贵宾室的门口，而我们那两辆出租车则被拦进了旁边的一个记者停车区。看到我一身西服革履走在孙大使旁边，门口的伊拉克警卫急忙伸手示意我们进入了贵宾室。我大摇大摆地跟着孙大使穿过贵宾室来到了机场的停机坪。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安南乘坐的法国总统专机出现在了机场跑道上。在飞机滑到我们面前时，我和康锐利用正在滑行的飞机作为背景录了一段安南抵达的现场报道。飞机停稳后，安南很快出现在了机舱门口，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服，花白的头发，下巴上还是那一撮著名的山羊胡子。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迎上前去和安南握手，然后领着他一一介绍前来欢迎的伊拉克官员和各国使节。
安南和阿齐兹在贵宾室稍坐片刻后，两人一起走出来站在众记者们面前回答了两个问题。安南说他对此次巴格达之行表示乐观，阿齐兹也表示，伊拉克将尽一切努力促使秘书长的访问成功。两人说完后立即转身上了停在一旁的汽车。
车队离开后，近百名记者四散而去。大家纷纷拎着各种器材跑向机场外的停车场。我们也随着人群向机场的出口处跑去。这时，迎着人群疾驰而来两辆出租车，原来是我们的车。上了车，我拍着我们的司机阿布·艾哈麦德的肩膀激动地说：
“阿布，你真是太棒了！牛X！”我用这两天已经教会了他的一句中文粗话对他大叫道。
阿布·艾哈麦德是我们几天前在拉希德饭店门口找到的一位出租司机。他身材结实，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阿布和我同岁，都是三十五岁，他已经开始谢顶，加上他一脸的胡茬子，看上去要比我大许多。阿布英文讲得很好，每次坐在车上，他都要和我大聊特聊。他对中国非常了解，他知道毛泽东，知道邓小平，还知道林冲。有一天，他问我，你们中国人老百姓怎么说“特别好”，我想了想，开玩笑地对他说：“牛X。”他学着说了一句，发音特别准确。然后，他又问我，“特别差”怎么说。这时，坐在旁边的胡阳告诉他：“傻X。”他又跟着学了一句，也很像。就在我们开怀大笑的时候，阿布突然扭过头，对我们说道：
“CHINA（中国），牛X，JAPAN（日本），傻X。”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想到一个伊拉克人居然也知道中国人对日本不满。几天下来，阿布和我们混熟了。他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热心，也很负责任，是一个忠诚的雇员。有一天，我们花一千多第纳尔买了几个电插头，阿布看到后，很生气。他说，你们上当了，这东西太贵。说着，他抱起电插头冲进那家商店，义正言词地训斥了店主，并把电插头退了。然后，他又马上走进旁边另一家商店。不一会儿，阿布怀里捧着几个电插头走了出来。他把插头和退回来的三百多第纳尔一起交给了我们，然后，站在一边，一副心满意足地样子，对我们说：
“THAT’SIT（就应该这样）！”
本来，我们还在担心要花时间跑出机场到停车场里找车。没想到，阿布早有预感，一看有记者跑出机场，立即开车冲了过来。车子启动后，阿布回头问我：
“FAST（要快吗）？”
我肯定地对他说：
“快！要非常快！”
此时，已经是巴格达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是当天晚上十一点。我们这条消息要赶在当晚十二点的《午夜新闻》中播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而正常情况下，从萨达姆国际机场到新闻中心开车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而且，到了新闻中心，我们还要写稿、编辑画面、配音、调试卫星设备。时间非常紧张。阿布立即明白了我们的情况。
出了机场，他对我们说，“坐稳了”，然后，一脚将油门踩到了极限。汽车在公路上狂奔了起来。一路上，阿布在前面左闪右躲，我坐在后面，飞快地在采访本上写出了安南到达巴格达的新闻稿。之后，我拿起话筒，叫摄像打开摄像机。我坐在飞驰的汽车里，很快将新闻稿的配音录在了录像带上。这样，我们到了新闻中心后，只需用编辑机将安南到达的画面贴在这段录像带上就可以向北京传送了。几乎就在我做完这一切的同时，阿布在前面一个急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我们已经到了新闻中心。
“十七分钟！”阿布在前面非常强调地说道。
我看看表，果然，我们从机场到这里只用了十七分钟。阿布至少为我们争取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到了新闻中心后，各工种立即开始工作。调试卫星设备、编辑画面、打电话，大家飞快地完成每一项工作。
二十几分钟后，这条新闻通过卫星传到了北京。这时是北京时间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五十八分，离《午夜新闻》播出还有两分钟。午夜刚过，我们打电话到北京播出机房，问情况如何。对方在电话里说，我们这条新闻正在播出。末了，电话里的人大声说道：
“你们几个小子动作够快的嘛！”
接电话的正是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李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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