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本
央视国际 (2002年09月09日 15:27)
2001年7月1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广告牌上写着“肩负人民的希望”一行大字，这一行大字的风格人们太熟悉太亲切了，几乎不用辨认就知道是江总书记的手迹。在“肩负人民的希望”下面，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又向人们开放了。这次展览通过1500多幅照片和近600件文物，表现了8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其中有一件来自民间的文物显然引起了特别的关注，甚至有一位领导人说，在整个的展览中这件文物是最富人情味儿的。这件文物是一套记了36年的家庭帐本。
帐本原来的主人叫杨燕秀，今年71岁，她曾是上海国棉19厂的实验工。光荣退休以后她和儿子儿媳住在杨浦区的家里。认识她的人都叫她杨妈妈。
人家都说过日子的人心里有本帐，可杨妈妈是真的有本帐，而且记了36年。曾经有段日子，家里吃饭的嘴太多，一不留神到月底就超支了，所以当主妇的不得不留份心。像这样的练习簿杨妈妈有20个，里边记的是从1965年到2001年，他们家过日子的每一分钱的去处。翻开杨妈妈的豆腐帐，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20年前1斤4两配给的油要1块1毛4，咸肉3斤多要3块6毛2，果子酒1斤是4毛8……
帐本已经很破旧了，36年以来除了偶尔翻出来看看，杨妈妈一直都没有太拿帐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一个北京人专门跑到上海来敲杨妈妈的门，说是想看看这20个帐本。这个人叫陈禹，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组的工作人员。说起初见杨妈妈的豆腐帐时的情况，虽然已经时隔半年，但我们仍然能从陈禹的话语中感受到他当时的激动。
陈禹：“我细读了这一本豆腐账以后，给我带来的那种震憾啊……真是到今天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像这样的史料，放在个人的手上呢，应该说只可能传代－－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是只有放在博物馆，它才可以传世。因为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这样办下去的，那么只有放在博物馆里面，通过研究、陈列、展示，才能真正充分体现它的价值。”
为了防止帐本进一步破损，陈禹特意给杨妈妈捎去了20个专门保存文物用的硫酸纸口袋，再三叮嘱她好生替国家收藏。在杨妈妈看来，这些翻烂了的旧练习本子竟有人这么重视，实在是件好笑的事，但当陈禹向杨妈妈提出将帐本上交给国家时，杨妈妈却又拒绝了。
杨妈妈：“有时候我也要看看的，比如讲现在买东西，这个东西现在多少钱啦，三十几年前是多少钱？二十几年前是多少钱？我要翻翻看看的。所以他们问我要，我不肯给。给的话他们老早就拿去了，我不给，我说我自己要翻的。”
不愿上交，真的只是因为要留着自己翻看吗？终于杨妈妈还是说出了她真正的想法：“讲句老实话，这些本子不值钱了呀，破破烂烂的一分也不值，主要是我三十五年的经历对吧？好像是我有这份心，既然你们喜欢么，你们就出一点价钱给我就行了呀。我的儿子和媳妇现在在外面打工呢，要是一旦没有工作做，不是就没钱了嘛！就剩我孙女儿的钱跟我的劳保。我讲的都是实在话呀！”
杨妈妈的儿子和儿媳妇原来在内蒙古化纤厂工作，前几年厂里不景气，他们俩回到了上海，并且都找到了打工的地方。算起来家里的日子也还不错。可是杨妈妈总想着，虽然现在的日子不错，但那是现在，至于将来怎么样现在就得好好打算。
杨妈妈作了40年家庭主妇，但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一脸的福相，会交好运，可是她自己倒从来不信那一套。这20本豆腐帐给杨妈妈家平静的生活激起了一串涟漪，杨妈妈与儿子、儿媳、孙女还专门开了家庭会议商讨。
儿子：“陆蔚（孙女）表个态吧。你什么意见？”
孙女：“奶奶的事奶奶自己决定，奶奶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
杨妈妈：“奶奶不是昨天跟你爸你妈都说过了吗？我主要是为我自己后头的事考虑，我没有着落。
儿子：”作为我们子女来讲，我们尊重娘的意见，因为是娘辛辛苦苦记了三十多年。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商品，有一个价钱，卖多少钱，估不出价钱的。“
儿媳：”对，估不出价钱的。“
儿子：”但是呢，人家可以拿去，人家不是说这是文化的遗产嘛，好像是这个意思了，对吧？“
杨妈妈：”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们也讲，没听到过，没碰到过。实际上他们是没碰到过，是吧？我们居委会的干部也讲，他们讲'杨阿姨讲句笑话了，可能全国都没有像你这样的账本'。“
儿子：”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杨妈妈：”上一次北京的陈禹同志来，我也是这样跟他叹苦经的，讲起来我是有劳保的，有医疗保险的，但是我不能够代表整个家庭啊！我就是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呢，上趟北京的陈禹同志来，我就跟他叹苦经，因为我开不出那个口呀！要我跟他谈经济条件，我开不出这个口，我那些帐本讲起来是一个铜钿不值的－－一堆破账本，我怎么好谈卖给他多少多少钞票，我怎么讲呢？我不好意思讲呀！所以我就想请他，是不是能够帮助我解决我以后会发生的困难。北京的陈禹同志他也蛮同情我的，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机会，有一点经济上的补偿给我，我是这个样子在想。“
虽然陈禹认真地聆听过杨妈妈的苦经，但他也坦率地告诉过老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国家不可能对每一件文物都出资购买。因此在相识后的第四个月，他们都还在向对方表达着爱莫能助的歉意。
对于工作中遇到的这种矛盾，陈禹有着很深刻的体会：”作为我来说，我做文物收藏的工作，我愿意把所有反映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社情民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物，征集进博物馆收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尤其现在生活这么紧，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应该说是商业的利益吧。就是说'我通过这种捐赠，我能够得到什么'。那么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两方面，要么是名要么是利，也有名和利都要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难做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陈禹与杨妈妈作为朋友继续相处下去。每次出差到上海，陈禹都还是会去给杨妈妈请安问好，同时也看看这位老人有没有改变主意。这一次，陈禹刚到上海就去了一位朋友的公司，他希望能为杨妈妈的儿子找到一份更长远的工作，或许这是对杨家最有效的帮助。然而愿望是美好的，事实却难以尽如人意。朋友的公司因为年龄上的限制，没有同意聘用杨妈妈的儿子，陈禹碰了壁，只好再想其他办法。
杨妈妈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按照上海人的老说法女儿嫁出去就算是外人了，但时代究竟不同了，嫁出去的女儿不仅回娘家回得勤，娘的事情也要请她帮着拿拿主意。杨妈妈的大女儿为了帐本的事专门回了趟娘家。兄妹两人讨论来讨论去，结论还是”有人愿意出价钱拿去研究，这当然就最好；但是也不好对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本来当晚陈禹就该坐上回京的火车，但一个灵光一现的想法又使他留了下来，这个把他留在上海的想法就是：能不能用借的方式，让杨妈妈的帐本有机会展示在更多人的面前？
借，在杨妈妈的生活中是很平常的，她找亲戚借过粮票，邻居也来找她借过酱油，但国家单位郑重其事地找她借东西，还真把她吓了一跳。当陈禹那出盖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公章的借据找到她的时候，杨妈妈一方面觉得意外，一方面又感到好笑，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在借据上签了字，陈禹终于把4本豆腐帐带回了北京。
陈禹去上海找杨妈妈征集帐本，馆里是知道的。大家都在猜测他是一举成功呢，还是一无所获。因而没有人想到他是借来了4本，尽管如此，这4本破旧的帐本还是倍受珍爱。
不久后的一天，陈禹第三次为了帐本跑去上海了，因为在出发前5个小时，他接到一个从上海来的电话，有一位姓刘的女孩子，说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打工有了点积蓄，也许她能为杨妈妈做些什么。
赶往上海途中的陈禹，心中百感交集：”怎么说呢，就用她儿媳的话讲'没有飞来的横财'，这是不是就是飞来的横财呀？我不知道他们家人的心情，我也不好揣摩他们的心情，这在我工作当中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碰见。我首先要保证文物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入馆；第二个我要尽可能地为杨妈妈争取她应得的利益。其实我也真是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到现在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如果她真的不能接受刘家父女这个美意，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应该不会吧……那我就白来啦！“
因为曾经听杨妈妈讲过，每天都会在杨浦大桥下晨练，因而还不到7点，陈禹就赶到了。在人群中他果然发现了那位半年以来他最牵挂的东西的主人。陈禹把刘家父女的建议告诉了杨妈妈，他们约定在陈禹住的招待所里，由陈禹把杨妈妈反复思考最终敲定的一个数字，说出来。因为杨妈妈实在不愿意被人家看成是”那种人"。真正与刘家父女见面的时刻到来了，商谈的过程顺利得令人意外，刘家父女对杨妈妈提出的条件一口答应，那20本豆腐帐终于得以正式征集入馆。
由于展览的反响很好，所以原定的闭馆时间一延再延。据说杨妈妈的帐本被尤其钟爱，因为它引起了无数家庭对过去的回忆和对今天的珍惜。因而革命博物馆恳请杨妈妈把帐本一直记下去，记到她不想记为止。可杨妈妈说，只要活着，她总归是要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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