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利吱吱扭扭地来到了村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看见了董葡萄。本以为即使长得不像巩俐，也该像巩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个子出乎意料地小，样子出乎意料地老。没怎么寒暄，就把我们往家里带。家是租来的，在村子的东北角，离村“主流”居住区域隔着老远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几座空宅子为邻。

　　报纸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铝厂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烧伤，在当地一家医院动手术输血。5年后，不明原因地低热、拉肚子。确诊艾滋病后，董葡萄开始要和这家医院打官司，还没开庭，医院主动要求私了，赔了28万。而董葡萄手里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都是自己推测的。因为有一个和丈夫同时间住院并输血的女孩子也得了这种怪病死了。

　　本来说好的拍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

　　在我们把进度精确到按小时算的时候，董葡萄通知我们，凤凰台没有预约突然到来。拍摄时间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缩水。幸亏当天的光线很美好，我们的摄像王扬老师和董葡萄又都是聪慧而果断的人，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脑子重新理智乐观地开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里揣着一碗热乎乎的泡馍，我们又来到了村里。接上董葡萄，在运城市游走拍摄的时候，董葡萄从她破旧的牛仔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啃着。天气很冷，一嚼一嚼地，嘴边冒着白气。凤凰台的同仁很敬业，昨晚干到了12点，今天又干了一上午，“一点东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当然也只有饿着了。联想起刚到董葡萄家里，我异乎寻常地热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后肝肠寸结、把手儿细细端详的举动，看来要想让艾滋病患得到真正“国民待遇”，宣传和普及知识的力度还要加大。

　　关于艾滋病，当时和后来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块儿生活了5年，怎么没被传染呢？

　　采访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一点不担心。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级别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运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让丈夫住最好的医院。打官司，律师要找北京的，还要正规事务所的。没钱，借，或“骗”——说是孩子住院。对不起孩子，她一边哭一边说。

　　案子法院不受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员：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呢，不受理，我就跟着你。我能想像，当时她的目光一定坚毅决绝。就像，刘胡兰一样。

　　案子被受理了。她说，我要看看国家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我们这些弱势的人。

　　私了的28万元，代价是不许再声张。在节目制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嘱，千万要说得含糊点。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烦了。

　　那个失去了女儿的人家，因为女儿得的是“怪病”，至今还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这样用传统的江湖方式维系着：无论得与失，都是个体行为。制度、法律、社会正义，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买好了火车票，还是晚上11点到西站排队买的。可是在开车前两小时，董葡萄说，你能不能把票换成明天的，我还要办点事，麻烦你了。在细雨中赶到西站，在烘烘的脚丫子味儿里跑上跑下的时候，心里的别扭真别提了。好你个秋菊！

　　节目播出了，给她打电话，挺高兴：我看到了，在县里亲戚家看的，谢谢你，以后女儿看了，就知道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节目是8个月前做的，这时候得奖，真是意外。关于董葡萄，能记起的就只有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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