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纪实（四）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3日 13:01)

　　劝业场，天津市的坐标，1928年创立，位于和平路和滨江道的交口处，在它开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劝业场都是天津北方商业中心的代名词。

　　田玉珍就住在离劝业场不到20米的裕华里17号，她说，那时她很少到商场里逛的，只有偶尔孩子们在商场里玩得久了，忘记回家吃饭的时候，她才会到劝业场来找孩子们。

　　1948年底，和她同住一个院子的其他户人家，因害怕战火，都搬走了，只剩他们一大家子人还住在这里。

　　天津市民：田玉珍

　　他们都那么讲，说的是八路军还不说光共产呢，还共妻呢。后来吓得我们，就坏了，可吓死我们了，后来又都是年轻的，日本的时候进来不就是抢女的吗，就怕是那样的，哎呦，可活不了了。到时候要真进来，咱真得逃，就那么样，越离近了，离近了，就赶紧忙活饭吧。忙活了两天，就那点儿饭，两天都不敢吃，吃一点也不饿，喝点稀的。把干的都省下了，装麻袋，装在大面兜子里头。装了三袋，满满三袋。

　　渐渐地，城里的人民依稀可以听见城外的炮火，便开始了茫无头绪的战前准备工作。

　　天津市民：张志全

　　因为围城时间比较长，也就有点疲了，一开始，有一段儿说一个礼拜准打进来，结果过了一个礼拜没有打进来，后来说三天就打进来，过三天也没打进来，不定什么时候打进来呢？！

　　天津市民：陈德仁

　　大炮“轰轰 轰轰”这么响，这时候就等着吧，当然这个时候呢，各种人、各阶层的人心情不一样。

　　天津城里的地下党也开始了有利的战前准备，组织工人学生反对南迁，护厂、护校，宣传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城外的解放军提供最准确的军事情报。

　　其实这项工作，早在杜建时修建他的城防工事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参加工程建设的麦璇琨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麦璇琨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麦璇琨

　　施工过程当中，我都及时地向地下党领导王文源同志汇报情况，根据他的情况和要求，再去做我应该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王文源同志从解放区，华北局城工部，带回来一个任务，就是让他搞一张全天津市的城防图。

　　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搜集齐了全市城防各段的施工图纸。他把这些图的内容合并到一张大图上，环线上标注了碉堡的位置，并用大、中、小圆圈来区别碉堡的不同类型，并在图纸的空白地方配上城防土方工程的横断面图和碉堡的立面图等。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麦璇琨

　　王文源同志找我，我的家离工程处很近，然后我们俩人就到工程处去，就在那个画图那个屋旁边还有一个小屋，在那个小屋里边谈话 我向他汇报情况。然后呢，我把这个图纸，图纸是硫酸纸，就是描图纸，是那种脆的。后来反正卷卷，卷卷 成为一卷图，外边用别的图纸，我们工程处无所谓了，有很多图纸，然后卷卷，他给带走了。

　　地下党的工作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流程，王文源拿到图纸以后，图纸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交通员手中。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赵岩

　　我家里是一套平房，好几套院。我在临街那个面上，我开了一个自行车铺。修理自行车的铺，我以那个为掩护做交通。

	赵岩

　　赵岩，1946年入党，一直往来与敌占区与解放区之间，有时传递口信，有时候送东西，也有时候送人。这一次他的任务是送城防图，但是他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赵岩

　　那时候单线联系，联系我的上面就是王文源，王文源给我送去，他就到了自行车铺，拿着两个图，那是两张相片、大相片。那时候叫12寸相片，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两张相片。我一看这相片，我就有把握了，我说这个好送，好应付。所谓的过封锁线好应付，我接到这个相片我就编好了词了，我就编好了口供了。我怎么编的呢？我就说我是在天津做买卖的，我是回老家，我家里在农村，也就是说在解放区，这两个老头老婆是已经故去的，在我们老家没有这个设备，我们是到城市里面放这两张相片放大，放大以后呢？到老家里是干什么用的？上供用的、祭祀祖先。

　　在做交通员的几年时间里，赵岩都在小心地保护着自己，他说，随着战事的不断拉锯，天津外面的解放区，有时候离得近，有时候离得远，而且随着平津战役的打响，国民党的检查哨所越来越多，每过一个哨所，就经历一次考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还特别多，这一次他就遇见了土匪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赵岩

　　走到一个青纱帐、高粱地冒出来两个土匪，这两个土匪好像冒充解放军似的，冒充咱的政权。他喊了声什么呢，喊了声检查，他喊了声检查啊，这个大车就停了。检查就检查吧，可是他这个检查，他专要东西，要钱，要东西。我当时就放心了，不是特务就好办了。你要东西我给你点呗，这样我把衣服都给他了，这个相片没给他，我说这个你要没用，这是我们回家上供用的。他就拽地下，拽地上等于就说他不要了，等他走了我就可以捡起来，这样这个图就保住了。

　　战事吃紧的时候，陈长捷走马上任，他对杜建时的城防工事进行了加固，并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新增加了一些工事设施。城里的兵力部署也做了重新的调整。

　　针对陈长捷新的部署，地下党员又接到新的任务，拿到一张最新、最完整的城防工事布置图。共产党员，张克诚凭借几年来的地下工作的警觉，主动寻找着莸取城防图的机会。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工务局工务员。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李天祥

　　后来张克诚就发现，跟他对面办公的姓常的工程师，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是来掌握这个城防图的，张克诚就想法把这张城防图弄到手，后来恰好有一天，局长来找这个常工程师去谈话，他挺忙的，城防图就放在那儿了，就没有收起来。等到临下班的时候，常工程师回来了，就忘了这事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张克诚就犹豫一下，赶快把图，他最后走的，把图带回家了。那个时候，天津晚上已经戒严了，在他的楼的下面就有沙包，就是碉堡，就有拒马。他也不敢晚上，如果挺晚的，光线如果透出去的话，就会有人注意了，他就用夹被把窗户捂得严严的，把窗户整个弄得挺严的，一点光线也透不出去。因为他是学工的，有很多外文书，都是精装的，他就拿出几摞精装书放在书桌上了，玻璃板架在两个书垛子上，当中不是有一个空隙吗，他就把那个台灯放在那个玻璃板下面了，然后他把那张图放在玻璃板上面，玻璃板上面又放上一张白纸，然后他就那样描。

　　为了提供更为详尽的天津市的情况，李天祥和张克诚还骑着车子考察了天津市区，把重要的部门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出来，政府、工厂、学校、医院、邮局、铁道等等。

　　天津城外，东北野战军进关不久，人地两生，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查明敌情很不容易，这时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送来了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人，冀中军区司令部的侦察科长——乔兴北。冀中军区离天津不远，一致密切关注天津的敌情，地下党送到华北局城工部的城防图也都转到了这里的侦察二科。

　　时任冀中军区侦查二科 科长 乔兴北

　　解放辽宁以后，就让我们准备解放天津的情报，跟平时掌握敌情就不一样了，敌人的武力配备，编制情况，指挥人员的特性，另外外围工事的构筑，全面地掌握情况，要到二科汇集，汇集了以后，他们解放了辽宁以后，刘亚楼就到了通县了，前敌总指挥就到了通县了。就让我去汇报天津的情况，我就拿着资料，去到通县见刘亚楼，亲自汇报天津的情况，汇报完了以后，把书面的资料跟图和绘的那个敌人军事构置图一块交给刘亚楼，刘亚楼他审查了以后，从各方面还要核对，核对了以后对觉得我们的情报工作，还是挺满意的，他就把我留下了，他说这是死材料，还得要活材料，你得留在我身边，一块解放天津，一块再说。完了经过军区批准呢，我就留在刘亚楼的身边了。

　　杨柳青，天津前线指挥所，刘亚楼根据这张精密的城防图，确定了天津作战的具体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这一作战方针就充分地利用了杜建时城防工事，东西相距甚近的缺陷。

	南开大学外的碉堡

　　南开大学所在的八里台，当时就在市郊城防线上，护城河、碉堡就在一墙之隔的眼前。为了安全，全校师生带着贵重的图书、教学器材，集体搬迁到靠近市中心，鞍山道，南大东院，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学院。

　　解放军围城时，市区内的重要马路以及军事机关都被放置了沙袋，充当临时工事。中原公司、寿丰面粉公司、中纺七厂等制高点都被改为临时防御据点。南开大学的东院因为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国民党军也要设防。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刘焱

　　那么后来，1948年12月底有一天，突然有一下子国民党有一连全副武装的军队就开到南大，要强行进驻。那个时候我们南大有纠察队，纠察队门口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进驻，大门口都用书桌、桌椅板凳都堵起来了。我们纠察队每天都在那儿把守，后来见到国民党军队来了，全副武装来了，马上在院子里面喊学生老师，全出去反对国民党军队进校。当时双方对峙，我们当时校门口，女生放在前面，男生在后边，纠察队拿着棍棍棒棒石头瓦块也在后边，跟国民党军队对峙。

　　刘焱当时是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党支部书记，二十出头的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一触即发的态势，还好，这时地下党的领导及时赶到，向他面授了机宜。

	刘焱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刘焱

　　赶快找地下党组织几个总支委，动员党员、民青一些进步同学，到老师家里面借一些暖瓶，拿一些开水，拿一些杯子出去，国民党军队在那儿也待了一个多钟头，一方面给他们送点水，一方面就去给他们做工作。这么样子一来，一拨拨学生围着一拨拨国民党军队，队伍都散开了 一堆一堆，学生就动员他反内战，让他不要给蒋介石卖命，国民党那些军队多半是穷苦出身，很多是农民。他一听学生讲这个话，他很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所以纷纷表示同意学生，结果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军官火了，他几次制止，几次让军队不跟学生谈，结果都制止不住。到后来他害怕他的士兵被赤化，赶快吹哨子，集合军队撤走了。

　　围城期间，陈长捷积极备战，扩充兵力，国民党的军营不够住了，就分散地住在一些老百姓的家里，当局要求黄家花园一带的老百姓，每家起码腾出一间房子来。张志全当时就住在这一带的西安道明德里。

　　天津市民：张志全

　　我父母那时候挺担心的，国民党军队住在我们家里头，将来这个八路军打进来，国民党住的咱们房子，外边这一对打咱不就遭殃了嘛，所以这个特别担心。住在我们那儿的那几个国民党兵呀，几个小官，可能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有一回，他就跟我父亲说，那也就是头解放没有多少天了，临近解放了，他们也是人心慌慌，他就跟我们老爷子说，他说你们不用担心，只要八路打进来我们就投降，打巷战我们不干，那个白费，白送死。只要打进来我们就投降，我们这几个人都商量好了，还嘱咐我们一句，那个八路要进城以后，他叫门，你就给他开门。没事，你要是不开门倒麻烦了，他以为里头有跟他作对的，有敌人呀。他回来把你的门炸了，那就麻烦了。只要叫门，你就开门，没事。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天津城晚上开始戒严了。

　　天津市民：陈德仁

　　根本就不能活动，出不了门，静极了。娱乐场都停了，商店也停了，工厂也停了。学校也停了，就是死城了。那时候就根本不像一个有生气的城市，不是那样的。

　　城市长期被围，战争一触即发，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天津的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坐不住了，他们要为这座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免于战火，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天问题的途经。天津城里的地下党也在想办法，秘密接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李烛尘与周叔弢。

	周骥良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周骥良

　　这个周叔弢有个侄子是地下党员，这个就是我，就在眼前，所以就决定了，叫敲周叔弢的门进李烛尘的家，当时研究，我当时没有结婚，我27岁没有结婚，在旧社会没有结婚不算成人，这是一。第二，我跟我的伯父呀，虽然我每次来也见他一面，毕竟没跟他共过事。所以就找到我哥哥，我哥比我大一岁，就是周慰曾，他跟周叔弢说的上话，所以他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就说有件事呀。那时天津就很紧了，晚上根本没有人出来。第二天一早他就去到启新洋灰公司找我这个伯父，就说骥良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编的了。到解放区去了，忽然昨天来了碰上了，回来以后啊，主动要找周家谈这个稳定工商业的问题，要跟周家谈，要见周家这个谁，我这个伯父一拍腿说，我想他们也应该找我了。

　　三五俱乐部是天津民族工商业者的一个民间组织，原本是通过星期三和星期五的午餐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消遣、娱乐的空间。战争迫在眉睫，这里也是，工商业者探讨前途、命运的地方。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周骥良

　　三五俱乐部礼拜三、礼拜五聚餐的时候，人就多了，多得不得了。所以在这个上 干脆就是李烛尘和周叔弢就表态，第一是绝对不走，第二是绝对要保住天津，然后最后谈来谈去，大家写了一个电文。然后所有的与会的人，与会的在天津讲都是头面人物呀，上层的头面人物，几十个人签名，写给谁呢？这个电文打给胡适了，让胡适转给蒋介石。就说要求他不要在天津，守天津，把兵撤出天津。

　　电文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回复。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周骥良

　　你答复不答复都不要紧，因为有这个电文，电文发出去了，有这个电文稿。有几十个人签字的签字书，李烛尘拿着这个就去找了陈长捷，就是天津警备司令，找陈长捷，就说我们给蒋总统有这么一封信，一封电文。从胡适转的，胡适没有答复，蒋介石也没有答复。说现在我们跟你商量，你是不是带兵撤走？如果你不带兵撤走的话，你是不是起义？讲这个。陈长捷倔强这个人，就讲你们胡闹，三五俱乐部我就知道，都不像话了，乱喊乱叫的。你要相信国军，相信天津能固守三年，绝对没问题。守三年没问题，他吹。他把李烛尘给顶了。

　　为了使天津市面上保持稳定的局面，李烛尘又去找当时的警察局长李汉元。

　　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周骥良

　　他跟李汉元关系比较好，他是大绅士，就说不用，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来找我了，派的是党代表，就跟我谈了，说如果是陈长捷撤兵或是起义的话，这事都好办了，你是不是去劝他去，李汉元说我不能劝，他说我们是中央系的，我是军统，中央系的。陈长捷是傅作义系的，他是晋系，这个话我说不进去。李烛尘一看，既然李汉元不谈怎么办，就找了杜建时。杜建时跟蒋介石关系最深了，那是蒋介石最亲信了，他去找杜建时的时候，杜建时已经知道了，李汉元的电话过去了，全知道了。杜建时他就讲，他说第一，我不能对蒋介石忘恩负义，他一手提拔的我。第二我是军人，军人不能投降。但是我能当战俘，你把我俘虏了我没办法，我当战俘行，李烛尘跟他讲，说你对蒋介石不能忘恩负义，我们理解。你宁愿做战俘，愿投降 我们也理解，但是你是中国人，你又是天津人，你总不能让天津毁于一旦呀。而且北京已经在谈判了，傅作义也已经在谈判了，把杜建时说宽了心了，杜建时就去找了这个陈长捷，跟陈长捷讲，就说北京可是在和谈呀，人家谈来谈去人家北京是坐上宾，咱们可是阶下囚呀。我这句话是杜建时的原话，陈长捷也改口了，说我呀，义字当头。你去找傅作义谈去，傅作义投降我就投降，傅作义起义我就起义，傅作义要说死守我就死守，我不能对不住傅作义。

　　1月6日，天津城内德陈长捷收到了一封由林彪、罗荣桓署名的信：“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效仿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是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

　　经过陈长捷的首肯，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代表曾两次，手持白旗出城，找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谈判。

　　天津市民 来新夏

　　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心情啊，有很大一部分是随着和谈消息，心情在起伏。去了 燃起一点儿希望，可能谈得不错就什么了，说是没有结果，哎呀，可能要坏，一会儿说，又一次又去了，条件又有点什么，最后完全不成功，那边就通牒了。就限多长时间，这边如果不再什么的话，就总攻了。

　　此时的陈长捷，正焦急地等待北平的和谈结果，但是得到的始终是傅先生的那道指令：“坚持守住，就有办法”。

　　天津前线指挥部的刘亚楼，也在等待着总前委对他的下一步指示。

责编：李菁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