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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归乡之路》（第四集）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11:13
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抚顺煤矿和鹤岗煤矿都曾经是解放军有力的能量后援。在两个煤矿中，有一千多名的日本技术人员和矿工。他们大都在1953年就返回了日本。1954年，北村义夫成功研制了用瓦斯气体制造硫安尿素的技术，工作似乎可以暂告一个段落。全家是否也要返回日本的问题于是摆在了北村一家的面前。
北村博昭同期声：
当时舍不得离开抚顺，作为我来讲，去日本那是我父亲母亲他们的故乡，我是在中国张大了的，作为我来讲，故乡还是抚顺，所以舍不得离开
记；当时父亲的心情怎么样？
北：我父亲是两个不同的想法都存在，一个是始终一贯的留在中国，为中国作点煤炭化学的工作，一直做下去，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考虑我们孩子将来张大以后，10年以后，20年以后的事情，还是要我们回日本京都，上学，参加工作。可是我母亲在中国中文讲的不是很流利，会说还是会说，可是很周围朋友疏通不太方便。所以我母亲积极的主张回日本。
1954年9月，北村义夫一家从沈阳坐火车来到天津塘沽，乘坐兴安丸回日本。令北村难忘的是，在来天津的途中，他在火车上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天津，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而他就要穿过这个海洋，告别他出生在这里的故乡——中国，回到他的另一个故乡——日本。当轮船逐渐靠近日本列岛的时候，当时年幼的北村博昭还无法想象，若干年之后，他将会见证中日两国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将承担起一个特殊的使命。
团聚的喜悦过后，对于这些曾经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的日本人而言，生活将重新开始，而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将面临着新的变化。
从东京坐电车出发，大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摄制组一行5人来到了东京的郊区——八王子市。相比东京的喧闹，八王子市显得格外安静。在丈夫去年去世以后，山边悠喜子就把家从东京搬到了这里。2003年年初在中国东北采访山边的时候，我们就曾和她约定，到了日本我们一定到家里去看她。
1953年山边和丈夫回到日本后，因为山边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她的丈夫很顺利的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和他们同时回来的一些侨民，却没有这么幸运。很多人生活没有着落。因为来自一个当时外界传闻颇多的敌对国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反倒是显得无所适从。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同期声：
关于这些人们回到日本，进行了什么样一些推动中日友好运动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人非常了不起。很多人在中国吃了不少苦，回到日本以后，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发自内心的反省战争，参加推动中日友好的事业，这些人们当时在日本受到排挤，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支持台湾，所以他们受到了排挤，他们在工作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的确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山边和她丈夫虽然说没有生活上的顾虑，但是因为夫妻两个都有着在中国革命军队的经历，他们回国后的生活依然不是那么平静。
山边悠喜子同期声：
我丈夫也是当过八路军了，在广州，我们两个在回国之前就结婚了，当时他是民族干事，日本人的负责人，他回国以后警察天天跟着他走，那么工作在公司去什么酒店，还是后便有个警察在看着他，一开始他不习惯，有时他跟着我，后来他说我吧无所谓，后面有人陪着我来了，所以不用担心小偷什么的，你就放心，这么跟我说。
山边和她的丈夫在中国相识、相恋，并且在桂林结婚。在山边的爱人病重期间，两个人一起回忆的是在中国的岁月，唱的是中国的歌曲。
山边悠喜子同期声：
我爱人在病房，一般认识都不存在。有时候边睡觉边唱这首歌，有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唱，高兴，这个歌吧，中国的。这个老战友之间的纽带。我看一本中文杂志是说这个歌表现战争中这个中国人的生活状体，可是翻译却不单纯的悲惨，将来希望的心情也在内。
1945年日本战败后，曾经作为开拓团青年义勇军的中田庆雄被一户中国农民收留。这位姓赵的农家生活并不富裕，农村的劳动也相当艰苦，但与周围人的融洽相处，使曾经死里逃生的小中田感觉到异常的温暖。
中田庆雄同期声：
有时候叫我小日本鬼子，不一定骂人了，开玩笑的时候，但是很少这样讲，我性格比较好，也比较开朗，也比较实在，所以很快就和邻家的孩子打成一片了。我劳动也比较好，能干，周围的人都很欣赏我。
在农村生活了一年之后，中田庆雄进入了延吉化工厂工作，亲自感受到了新中国沸腾的建设。而他也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到组长、班长、中心班长、最后成为车间主任。而那一年，中田庆雄才只有21岁。
中田庆雄同期声：
特别石油化工劳动是一个特别危险的生产，因为用煤炭烧油，一旦弄不好就出事故，当时日本技术人员死了三个，所以很艰苦也很危险的一个劳动，和工人关系特别相互体贴，也相互团结，一旦不团结，一旦疏忽就出事故，这个感情很浓厚啊。
1953年，中田庆雄身边很多日本侨民都回国了，他召集起愿意回国的人员，帮助他们办理回国手续，给那些已经忘掉了日语的日本孩子们补习日语，而他自己，却决定留在中国。
中田庆雄同期声：
1953年大部分日本人，技术人员专家，侨民都回去了，我就想我要学习，向上级提出我的希望，上级也认为可以。看人才吧，这个人看来有希望，所以给保送到人民大学。
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学习时光，中田又被保送到复旦大学学习汉语专业。尽管对生活了13年的中国充满了留恋，1958年，中田庆雄还是决定要回到日本去。
中田庆雄同期声：
我12岁我父亲病死了，母亲守寡，一共三个孩子，她把三个孩子养大，很辛苦，我一直对母亲总感觉到有个责任，所以必须学了本事回去，回去帮母亲，有这个责任感。
从1953年开始，在日本侨民集中的东北地区，像这种欢送的演出几乎每年都在举行，自从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日人民友好的词汇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1958年，当中田庆雄回日本的时候，日本侨民回国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尾声。
中田庆雄同期声：
最后的一条船，日本派来的一条船。（朋友们都送了吗）送了，都哭了离开上海的时候，离开天津的都很难过的。
当时都唱歌了，唱解放区的天。
1958年，中田庆雄乘坐日本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条船，回到了离别了13年的故乡京都，母校的老师和学生还特意为他举行了一个欢迎会。亲人的团聚，校园的温情过后，中田庆雄依然要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
中田庆雄同期声：
当时回去也找不到工作，当时中国回去的都说是赤色分子，也有一些看法，日本当时的，但是我是比较态度比较明确，我是政府派出来的，到中国的，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我是理所当然有权利回来而且日本政府也有责任对我们这些不能说帮助，有责任关心，当然我们也没有依靠政府，自己找出路。
中田庆雄在家从事了一年的农业劳动后，进入京都的一家印刷厂工作。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办了一所专门教授中文的学校。后来逐渐的有一些中国代表团到京都访问，中田庆雄都担任了翻译工作。几年以后，后来他进入了日本贸促会工作。
中田庆雄同期声：
后来东京知道日本的京都有相当中文水平的一位人才，后来要到东京来，因此1963年日本贸促会在北京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当时我作为一个团的秘书长参加了这个会，北京上海，从此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从60年代起，中国和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的民间交流日益频繁。像这种介绍先进技术的工业展览会在中国受到了政府和群众热烈的欢迎，展览经常会持续一个月之久。而到中国举办这些展览，在日本国内有时候不得不面对很大的压力。
中田庆雄同期声：
很多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是日本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设备机器，西方发达国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禁止出口尖端产品的产品和技术，日本也当时是受美国控制很严重的一个国家，战后听从美国的要求，新的产品不能介绍。我们向日本政府呼吁，多次搞一些甚至请愿，去游行，经济界，从中国进口商品也有限制，像肉类，中国有疾病，不允许进口，中国的丝绸，他说怕压制日本的农业，不让进口。
当时中国政府的周恩来总理对于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非常重视，即使在文革时期，这种交流依然没有停止。由于当时种种的原因，从事中日贸易交流工作有的时候也要面临着生命危险。
中田庆雄同期声：
所以我们去，回来，人事往来，贸易出口，回来后都受到一些极右派对我们的攻击，还有极左派对我们的攻击。而且当时日本的公安部特务都在追踪跟踪我们。
记：受到过恐吓吗？
中田：接到过很多的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我当时很年轻，经验了很多场面也经过了战场，也和中国朋友们17、8岁在炮火连天场合经历过的人，也在比较艰苦的农业劳动都参与过的人，所以我当时30来岁，在经济界当中可以代表这个领域的青年同志站在第一线。
或许连北村博昭自己都无法记清，自从1954年回到日本后，这是他第几次到中国来了。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见到自己儿时的伙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陈云林目前是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他和北村博昭还曾经一起在抚顺市东公园小学读书。
陈云林同期声：
其实我们小时候在一起，两小无猜，在一起玩，不过他小时候书念的没有我好，我全部都是满分，作业都是我帮他做 他们很多的学生乐意去玩，我呢那个时候比他们大一点，读书读的好一点，（北村插话：不是好一点，是秀才；可是我跟你讲，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的杠），那你当然没有我多了。（北村插话：不，我的杠比你还多）
这个房间是北村博昭所熟悉的，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在这里缔结的。当时作为日本外相园田直的秘书，北村博昭在条约签订之前，频繁穿梭于北京和东京之间，承担了鲜为人知的特殊使命，这是他在1954年离开中国时，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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