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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归乡之路》（第三集）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4日 17:44
1948年，叶绮被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也就是这个时候，她把自己野绮绫子的日本名字改做叶绮。大学的生活紧张而平静，两年后，继续留在学校里攻读研究生的她，收到了一封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家信。
叶绮同期声：
是我弟弟写来的，说打听我的下落和消息，我接到以后我马上就给他去信了，我现在很安全，而且在哈尔滨一大念医了，我父亲读到当时那个信以后，都高兴的他就拿信呀，全街坊都走，全街坊都让知道，我的女儿来信了呀，现在上了大学了，这个那个的，非常的高兴，他就说家里头担心了多少年呀，但是你好像点燃了一盏灯似的
又是两年后的秋天，也就是1952年，叶绮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了正在筹备中的鞍山市医院。一年后，大批的日本侨民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返回日本，这一年叶绮24岁了，学业完成了，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她恋爱了，那是一个英俊的中国青年，和父母分别了8年的叶绮，也思念着在日本的亲人。
叶绮同期声：
因为大家都劝呀，现在我母亲都来信千万千万的回来，这回可行了吧，等你这么长时间了，诱惑是来自家庭的，可是我父亲呢，他就说呀，你很好的学习，你这个人生是刚开始的，回来还是不回来，留在那里这是由你自己决定呀，又是我自己的决定，那么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决定了，原来有点想回去的想法，我自己已经告成了一段了，另外一个我也想孝敬父母，又那么劳累，我是一个长女，有那么一个想法，但是我父亲说了话，又是我的自由的选择，我就毫不犹豫的。
字幕：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
1985年，叶绮调入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在来北京之前，她在鞍山当地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了。叶绮在1956年加入中国国籍，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日本日中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代表团团长曾经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叶绮的情况。周总理回答说，叶绮的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当地人民的爱戴，是个著名的医生。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爱人也是一名医生。1975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叶绮第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日本。
叶绮同期声：
我第一次回国，那是离开他们以后时隔30年了吧，1975年的时候，周总理在生前已经都安排好了的，有好多的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同志，从来没有回过国的，一定要让他们回去团聚，现在就到这个时候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和家人见面，可是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弟弟他们到机场去接我，那我母亲哭成什么样子了，非常的高兴呀，然后我也觉得我这不孝之子呀，那么多年没有给她来信，也没有条件常常的写信。
在和亲人短暂的团聚之后，叶绮回到中国。四年后，也就是1979年，叶绮的妈妈从日本到中国看望女儿。临别时她亲笔抄录了两首诗送给女儿。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提让女儿回日本的话题。
叶绮同期声：
我母亲本想动员我回去的，恨不得一块把我带走了，可是她就看着我，她理解了，后来她就说，送了两首诗，是阿部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卿衡，他的一个怀念自己祖国的一首诗，还有个李白的，哭晁卿衡，这首诗李白认为他遇难了死了，所以他哭那个哀悼的那么一首诗，后来辽宁画报社就把它表上了，她就是暗示你呀，你既然走了这个路，你就得走完了，她就以阿部仲麻吕，晁卿衡为榜样的意思吧
近年来，叶绮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医学交流工作。而她所深爱的两个国家都给予了她极高的荣誉。在中国，她获得的是医学特殊贡献证书，在日本，她在2000年获得了日本天皇授予的宝冠勋章，这种荣誉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是十分难得的，得奖的女性就更为少见了。
叶绮同期声：
（有人问）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一个日本人呀，我说都是呀，那不可以吧，两个国家都是，到底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说呀，我呀，生在日本，我的生身父母是日本人，我的抚养的父母是中国，你说怎么弄，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我说哪一个都重，更重要的是后边，因为我这个长成呀，不管你懂得那么多的事情，懂得那么多的人生的道路，懂得那么多的知识，谁培养的，那么这个培养，这个养育者功劳远超过了生的那个功劳
字幕：在本片播出之前，我们得到消息，叶绮已经于2004年5月去世。
字幕：2003年 日本 东京
在中秋节到来的前一天，几位日本老人来到了中日友好会馆，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特别的中秋聚会。场地是借用的，东西也是大家分别带来的。有的人还是特意坐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的电车赶来的。这些老人经常会不定期的举行一些聚会，一起聊聊过去在中国的生活。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曾经是解放军181医院的医护人员。
对他们而言，中国话已经不是很熟练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准确的用中文说出来。但是这些中国的歌曲的旋律却是忘不掉的。也许对他们而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首歌曲，而是一段与众不同的岁月 。
当年为了作好协助日侨顺利归国，中国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细致而周密的工作。在1953年3月，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异常的繁忙。第一批回国的日本侨民就有4900多名。山边悠喜子也在这些人当中。
山边悠喜子同期声：
我一想，回去是一种好事情，但是离开中国不太喜欢，我那些在广州的朋友说，一回去看看父母就回来，给我留下一个座位，这么说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看看孩子要养活，还有父母，几年就过去了，后来又有了文化大革命，就这么过来的。不喜欢离开，所以我女儿也起了珠江的名字。
山边带着年幼的女儿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她至今还记得火车上的那种母子车厢，还记得为孩子们送牛奶的女列车员。而她的丈夫在这次旅途中更是享受了一次极为特殊的礼遇。
山边悠喜子同期声：
当时我爱人在什么车站我记不清，他下车要吃点面条，吃面条的时候火车开车的声音就下来了。我爱人就说等一会我吃饭呢，他说了这句话火车就等他吃完了才走，他的心情，这怎么说呢，对我们说每一个时期都是怀念，你看多好啊 ，我们吃饭火车都等着我们呢。
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1953年拍摄的纪录影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日侨回国的种种细节。当时日侨从各地前往集中地的交通、食宿等费用全部都由中国政府承担，不难想象，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多年后，当我们重温这些影片，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当年这些日侨在踏上船甲板的那一刻的复杂心情。
高侨德子同期声：
没有比当时感到更伤心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想哭，因为想到再不能来中国了，因为没有建交，当时在上海码头一个人放声大哭，我是一个人，因为我的家人已经回到了日本。当听到轮船汽笛想起的时候，特别的伤心，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来中国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建交，如果建交的话可能还有机会，当时觉得也许建交了我们也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和丈夫提起，没有比当时更伤心的。
1953年，准备回国的日本侨民从中国各地最后聚集到天津、上海和秦皇岛。在这三个地方的码头上，到处都有人在告别，在欢送。
在天津的塘沽港，有一个叫做八木宽的日本人在人群中穿梭着，异常忙碌。不过他不是归国的日侨，而是作为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来这里采访。
原在华日侨八木宽同期声：
一天到晚呀，有的时候夜里还搞，来稿就翻译嘛，我就看看。
记者：工作这么忙心里有没有不高兴呀，觉得自己这么累？
八木宽：没有不高兴呀，工作忙就得高兴，没有工作就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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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宽和八木信人 |
八木宽的长子名叫八木信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大学专业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目前作为日本电通公司的职员常驻北京。在八木信人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和父亲静下来多说几句话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八木宽之子八木信人同期声：
这个照片可能是这个相册当中，唯一有我的照片，可能也只有七八岁的样子，这个是外文局的日语部的一起颐和园留的这个照片，起码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小时候，根本很少跟父亲谈事情呀什么的，几乎没有这个方面的，可能很忙吧他，我记得那个时候广播局，现在在电报大楼旁边，当时叫南台，在那儿，可能一早出去很晚才回来，所以这么一起去玩，孩子是春游或者是秋游这样的机会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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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宽夫妇照片 |
八木信人的母亲姓关口，所以八木宽就给他起了一个叫做关键的中国名字。在信人的记忆里，童年是打打闹闹的快乐，很难感觉出自己与周围的那些小伙伴有什么不同。
八木信人照片：
除了日本孩子以外，也有一些朝鲜呀，蒙古呀，俄罗斯呀，小孩之间都结帮子相互打，广播电台当时在麻花电台，麻花胡同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所以我们跟中国孩子玩儿的也挺好。
当年八木宽是在日本高中毕业后跑到中国东北来闯荡的。他当时在伪满洲映画协会写剧本。伪满洲映画协会是一个忠实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文化机构。所以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木宽曾经一度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八木宽：
那个时候苏联还有国民党都来。苏联军队呀就是什么东西都拿走，国民党也是，国民党来了也是挺厉害的。
记者：共产党来的之后呢？
八木宽：特别好，所以我印象很大，到我们家来，首先借我们的锅，给他们借了，借了以后他们退还的时候，还带一些米饭什么的。
或许正是生活中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在逐步改变着八木宽原来的看法。1945年，伪满洲映画协会被中国共产党接管，在一批思想进步的日本文化人士的影响下，八木宽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工作。当时在这里做剪辑工作的岸富美子与八木宽成为了好朋友。那个时候电影公司里的一些工作制度让这些日本人们倍感新鲜。
岸富美子同期声：
在决定工资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的是剪辑课，有科长、副科长，我是工程师，下面还有几个助手，大家一起来评议，我的工资要有下面的助手来决定，这样的一种评议工资的发法对我来说从来都没有体验过，助手的工资包括科长我们大家来分别决定，这样其实就是大家互相肯定对方的工作，所以我印象很深。
这就是著名的新闻纪录影片《民主东北》，这部影片的第一辑中有大量的日本人参与，岸富美子的哥哥和丈夫都是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当时在东北电影公司大约有100多名日本工作人员，他们大都在1953年回到了日本。
八木宽在1948年离开了东北电影公司，开始参与创办新中国的日语广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当年毛泽东文章中的一些预见都成为了八木宽眼前的现实。于是，他开始把一些文章翻译成日文，成为最早翻译毛泽东文章的日本人。
八木宽：
开始是文艺座谈会讲话，那个时候也没有日文，就让我翻译，我就搞了这些，当时那个过去的文章不一样，就是解放军的那个，毛泽东的那个东西呀，新词很多
1953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大部分日侨都返回了日本，而八木宽却决定继续留在中国。
记者：都自己已经有夫人，她想不想回去呀，你不回去她同意不同意呀。
八木宽：她同意，她都听我的。
记者：您这么有权威呀。
八木宽：日本的制度，男的很厉害，现在不是。
记者：现在她在家里听不听您的？
八木宽：她是这个，我是这个
八木信人同期声：
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去，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大家都走了，可能广播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留下来一两个人，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有感到父亲对中国的一些，怎么说呢，从不了解到了解，也给了他很重要的工作，让他当负责人，组长。当时回到日本也不是说马上就有什么样的保证也好，可能处于方方面面吧，但是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处于对中国广播事业的一种责任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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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宽夫妇照片 |
1970年，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和社会现实，八木宽率领全家，告别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回到日本。1995年，他和老伴再次定居北京。而他的孩子们几乎都在从事和中国有关的工作。有时候八木宽也会想起日本，想念那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共同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朋友。
安富美子同期声：
当时的一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很怀念，我知道您现在生活很好，但是因为挺忙的，也没有机会给您打电话，最近我一定要抽个时间通过电话和你聊一聊，今年因为非典没有去中国，明年我一定去看你，希望你和夫人多多保重。
日本侨民回国从1953年一直持续到1958年，在这5年当中，总共有35000多日侨回到日本。这些归国的日侨除了有许多参加了中国解放战争的医生护士之外，还有许多参加了新中国建设的日本技术人员。北村义夫，1933年来到中国东北，曾经是伪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职员，战争结束后，先后在鹤岗煤矿和抚顺煤矿工作 。
北村义夫之子北村博昭同期声：
我记得在1952年的时候，苏联老大哥，50名苏联专家到抚顺，在抚顺各方面做支持工作，发现了煤层碳黑的技术，我父亲编写的技术资料，苏联专家有点楞的话，把这些材料都给没收了，马上带回苏联莫斯科，进行研究，认为这个还算行，因此过了10来个月，又带回抚顺，53年的时候，碳黑可以生产。我父亲接着又开始搞第二个项目，就是硫安尿素。
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抚顺煤矿和鹤岗煤矿都曾经是解放军有力的能量后援。在两个煤矿中，有一千多名的日本技术人员和矿工。他们大都在1953年就返回了日本。1954年，北村义夫成功研制了用瓦斯气体制造硫安尿素的技术，工作似乎可以暂告一个段落。全家是否也要返回日本的问题于是摆在了北村一家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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