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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归乡之路》（第一集）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3日 17:18
字幕：日本 京都
2003年初秋，我们摄制组跟随中田庆雄来到了他的家乡。中田庆雄现在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理事长，他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我们对他的采访中，他多次向我们描述过家乡的美丽。在异国他乡的那段岁月中，京都的青山和稻田曾经是他心里挥之不去的牵挂。
中田庆雄的母亲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至今依然保留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而中田平时在东京的工作异常繁忙，只有利用休假的时间才能回家来看看母亲。
记：您还记不记得好多年前的事情，当时他从中国回来
中田母亲：那时5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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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庆雄 |
1958年，中田庆雄是乘坐日本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条船从中国回到日本的。而中国政府协助战后日本侨民归国是则从1953年开始的。1953年3月20日到22日，总共有4900多名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集中，乘船返回日本。他们，即将返回因为侵略战争而远离的祖国。他们在异国他乡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使他们的命运同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1953年1月26日，一个由13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来到中国。这位举止谨慎的中年人名叫岛津忠承，他是日本红十字会的会长，；代表团里惟一的这位女性名叫高良富，是日本的国会议员，曾经在1952年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绕道莫斯科来到新中国。这位慈善的老者则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内山完造先生。而这位年轻人，是代表团里的翻译，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日本外务省中国课的课长，负责代表团与政府方面的沟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红十字会谈判关于战后依然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
杨振亚同期声：
实际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分散在中国全国各地的日侨，陆续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回国了，但是后来又爆发了内战，解放战争的发展，这件事情停了下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日本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会议上，曾经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过，是不是能够协助日侨回国。我记得到了1952年的12月1号，我国政府采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这样的方式，发布了对日广播。
中国政府公开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过去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造成令人难忘的滔天罪行，但中国人民始终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因此中国政府愿意协助自愿回国的日本侨民返回日本。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立即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迫于民众的压力，当时还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组成代表团赴中国谈判。代表团由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个团体共同组成。
王效贤同期声：
为什么要三团体呢，就是再加上一个人民团体嘛，友好团体吧，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带有官方色彩的红十字会一家来办这事，我们希望有日本人民参加，所以两个友好团体他们来了所以以后就叫三团体三团体了，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步很重要的棋吧。
接待日本谈判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重要的民间外交活动，1952年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高梁同期声：
首先我们要把3万多日侨情况进一步的摸清楚，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红十字会派我还有其他两三位同志分地区的，我到了东北，还有同志到天津到上海，把日侨的情况最后的把它确定，人数啊，他们的情况啊，他们的要求啊，困难啊都搞清楚。
岸富美子1920年出生在中国的营口，因为父亲去世，两个月的她跟随母亲回到了日本，1939年当她再次来到中国东北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电影剪辑师了，她和哥哥都在当时的伪满洲映画协会工作。
原在华日侨岸富美子同期声：
我当时在日活（日本活动写真会社）做电影剪辑工作，我哥哥也在那里工作，他决定要来中国，我哥哥为什么要来中国，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形势比较紧张。当时要让你入伍的话，就要给你发一个征兵令，如果征兵令来了，你就要绝对服从。我们家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我母亲和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哥哥觉得与其当兵战死，还不如到中国，当时他有希望到满洲映画协会工作。于是我们就来到中国。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日本试图把中国东北作为它的殖民地，因此从1936年下半年就开始实施一个所谓的20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我们所说的日侨指的就是这些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中国的日本普通百姓。在当时，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称之为"领土的延伸"。
移民史研究专家孙教授同期声：
他当时占领了东北，他要把东北变成日本的国土，但是他没有实际控制，在乡村上，在末梢神经。当然中枢神经他控制了，这样他想把控制伸到基层，具体措施比如说20年百万户计划，就是20年要移住东北万万户，一户5口人的话，当时定为500万人，假定当时东北人口是5000万，500万就是十分之一，也就是10个人里有一个日本人，这样在人口的构成上就占了十分之一，当时是团村合一，开拓团就是行政村，开拓团团长就是村长，这样就是伪满洲国的基层政权也被日本人掌握了。就是不仅在中央，省一级，县一级，基层的村一级也被日本掌握了。
字幕：中国 哈尔滨机场
山边悠喜子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中学生，1941年她随母亲来看望在本溪煤铁公司工作的父亲，因为战事紧张，她就留在当地的日本女子学校读书。她的生活命运从此离开了原本平静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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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边悠喜子 |
原在华日侨山边悠喜子同期声：
我就亲眼看到中国农民残酷的生活，我的当时就想，中国人本来就这么穷吗，那个时候，本溪一些工人住在河边可以说是窑洞那样的房子里，过生活，我就奇怪，中国人怎么不盖房子啊，我问过父亲，父亲没给我回答，我在想这个为什么，我一直在琢磨，父亲说过农民可以自己盖房子，那我问他，他为什么不住房子呢，他没吱声，就这么过去了。
原在华日侨岸富美子同期声：
要说的深一点，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倾向。仅仅是为了生活的目的和哥哥一起来到中国。当时日本粮食供应很紧张，生活很艰苦，当时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只要到了中国，生活就会好起来。来到中国东北以后，粮食供应很充足，生活比较轻松，工资拿到了将近日本的三倍，感觉来中国真是来对了。
字幕：吉林省档案馆
在日本国内各行各业的人员大量涌入中国的同时，许多在编的侵华日本军人也开始一边作战，一边占据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个时期的移民又被叫做"武装移民"。
档案馆工作人员同期声：
像我们馆藏满洲中央银行卷宗里面，有这样一些调查 反应了这些情况，1934年的时候在土龙山地区，当地的武装移民就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激烈反抗，他们拿着农具 反抗这些武装移民。
1945年春天，年仅14岁的中田庆雄参加了青少年开拓义勇军，多年后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当时，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学生还没有丝毫的判断力，不知道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去他国意味着什么。
原在华日侨中田庆雄同期声：
当时日本也是在战争状况下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教育国家教育就是当时就是支持这个战争，而且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缺粮食，当时教育要学农业，特别是到中国，中国的大陆开展打规模的农业生产，开拓，增加生产，增加粮食供给国家，我们都是动员来的。
中田庆雄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所谓开拓团的末期。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几乎贯穿了始终，它把移民中国东北已经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那些农业移民也被赋予了一个相当冠冕堂皇的名字——"开拓团"。
孙教授同期声：
日本叫的这个开拓团实际上并不是开拓团，实际上是侵略，移民是它实现侵略的一个方式，它到中国来，日本移民，首先是掠夺土地，他并不是在荒地上进行开拓，而是中国现成的熟地，熟地被日本人掠夺了，掠夺了以后，给开拓团团，所以首先并不是在荒地上开拓，而是掠夺了中国农民的熟地。另外一户移民规定20亩土地，是日本的单位了，实际上是20公顷。这么大的土地，他一户假如是三口人，根本就用不了，所以他不得不出租给中国人耕种。这样他又雇工剥削。
1945年1月，中田庆雄和两百多名的京都青年在市政府门前集合，在接受了三个月的特别训练后前往中国。这是日本政府送往中国东北最后的一批训练生，也是年纪最小的一批。当中田在京都著名的东本愿寺和母亲告别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这是1945年的5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那些当时依然留在东北的日本侨民来说，战争的结束来得过于突然，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思想上，他们显然还都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原在华日侨中田庆雄同期声：
我们还不知道呢，当时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当时8月9号以后，我们从训练所出来，结果苏军就进来了，结果跑到山里去了，走了三个月出来。我带着我们的学生，老师都被日本政府军队带走，都参加日本军队了。战争结束后被苏军俘虏了，带到西伯里亚去了，就留下我们学生，当时我还是班长，我有责任带他们走。
原在华日侨岸富美子同期声：
当时董事长甘粕就决定要"玉碎"，所谓玉碎就是要让大家集体自杀。命令大家当天晚上到公司集合，他说苏联红军第二天十点就要打来了，我们在这之前要集体自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脑里一片空白，也没有想这下可完了，只是觉得就得服从命令，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怀着这样的心情大家都来到公司，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苏联红军并没有来。
字幕：中国长春
岸富美子和其他伪满洲映画协会的职员在公司集中了三天后，一起逃亡到了沈阳，准备从朝鲜回国。得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们又返回了长春。这个时候一直坚持军国主义思想的董事长甘粕已经自杀了，而岸富美子则跟随哥哥几经辗转进入了东北电影公司，生活中新的一页就开始了。
山边悠喜子因为在上学期间曾经学习过战地医疗知识，于是她响应了当时接管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号召，和父亲商量后，参加了中国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做了一名护士。
当中田庆雄厉经磨难，最终脱离危险的时候，东北的大地已经是白雪皑皑了。许多一起从京都出来的小伙伴都死在了逃亡路上。而中田庆雄则相对来说幸运的多，他被一户姓赵的中国农民收留，于是他和赵家的人一起迎来了1946年温暖的春天。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高梁，从东北做完日侨的情况调查回来以后，接受了一个令他很是为难的任务，前往广州的罗湖口岸和新华社记者吴学文一起迎接前来谈判的日本代表团。
高梁同期声：
我跟日本人没有接触，第一次和日本人接受这个任务，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那时候我很年轻，我28岁，我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日本战争的苦，从华北流浪，我们很多的，咱们中国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那种痛苦，我的亲人也是在日本刺刀底下，在逃难的过程中去世了，对日本没有好的感觉。
由于中国和日本当时刚刚结束战争不久，像高梁这样的情绪的在中国人民中还非常普遍。高梁的这些情绪都被当时主持和日本人谈判工作的廖承志全部看到了眼里。
高粱同期声：
他就对我说，你去吧，去接受这个任务吧，我们都是参加抗战的，都受过苦，苦大仇深。日本侵略中国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是友好的，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后果，这次来的代表团，是日本人民友好的团体，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感情带进政策，要好好友好的接待他们。
当时的日本代表团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出发。1953年的日本还处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下，不承认新中国，而是把蒋介石的台湾政府作为它的外交对象，因此通过日本外务省名正言顺的来新中国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日本政府却对这次的谈判代表团破例了。
肖向前同期声：
因此他发的护照啊，都有一个共产圈，平时不能到共产圈，到中国也不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另外一种签证，但是这个红会代表团的签证正式写上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情，等于事实上不得不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破了她的一个戒律吧。
1953年1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高粱和新华社记者吴学文来到罗湖口岸，刚刚走下火车的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们拿着随身携带的行李，穿过了铁侨。13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人大家在有些微妙的沉默中见面了。
高梁同期声 ：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摸不清，他们也比较拘谨，每个人都不讲话，很紧张好像，这些个人只有两三个人在解放以前来过中国，大部分都没有到过新中国，新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加上外面的宣传，一开始不敢讲话，很紧张好像。
吴学文同期声：
他们从广州到北京坐火车来了，在火车车厢里大家慢慢他们也放松了，我们谈的也比较融洽
高梁同期声：
一开始不敢讲话，后来慢慢上了火车，因为是友好的朋友，上了火车，看到非常整齐清洁，特别是女服务员倒茶打扫清洁，女服务员穿着制服他们觉得非常新鲜，他们看到人民，那个时候我们刚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分的土地都在田地很积极紧张在种地种稻子插秧啊，这么一看，这个情况就变了，有些代表团员说，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家乡啊，漫漫才感觉到轻松啊，感觉到谈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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