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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往事（上）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7日 15:03
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经历了近40年的风风雨雨它依然雄姿不减当年。
当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不少人也数十年如一日，从事着祖国的桥梁建设事业，在南京长江三桥的建设工地指挥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原南京长江大桥主管工程师樊炳麟，并和他聊起了往事。
樊炳麟（时任南京长江大桥主管工程师）：
在没有建成长江大桥以前，两岸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乘火车来讲当时只能够通过轮渡才能渡过长江天堑。轮渡时间也是受限制的，我们要到北京去经过南京必须在火车上要等两个多小时才能过来，这两个小时还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无风无浪的时候，没有大雾的天气的时候，这种条件要两个多小时过长江，现在对比起来火车过长江只要5-6分钟就行。
南京长江，江面宽阔，水深流急，地质情况复杂，建桥难度很大。在旧中国，建设大桥只能是一句空活。
万方（时任南京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
南京大桥修桥以前,宁沪线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是1908年通车的津浦线（天津-浦口）是1911年通车的两条铁路长江把它隔断,到了1933年才有轮渡,当时第一艘轮渡一船只能渡12节客车、渡货车只能渡21节，一天只有一趟列车。
行人过江，也只能靠轮度，但轮船夜间不开，大雾不开，涨潮不开，台风来时不开，每次过江，都十分伤脑筋。
程刚（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
能不能在南京长江上面架桥，在当时历史上党中央毛主席还有全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一个强烈的愿望。
万方：
南京修大桥是1957年 1958年就开始有动意的。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大桥的建设起步了。勘测人员揭开了我国自己设计施工建设大型桥梁的历史性的序幕。
刘育华（时任大桥局四处政治部主任）：
我们这批队伍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湖北的、江苏的、湖南的、来自祖国的各地吧！五湖四海。
王耀忠（时任大桥局四处电工）：
我是1959年年底12月份由太原铁路局调到南京长江大桥的。当时这张调令上我从人事处看见从全国18个局调180人到南京支援南京长江大桥。
李家咸（时任南京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
当时我们国家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周年，我们的国力还不是很雄厚的，因此我们就强调要艰苦奋斗，克服个人的困难为国家做出贡献。对一些施工的生活的临时工程都强调要因陋就简。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面对艰难困苦，人们无畏而又自豪。
刘育华：
我们1959年到南京来的时候，我记忆这里全是芦苇荒地条件非常艰苦。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修桥提出的方针，好像是先施工后生活，所以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是很简单的。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处原来留下的平房。
樊炳麟：
在生活上我们也是艰苦的，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期间我们每个月的定量也只有29斤（粮食）。我们在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半体力劳动。每天的定量也是不够用的，我们经常吃稀饭，有时稀饭里还掺着胡萝卜，包菜来充饥。在住的方面我们也是很艰苦的，当时我们有第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爱人也是建桥的，分配了我们9个平方米的房子，9个平方米住着我们夫妻两个加一个儿子，还有一个老人来照顾我们，所以是很挤很艰苦的。
冯志涟（时任大桥局四处工程师）：
工人住在江边搭的帐篷，干部睡的就像部队一样通铺，上面铺的稻草一个铺挨一个铺，一睡就三四十个人。不下雨也是一身泥，也没地方去洗澡，江边都是芦苇荡。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还讲你们住的地方还是天鹅下蛋的地方。
万方：
我来了以后当时主要的任务，根据南京桥的设计方案，做一些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筹备场地布置码头，这些东西（工作）以外我们还在江边修了一个试验墩，当时下了四根管柱，两根3米2 两根3米6，其中有一根钢的，三根混凝土的，这四根大管柱是我负责下的，试验墩是我在那里负责修的。
1960年1月8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动工，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梦想。我国工程界的先驱詹天佑，茅以升，都作过勇敢而又元奈的尝试用。现在，梦想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现实了。
卢长利（时任新影厂摄影师）：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在长江上第一座，是我国自己设计建设自力更生的大桥。因此我们新影厂特别重视，特别成立了一个摄制组，摄制组导演是王相武同志，由王道文、张公甫和我担任摄影。我们这个摄制组在1968年的时候，就开始拍摄关于建设大桥的一些活动。
樊炳麟：
我参加南京一桥里面一号墩、二号墩、三号墩、四号墩的建设。这四个墩里面四种方法都参加了，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一号墩在南京一桥里面的覆盖层是最厚，岩面离开水面有90多米深的水深，所以我们一号墩就采取筑岛式的混凝土沉井，混凝土沉井面积平面有500多个平方米，它下的深度有50多米，相当于20多层高的大楼一样大的体积。
1964年9月18日，一场大洪水，突然把5号墩沉井的多根边锚绳冲断，沉井开始摇摆，情况十分严峻。
李曙明：
当时水浪很急大桥正在施工，四号墩五号墩沉井正在施工就发生了摇摆，这个摇摆首先是五号墩开始，后来影响到四号墩，四号墩摇摆幅度达到58米，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七层楼高7000多吨重的沉井，以数分钟的周期，几十米的摆幅，在江心中摇荡。
李家咸：
南京长江大桥五号墩正面沉井的摆动，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我抱着与五号墩沉井共存亡的心态，在上面和大家共同的工作，千方百计想办法来制止这个沉井。
冯志涟：
那上边的紧张气氛，我这个（就像）上战场上打过仗的人，看过的一样，非常紧张。
大家都不作声，这里挂的是禁区，那里挂白纸是危险。我们四个人也顾不上什么禁区危险，就蹬在那铁驳上检查，早上断的那两根钢丝绳，那钢丝绳有多粗呢！35厘米到43、5厘米吃力呢，是800吨到1000吨。我们刚刚离开要走，等我刚迈步 砰的一声，那个响声就像手榴弹爆炸的那个声音，我就不知道了。
任发德（时任大桥局摄影师）：
当时发生这么大问题，整个桥处的领导，党政工团完全不惜任何代价将他送医院抢救，最后冯工的腿还是保住了。
冯志涟：
这是当时打断腿的照片，叫做开放性骨骼粉碎性骨折。与自然作斗争，避免不了流血牺牲，留作一个特殊的永久的纪念吧！
李曙明（时作大桥局副总工程师）：
大桥局设计处曹祯总工程师他提出来一个办法，消除能量的方案，我们根据这方案实施以后很快的摇摆就制止了。
惊心动魄的40多个日日夜夜，建设者们沉着镇定，忘我拼搏，他们终于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使沉井停止了摆动，平稳的停留在墩位上。
任发德：
每个桥墩下游都有一个配电间，沉井下游离配电间有段距离，为了接这个电我亲眼看到电工要去接电，沉井上没有电施工不了，有两个人 那时水又大，他当时就坐着木划子，到配电间去。那个时候工人师傅真是冒着生命危险，两个人坐着一个木划子顶着浪，去配电间把电接通。
王耀忠：
桥墩跟前产生大的回流，两边水向两边分，造成相当大的旋涡，水流特别急很多人不敢让上，可是我也不能不上。我作为一个电工没有电，配电间出了事情，那么电工不去，能叫谁去呢？再冒着生命危险也得要去，这以后领导给了我们嘉奖。
在大桥工地上，多少人舍生忘死，一往无前！
万方：
60年代的时候，大桥局有一般的潜水设备，按规定只能下到40米到50米，要下70米以下水深处，当时设备和人员培训都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了一部分优秀的潜水工，送到东海舰队进行培训。
虽然经过培训，经过反复试验，但用普通潜水设备，突破潜水深度极限，下潜到六、七十米的水下工作，这还是要有非凡的勇气，有敢于献身的精神。
卢长利：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潜水工胡宝林同志，他潜水到长江65米以下的水下进行工作，为建桥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是在潜水事业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胡宝林和战友们下潜200多次，停留二千多分钟，最深曾经下潜到83米，创造了我国桥梁施工中深水作业的纪录。
左国胜（时任大桥局潜水员）：
我们下去干什么呢？第一个任务就是量尺寸，第二个就是沉井在底下碎沙子，有多少都要清理干净，一天下去就是五六个小时，还有其它水下工作。电工、 木工、 电焊工什么工作都得会。
李家咸：
南京长江大桥由于跨度比武汉长江大桥要大，因此对钢梁的钢材要求更高。武汉大桥使用的碳钢，而碳钢已经不能满足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需要，需要采用低合金钢。于是我们就向苏联订购了能够满足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低合金钢，可是苏联的钢材刚刚进口一小部份，他们就撕毁了合同，不再进口钢材了，给我们造成挺困难的局面。
万方：
最后一次经过周恩来总理定下来，要冶金部自己研究，自己炼出低合金钢。组成专家组研究低合金钢，我们中国叫16锰，大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生产出来了，鞍钢把它叫做"志气钢"。
大桥需要这种低合金钢16锰，由于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都很特殊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产。鞍钢人在缺乏冶炼经验又没有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冒着摄氏千度的高温，反复试验，闯过了重重难关，炼出了优良的低合金钢16锰。同时，山海关桥梁厂也千方百计克服了焊接低合金钢的困难，制成了大型钢梁，这就使我国摆脱了大型钢梁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万方：
装吊工在前面管拼装的，也是相当辛苦的，40米高的高空作业吊5-6吨重的东西。我们35吨的吊机每一吊都是三四十吨。先用螺丝拼起来在换上铆钉，南京大的钢梁主焊接点是用铆钉连接的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用高强螺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不能生产，南京大桥主焊接都是用的铆钉，铆钉的直径比武汉大桥大多了，武汉大桥是22颗铆钉，这里是26颗铆钉，一共用了有150多万个，这个铆钉是靠铆工师傅一个一个铆上去的。夏天工人下来浑身工作服都湿透了，确实很辛苦，特别是烧钉的，铆钉要烧到1200-1300摄氏度。
这些铆工当时都是经过培训才上岗的。
常志良：
这个工种在上桥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段培训，不然的话上桥适应不了高空作业。在高空还有动作，还要扔钉、接钉铆、钉烧钉，这几个人忙来忙去，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烧钉的人比较苦一点，火烤的要命，每一个烧钉的手都有泡。因为怕凉铆钉铆不动了，快点跑一脚踩错地方有的不小心掉到安全网里面去的都有。
1965年底，大桥开始架设正桥钢梁，不分冬夏，日夜奋战。他们勇敢而又灵巧的劳动，使人想起著名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对大桥的建设,共和国最高层领导一直十分关心。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浪袭来，大桥被迫停工，周恩来总理及时作出指示，使大桥迅速恢复施工。
芦长利：
我为了拍摄工人在大桥钢梁的上面工作，我站得比工人还要高。我从高处透过工人的英姿，看到长江的流水和船只。我为了拍摄这个镜头，我站在一块蹋板上，怎么我觉得不对，怎么退退退，这个镜头下来了，板子一头翘起来了，我赶紧从板子上跳下来，如果再晚一点板子就要翘起来，我就要掉到几十米的长江大浪中，随着大浪跑了，唉呀后来真有些害怕。
摄影师遇到的险境，工人们是天天都必须面对的。在21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们每天在数十米的高空，完成数十吨钢梁的拼装。在他们的手上，总长1500多米，总重量三万多吨的正桥钢梁，精确就位，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67年8月22日，大桥钢梁全部架设完毕。
科技工作者仔细检测大桥钢梁的硬度，力求不留一点隐患。
铁道钢轨的铺装，使用了先进的铺装机械，钢轨也是用新工艺制成的，最长的达467米。使用这种长轨，列车通过时平稳，噪音小，对桥梁的冲击力小。
杨家辉（时任大桥局工程师）：
制梁 31.7米的梁一段10米， 11米分三段制造，主拼在一块，由分段制造变成整片一次制造，这样又可以质量有保证，另一方面工艺比较简化了，一次成形了，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速战速决。
为了吊装这种梁片，专门设计制造了能起吊130吨的龙门吊机。
杨家辉：
1960年我们在浦口试制第一批实验梁的时候，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曾经带了一批学生到我们工地这里来参加我们试制工作。
公路桥的桥面，也在紧张的铺装，原先讨论设计方案时，公路桥不要少于武汉大桥的6车道，但最后决定采用四车道。
无数工人，学生、解放军踊跃参加义务劳动，参加桥头堡建设。
朱庚田（时任大桥局总工程师）：
桥头堡方案头一稿做的比现在还要雄伟。周恩来总理在办公会议的时候，八个副总理都在场，看了南京大桥整个的模型和桥头堡方案，认定了我们现在的方案。
桥头堡的建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审看模型时，他指出，要比武汉大桥桥头堡雄伟一点。百年大计，要牢固又美观。桥头四周要绿化好。
1968年9月30日，第一列火车通过6700多米长的铁路桥，历史将永远铭记下这一天。
冯志涟：
南京桥通车那是很简朴的。这个乘车证上这个图案都是我画的。我腿坏了还在施工科上班。那时条件比较艰苦，就用的这个纸印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报酬，我们也不计较。
郭云珠（时任大桥指挥部办公室秘书）：
大桥通车的时候那一天更不得了，那人啊！ 在桥头两岸真是黑压压的。
芦长利：
那天正好是下着小雨，又有点雪花。但是人们还是精神振奋，红旗招展。我们的摄影机就更加忙活了，我们不但记录了这个庆祝大会的场面，而且我们还在不同的角度拍摄了几十辆四路排的汽车从南向北运行。
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南京长江大桥终于全部建成了，1968年12月29日，虽然天不作美，但庆祝大会仍然开得热火朝天。
巍巍锺山升彩虹，万里长江添新装。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把社国的大好河山，装点得更加壮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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