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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08日 16:55
这些照片上的主人公也许你并不熟悉，但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是否会让你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就在你的老相册里也会保存着这样的照片，也能回忆起照片背后同样火热的情感。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京成为炎黄子孙心中向往和依托感情的城市，天安门广场也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到北京去，到毛主席曾经站过的天安门脚下留个影，成为那个年代许多人的梦想。
如今很多家庭都有了照相机，在天安门前留影也自然成为一件十分随意的事情，但是在几十年前，相机绝对是一个奢侈品，照相更是一件郑重、严肃甚至有几分奢侈的行为，温饱之外，拥有相机的家庭寥寥无几，所以那个年代想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就要请照相馆的服务人员帮忙。
采访李虎欣
天安门有照相的是56年，但是不是我们，据说是很散的有几个，三家经营比较混乱，所以市政府就决定统一管理起来，58年以后就让我们大北照相馆接管了天安门。
从1958年开始，作为大北照相馆的摄影师，李虎欣在天安门广场一呆就是40多年。
那时候是，到了北京，必须到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当时没有西客站，是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20路汽车到天安门，先留个影，然后去故宫，一条线。
反正据我问他们，为什么非在这儿照相，他说我们来了就想在天安门留个影，没见过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看看天安门什么样。我们照了相才去故宫，我们就是终生不会再来北京了，当时就跟现在咱们出趟国一样，不能老出国。
当时比较高兴，我们在这工作，我们在这够幸福的了，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留个影就很幸福，我们整天在那工作。从我的心情来说很高兴。苦是苦，苦中有乐。反正我每天接待的顾客都是陌生的，哪都有，挺好。
仔细观察这些照片，会发现当时人们照相的位置大都在金水桥附近，与现在照相摊点的位置不同。
广场上没有照像的，都在马路的北边，就是现在那个马路，旗杆以北，金水桥前面，华表前面，石狮子前头，没有在南边照的。因为那时候顾客排队都是从华表往东排。上午照因为光线的关系，从东华表往东边拍，下午根据光线的转变到西边的华表。
我们编了12个号码，华表的全身是1号，华表的半身是2号，把这几个景放在我们的样子里头，供顾客选择。
对于第一次到天安门留影的人来说，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有时也会演变成照相时的过分紧张。
好多人非常紧张，有的人紧张到肌肉蹦，我们就给他讲，实际上有什么可紧张的，他就不习惯。尤其是农民来了，紧张得厉害，紧张就等会再照，紧张得肉蹦。蹦得厉害。
笑一点，别紧张，看我这，说好几次，害怕他闭眼，你不给他讲，他闭眼了老远给他寄走了是瞎子。当时我们也想了办法，就是瞎子也有办法，给他修版刮出来，但是刮出来小了看不清楚，放大了还是看出来闭眼了。
天安门照相最壮观的时期是一九六六、六七年全国大串联期间，全国各地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首都北京。而每一位到过北京的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霎时间成千上万的人头在天安门前攒动，大北照相馆设在天安门前的七、八个摄影点已经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需求。
北边南边全是照相的，100个摄影员，我们请了外地的所有照相馆，都到天安门来。成立了临时照相指挥部。
多到一队五百人到一千人，大概有一百多队，就是从天安门的旗杆排到纪念碑，人挨人。
嗓子说不出话来了，太多了，一天，画了脚印，我也就不说话了，拿手一指，他也脑子明白，就站在那就完了，就不用说话了。
随着大串联的结束，拍照景点的位置也就由原来的天安门前转移到路南的旗杆两侧和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前的几个固定位置。虽然人数没有串连的时候多，但是人们对天安门的热情依旧。
有些人得了绝症了，父母痛哭流涕的跟我讲，说我这小孩刚20岁，发现晚了，大夫说没有办法治好了，小孩有个心愿就是在天安门留个影，所以我们就领他到天安门照个相，希望你给我们照好。我们是长久的纪念。我当时看了很心酸，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照好，一般我们对顾客都是照一个底板，对他我照了三个底板，就是保险一点，因为他们说了不可能再来了，最精湛的技术给他拍这个照片，回去以后我亲自盯着这个照片洗出来，单独给她挂号寄走。所以那次我就比较感动，这种情况下对天安门都这么热爱，我们在这儿服务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绝望的人都在这儿留个影，那我们天天在这，应该是很自豪的。
为了满足人们留影的热情，加班对于李虎欣和同事们来说是常有的事。
有时候我们要下班了，下不了班，光线不允许你照了，像咱们内行都知道，8的光圈，不让你走，给你磕头，给我照一张吧师傅，我这一辈子就来这一次天安门，我永久都来不了天安门了，下了车我就跑到这儿了，就是这个时间了，没有办法，留着眼泪，我们说效果太差，没有光线了。他就说不要紧，有个影就行，就是这样恳求，每天每都遇到这种情况。给你跪下，我说你起来吧，起来吧，给你照一个，让他写在条上，好坏自己都要。就是收不了摊。
他回去拿出来说，我去过天安门，就是宣扬一下。就觉得很光荣，因为说有个影就行。为什么各个照相馆都放个假布景呀，来不了的就照个假的。
在天安门前工作了40多年的李虎欣，自己也保留了许多在天安门前的照片。
我想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是作这种工作了，所以我在各个时期都会留个影，有大会堂的、纪念碑的，年轻的时候在这儿工作过，等我老了拿出来看看，当时我在这儿工作照的照片。
《我爱北京天安门》，从老师教唱这首歌起，天安门就成为许多孩子向往的地方。
对于在山东农村长大的焦波来说，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的愿望也充斥着他的童年。
刚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就经常背他小时候学的课文，其中就是北京啊，像长城啊，自然就说到天安门，我记得他就是说，万里长城万里长，八达岭上好风光，我问他天安门到长城多远，他说不知道，过两天他就告诉我，140华里，为什么呢，他是刚问了到北京的一个四哥，究竟长城离天安门多远。那是从小听我父亲讲起天安门。以后在课本上知道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
当时不敢想能到北京，能有什么时机能到北京。见到天安门。所以那时候一直是梦想，当然到北京必定首先要看天安门，这个事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想。天安门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代名词。到北京不到天安门太不可思议了。
如今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的焦波，回忆起小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看见天安门的情景，依然能让我们体会到他当年的激动与兴奋。
当时也是大串联的后期，那时候还很小呢，当时就跟着同学到北京，高兴极了，可能到北京了，到半路呢，又把我们赶回去了，为什么呢，就说我家出身不是贫农，是中农。所以中农不能进北京。就要求你们把身上的饭票、钱、粮票都掏出来，给贫下中农的孩子。这样他们去了，把我们留在济南了。但是我们五个孩子出身中农，说不行，咱们也去，北京还真能限制出身中农的人到北京吗。我们就爬上火车，爬上火车快到北京的时候，心里紧张的，就是觉得这个时候是上厕所好呢，还是躲到一个别的地方好。就怕人家问，你出身是不是中农。一支心理跳得她别厉害。结果到下车也没有人问你出身什么。以后才知道是人为的造成一种说法，并不是出身中农的孩子不能进北京。
记得那次到了以后，先去看天安门。我们早上起来一大早去，结果远远的看到天安门的时候那种激动呀，就往那跑，一直是小跑似的往天安门跑。跑过去以后说不出什么滋味。盼了多年的一种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在这之前几乎是连想都不敢想，这个年龄能到北京来看天安门。
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好多人都在那排队，我记得当时有一二十家照相的，我记得当时除了小学毕业，就是这张照片了，所以说，来到北京不照张像，那回去跟老人说，到天安门了，在天安门照了像，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再一个是做一个最好的纪念。在一个来一次那么不容易。差点被捕，来不了了。当时照相是那个传统的姿势，拿着红宝书在胸前，拍了一张照片，以后给寄回去。拍照的时候也特别不自然，立正姿式，非常严肃。
我觉得比一般照相要紧张，一个是紧张，一个是激动，两方面。以后觉得特别不自然，以后看这张照片觉得这太不自然了，现在看了可珍贵了。是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天安门。
我记得当时这张照片在我像框里挂了好长时间，好多年，我父母也特别喜欢。去了人以后就说，你看我儿子在天安门照的。当时他也不会想到他也能到天安门来。儿子到了天安门他已经觉得非常自豪了。
焦波的愿望实现了，但他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更是父亲做梦都向往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山旮旯里面，他们是绝对不会想到能走出来。我们那到城里面是40华里，他们很少的城里去，也就去了那么几次。到省城就不可能了，到北京呢，只能是听人说，他们也不敢想能到北京来。但是我父亲又特别爱谈论北京，北京的什么是他都想知道。每个从北京回来的人他总要问天安门，天安门多高，多长，好多人对这个也不在意。有人说可能四五十米吧，有人说可能100多米吧，还有人说也就二三十米吧，他说可能可能到底是多少。
记得58年我们邻村的李木匠，到北京来修人民大会堂，回去了他就问，人民大会堂柱子多粗，就说1米5直径，他就知道1米5直径了，天安门门洞子多长，他说可能是三四十米吧，他说到底是30米。还是40米呀，你问这个干啥，你是想再造个天安门还是怎么着。
每个人从北京回来以后，我父亲总爱问人家天安门多高，多长。因为天安门那年建造的他非常清楚，是什么建筑，从图片能看出来，他就不知道到底多长、多高。因为它当木匠，是木匠头，什么事都特别较真，特别认真。任何事他都说丁是丁，卯是卯。他就老乡问个究竟。58年邻村的李木匠到北京修人民大会堂，回去以后它纠缠着他就问，人民大会堂柱子多粗，他说1米5，因为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干活。又问天安门门洞有多长，他说三四十米吧，他说到底是30米还是40米，还是30几米。你问这个干啥，问得这么细。你还再造一个天安门。我觉得我父亲这个较真碰了壁了。但他还老乡一直问，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从1973年开始为父母拍摄第一张照片，30年以来焦波一直用他的镜头记录着自己父母的故事。这组名为"俺爹俺娘"的系列照片，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父亲对天安门的向往也一直记在焦波的心中，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发现了几张老人与天安门的合影。
就是在96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我当时觉得我不到北京来呢还有情可原，我到北京来呢，就要实现他这个愿望。他念叨了一辈子天安门，念叨了一辈子北京，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让他实现这个愿望。
在96年10月，最好的季节，全家人7、8口人陪着我父亲到北京来，那是我父母第一次出远门。
我当时想父母这么大岁数了，天安门广场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不让进车，自行车吧拖着也不行。结果呢，我父母坚决什么也不坐，就是走，那天身体也好，精神也好，从前门这一代，到了天安门。到了金水桥边，我父亲是一边走，一边跟别人在说，人民大会堂是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柱子1米5 ，给我当时上硕士的外甥女讲，好多事情我的外甥女不知道，他知道。然后到天安门前面，我母亲就看金水桥里面的水，这还有水，我父亲就看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父亲说，广场太大了，好大呀，比咱好几个村还大呢。但是我拍的照片就是他看天安门广场。在农村可能认为有多大总是有一个比的，就觉得我们村就不小了，一看天安门广场，广场太大了，比我们好几个村还大呢。看完以后，他和我母亲一边拉着手，一边走向天安门。我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他看国旗，看广场。我母亲在看金水桥。
然后我父亲呢就一看天安门城楼那个大门，他首先数那个钉子，一个一个数，是九九八十一个，数完了，就拿着拐杖量那个门，一拐杖一拐杖的量。好多游客一看，老头在量天安门，觉得特别新鲜，这老头怎么这么着。就看热闹。然后我父亲就说一二三，那游客就四五六，替我父亲报数，最后父亲说我知道了，天安门43米长，我这个拐杖正好是一米，因为当了一辈子的木匠，他的手，眼都是尺子，所以他一看多长，非常精确，他量完以后说43米，回去以后谁要说天安门30米、40米、50米，我就跟他说是43米，我亲自量过。
然后我父母搀着上了天安门城楼，你看电影了吗，当年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就沿着这个路上的天安门。当时他们绕着天安门广场一大圈，马上又不歇着，又登天安门，也不累，还不叫我们搀扶。比在家推碾子、推磨省力多了。玩又不是干活，小脚一气爬上了台阶。拍了一张红旗，两个老人的照片。
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我父亲就告诉我母亲说，这就是毛主席宣布的地方。有栏杆，两个人就趴在那看，广场太大了，我母亲说人那么小，就跟小蚂蚁一样。第一次看到那么广阔的天地。当时我母亲看到父亲背上的土，她说你看，来到北京，都上天安门了，你还不那么板正，就给她扑那个土，干干净净。他们还到城楼里面看了个够。
到了故宫，我看着我母亲，觉得我终于圆了我父母的梦想，我就和我母亲说，娘，你抱了我一辈子，我也抱抱你把，我就把我母亲抱起来了，当时我爱人就拍了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从地铁刚上来以后，毛主席纪念堂旁边有好多卖玩具的，小电影，这张是天安门，这张是天坛，我母亲就说买一个带回去给孩子玩，我父亲说，买两个，带回去，给邻居的孩子，说我们到天安门了，天安门前头买的纪念品，叫他们也知道这就是天安门。买完了以后，就说咱们先看看吧，来呢人就在那看小电影。
这张照片就是在金水桥边，我母亲在看金水河里的水，我父亲在看国旗，看广场，这就是我父亲说，广场好大，比村子还大呢。反映他们到晚年能够如愿以偿的情感。
这张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父亲说，焦波，给我找张相，拿回去叫乡亲们看看，就在毛主席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地方再照张相，在照相前，我母亲一看我父亲背上一些土，就说到天安门了还那么不爱好。
这是在天安门广场前面，正好碰上了河北的一帮老太太来游玩，当时我母亲问她多大岁数，说70岁，说我84岁了，她说我这腿脚还不如你这84岁的灵呢。
念念不忘大半年都在说这个事，见了人都爱说，一个说天安门广场那个大，城楼多宏伟，、壮观。人家问她你累不累呀小脚，不累，比上坡干活还轻松。包括在天安门前吃盒饭呀，上城楼上看毛主席站的地方，老是在说，只要是有人去，他就说。父亲就爱在大街上跟人聊天，那个时期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北京，离不开天安门。所以说好多人也都羡慕他。自己感到身价不一般了。
作为我父亲，作为普通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但对北京的那种向往，对天安门的那种向往，天安门是每一个中国人为之向往的地方。实现了这个愿望，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焦波和父亲对天安门的那种向往，可能是许多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人从未感受过的，因为天安门一直都在他们身边，天天都可以看见，那么到天安门前留影对于北京人来说又有着不同的意义。
我个人呢，郑其事的跑道天安门留影，对于北京的孩子又不是很平常，好像是特别不需要。何必非要到天安门前留影。
一些外地人，外宾到北京留影，北京本地的不管是工人学生，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没有时间逛天安门，即使是星期日去，也想不起去留影，
往往是到毕业了，同学们要分手了，或者是在人生关头的时候，关键的时刻，那就很自然的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
年轻的徐城北和许多北京的年轻人一样，认为那时的天安门是他们的，广场也是他们的。1965年，为了体验生活，徐城北去了新疆，等他再次回到北京，发现它所熟悉的城市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我在67年的夏天，我一个人从新疆万里迢迢跑回北京，大概我回来后没几天，稍微休整一下身体，穿着短裤，心里头也是矛盾的，
我是外地的了，而且我是一个新疆人了，我远在万里边陲，从我们的地方要回北京要将近八九天的时间，
文化革命刚爆发一年，未来是什么样，吃不准，多少有点茫然，这么一个状态下，我留下这么一张照片。
如果和父母照，在自己的家里照，好像比不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照，这个照片照完了带回边疆去了，边疆的群众一看，天安门。如果只是和自己的亲戚在自己的小院里，他们觉得没什么价值。
我走了全国各地拍了很多照片，中间调回北京有重回各地又拍了很多照片，但这一张照片是在我人生青年时代一个风口浪尖上，何去何从时候在天安门照的。
文革当中，徐城北的父亲和好友都被打成右派，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一同来到了天安门。
这是我父亲在文革的中后期和他青年时期的记者朋友在天安门前的合影。他们两个都是在30年代驰名全国的名记者。我父亲是地下党员，他是民主同盟的成员，都是进步记者。
他一到北京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和我父亲相会，两人说这说那，然后出去到天安门照像，又证明了两个人半个世纪不受风雨所动摇的友谊，又证明两个人对于党和国家坚定的信心。
所以这张照片在我们家族的相册里，其实照相技术很普通，但是我觉得是两个老人，诚恳地、勇敢的处在逆境中的人对于未来充满充实的热诚的感悟的表现。
徐诚北保存的第三张照片，是一家人到天安门广场游玩时照的。
到天安门去玩这个事可是从建国到粉碎四人帮从来没想过的，天安门是革命圣地，不是玩的地方，这在我们老一代热心重视很坚定的信念，唯独粉碎四人帮，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人民大会堂，然们可以到那里去休闲了。这个照的内容也很微妙，我的小女儿是一家之主。他的要求排排队，拉着走，像幼儿园一样。我爱人也挺听话的，我母亲很艰难的弯下腰服从了孙女的要求，这种隔代的爱，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我家里在天安门的照片都是黑白的，因为彩色照相机还没有进入中国老百姓的家庭。这三张照片，三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因为不同的原因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照相技术不高，照片也很朴实，但是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与徐城北一样，在北京长大的阎阳生发现自己与天安门的合影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访阎阳生
我发现照片很少，相反的外地人到北京都要到天安门照像，那时候没有人有相机呀，都排着大队，在天安门广场上去照相，我们反而没有。对于北京人来讲，就跟纽约人很少照自由女神，巴黎人很少照艾菲尔铁塔一样，一般北京人没有到天安门照像的习惯。在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根，比如说一些历史的事件，天安门就成为一个象征。我们那时候下乡，当兵，回来以后到天安门会见面，那时候才有到天安门的照片。
比如说50周年，我当时参加观礼，这是跟仪仗队照得像，五十周年那天对我们意义很大，我们三代人，我作为工作观礼，在下面，我的女儿作为大学生参加联欢，我父亲作为红军的老战士也去天安门。所以那次，我们三个人，十一晚上都在天安门。我到我女儿哪儿以天安门为北京照了一张相，这是我父亲，在观礼台上。我和我女儿都挺高兴的，我父亲好像神色很凝重，打了五六十年仗，可能在天安门前面想的比我们更深沉。天安门在他们心目中是象征，另外我父亲青年时代就向往看新青年呀，想往天安门广场作为一种民主科学五四运动，不光是一个古迹。
意外的巧合让阎阳生也想起岳父的遗憾。
有时候还有历史事件，我岳父也是很早参加抗战，他打到北京以后，他回忆，他们住在郊区，不让进北京，当时要组织他们来参观，发了他两包大前门烟，可是他们那是没有照片，后来到了广西，后来五六十年过去了，来了北京很多次，都没有照照片。2001年他去世了，我们把岳母接来了，因为他很悲痛，2001年十一早晨，外甥女要看升旗仪式，因为外地人眼里，天安门升旗仪式是一种很神圣的象征，后来我们去了，也找了一张相，我岳母心情还是很悲痛，当时她照完这张相以后就说，你爸爸这么多年也没有在天安门留下一张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就等于是我们一起替他照的。所以我感觉天安门从历史上来讲是很凝重的，历代的帝王亲王，到现代又是民主自由的发源地，现在他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大，但是他对北京市民来讲，越来越平民化了，天安门可以放风筝，到天安门城楼上可以去观礼。然后可以玩。但他在历史上的传统和新的传统凝聚在一起，若干年以后，还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一种根。
三代人天安门照片。
广场给每个人留下不同的回忆，也依然慷慨的接待着无数的游人，在广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天安门的热爱。如果你有机会到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一定会看到一些手持相机不停观察着四周，并不时举起相机拍照的人，这便是"广场影会"的成员。
采访刘书义
拍照片的特别多，一天最多的能集中到30多人搞摄影的。
只要到北京，到广场，就能找到一帮影友，
当时五点钟下班，都集中到广场，晚上六七点钟光线最好的时候，集中在一起拍照片，我到那基本是40分钟到广场，到了七八点钟，有时候拍高兴了，大家集中到一个小酒馆喝点酒。那时候基本上天天在广场上泡着。
采访陈彭桂
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他肯定要到北京来，到北京势必要到天安门广场。那国内的人到北京来也要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所以我认为广场呢是中国一个特别大的缩影。一个大的舞台，可拍的东西特别多，比如像一些亲情的东西。这种亲情包括人与人的亲情，和与共和国的亲情。广场的战士、警察和老百姓之间的亲情，北京人和外地人的亲情，父子父女这种亲情，我觉得在广场表现得特别好，广场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定的环境。
采访刘书义
广场说题材大题材大，说题材小题材小，从题材能贯穿改革这么多年来国家变革的整个状况。从广场人的穿衣戴帽，人的精神面貌，能看出社会的变革。
广场中的故事特别多，像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山东河浙一个老人，算咱们国家比较穷的一个地方，这个老人是用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就是为了看看天安门广场，因为他没来过北京，骑车用了6天的时间，自己带的山东的煎饼，然后到这儿以后呢。当时我拍的时候，老人看着国旗，特别自然，有一种满足感，拍了几张以后呢，就和老人聊了一聊，老人就说他怎么来的，说在合辙地区种大葱，现在有点钱了，可是还是不舍得花，骑车到了北京。
这个就是当时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还没有空调的时候，广场呢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有铺凉席在那里躺着纳凉的，小孩练体操的，卧腰的，当时广场上比较宽松，就是家里都没有空调，晚上比较热的时候，都到广场上去纳凉。
这是90年代初，国家恢复升旗，降国旗，老百姓都去看降旗。有乐队了。
从拉萨到北京，西藏的青年到北京以后高兴跳起来北京的金山上。
90年代咱们国家的服装百花争艳了，像这种80年代的大辫子，绿军衣，像过去老一套的衣服，灰上衣，像这种辫子，基本上在广场上没有了，这张片子见证了历史，虽然是黑白照片，也能看出时代。看现在的孩子，在广场上、电动车遥控车，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采访陈彭桂
像这张照片，反映一种军民的关系，亲密无间，实际上也是我们从建国以来倡导的，因为小孩主动跟武警战士叫叔叔您好。
国庆节的时候老人要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从画面上看，这个椅子是临时拴在这个小三轮车上的，而且一看这个老人身体也不是这么好，旁边的是它的儿子，蹬三轮的是它孙子，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说笑。感觉这种亲情是民族传统的一种东西。
我们老讲，老伴老伴，老来是伴，从这个画面看，老俩口坐在三轮上，生活得很幸福自在，老大爷还在放着一对双燕的风筝，劳雁双飞吧。
这张照片我起的题目是国旗下的婚礼，真正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婚礼的还不是那么多，这个新郎是武警班的战士。
早期拍的照片人们穿着中山装，现在根据年代的不同服装服饰上都有变化，另外从儿童的玩具也有变化。最找我拍一张照片，两个小孩在天安门广场，趴地下玩蚂蚁，后来到儿童汽车，到电动摩托车，从这些情况都能反映出国家的变化。天安门广场的变化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变化。
天安门广场的变化从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比如说人们穿的服装服饰，儿童玩具，这种变化都能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包括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能反映出来。小孩大人到天安门广场都能表现出来。
边远山区的人，难得到北京来一次，更难得到广场来一次，有的人为了看升旗专程到北京来。真是一种感情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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