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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流行语（五）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02日 16:45
解说：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但是在2001年一次纪念建党80周年的展览中几个普通的笔记本却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有人说这件文物是整个展览中最富人情味儿的，它就是一位老人记了36年的豆腐帐。
关键词——豆腐帐
解说：帐本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原来的主人叫杨燕秀，家住上海杨浦区，老人在2003年年底已经去世了。对于杨妈妈来说，这些记了半辈子的账本偶尔会被翻出来看看，但一直都没有太拿它当回事儿，直到有一天，一个北京人专门跑到上海来敲杨妈妈家的门，说想看看她的帐本。这个人叫陈禹，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组的工作人员。
采访陈禹：她刚开始不太理解，觉得我自己家的帐自己看看就算了，刚到你国家（博物馆）有什么意思呢，我就给她讲应该说是以小见大吧，以个人的这种收支很小的这种帐来见证我们国家这3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变迁，老百姓生活的变化。在跟她以后逐步的这种接触当中，她才慢慢的理解我们的意图。
解说：虽然已经事隔3年，但陈禹仍能记起第一次看到账本的情景。
采访陈禹：我觉得它特别的真实，应该说我也是那个时代这么过来的，比如说当时的油饼油条是6分钱7分钱，肥皂是4毛左右一条，2毛左右一块，我觉得特别亲切。
解说：1965年为了还盖房子借的钱，杨妈妈开始记录家里的每一笔开销，小到几分钱，大到几百元，无一遗漏，一记就是37年。
采访陈禹：1965年因为盖房子借钱就要还钱，1965年5月20号开始建帐，老人一个月收入是53块钱，这个月的开销呢是58块2，那么她这儿写着欠5块钱，就是这月赤字了。这个是80年，她为了买电视，借了264.06元， 这个电视是456.20元。这是1987年3月，存1000元，我想这可能是老人第一笔大额的存款。还有2000年为了筹备她70岁生日，她可以花1010元买一个铂金项链，还买了鸡鸭鱼肉，还买了麦片，当时她跟我讲，如果说是在1965年的话，她连想都不敢想，是这样过70大寿的。
解说； 人家都说过日子的人心里有本帐，可杨妈妈是真的有本帐，杨妈妈的账本有20个，里边记的是从1965年到2001年，家里过日子每一分钱的去处。翻开豆腐帐，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20年前1斤4两配给的油要1块1毛4，咸肉3斤多要3块6毛2，果子酒1斤是4毛8……就是这样一本中国百姓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豆腐帐"却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令参观的人们也感觉十分亲切。
采访陈禹：参观的人应该说都非常的惊奇，还有人记这么细的帐，我们家当时也记过，当时没坚持下来，还有老百姓说了，你看我们这生活是那样过来的，当时6分钱的油饼，现在6毛钱的油饼都觉得吃着不香了，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帐本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我小时候总是感觉吃不饱，现在是吃不了，我的这种感受，或者说几代人老百姓生活的感受都从这个账本得到了反映、得到了见证。这个账本珍贵，我想是因为它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地记录了这30多年这个家庭的变化，通过家庭的变化反映我们社会的巨大的变迁。
解说：在杨妈妈账本上我们看到，2000年老人为了过70大寿，吃得真是相当丰富。
解说：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有这个传统，逢年过节最主要的节目就是吃。以前过穷日子的时候，所谓过节也就是替自己找个充分的理由，让全家没有太多心理负担地"奢侈"一次，吃点儿好的。现在时代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不过节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一过节倒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想起了窝窝头、山野菜和热炕头，于是到农村去，"吃农家饭"成为了流行。
关键词——农家乐
解说：出了北京城，到北京周边转转，会发现农家乐已经成为新的旅游热点，甚至整个村子办成了民俗旅游村。
解说：这是位于昌平的麻裕房村，开办农家乐让这个村家家户户走上了致富之路。
解说：陈海芳家从1997年开始就办起了农家乐，每个周末和假日，都是全家人最忙碌的时候。
采访陈海芳：从97年搞旅游，刚开始没有这么多房，北屋三间房，西屋两间，现在这是慢慢搞旅游，经济有收入了，慢慢房子越来越多。像春节的时候人都特别多，都上这儿过春节来，放鞭炮。
到五一就算属于旺季了，一直到秋天采摘，（人）最多的时候像我们整个村来说吧，（接待）几百人是没问题的。
大部分爱吃这个炖菜，像猪肉炖粉条、乱炖，我们当地的柴鸡，摊柴鸡蛋，好多都是喜欢吃这些菜。
像水果都喜欢到这儿采摘来，这儿是绿色食品，而且也不上化肥，施农家肥，一般的到这儿都说，想不到农村现在变化这么大呀。刚开始人家介绍，还怕到这儿不适应呢，怕卫生条件达不到。到这儿一看呢，比我们家还干净呢，吃得也挺好，都说吃得挺好的到这儿，比饭馆强多了。
（采访陈海芳的父亲，老支书）
这村第一年搞旅游只有12户，有好些人观望，怕赔钱，怕投入好多钱回不来，这12户到1998年就变成24户了，一直到现在是50多户，这村没开旅游的只就三四户，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1996年人均收入800元，现在人均收入8000元了，这个情况，整个开旅游这段情况呢，那时候我说了一句，这就是天上地下，这生活。
解说：办农家乐让农民富起来了，吃农家饭、住热炕头、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也让城里人暂时远离了喧闹紧张的都市生活，重新找到了久违的宁静与祥和。
采访旅游者1：因为城里的饭吃多了就想换口味，就过来了，最喜欢吃山野菜，包括他们的柳树芽这些东西，平常城里面买不到的。
采访旅游者2：我感觉这个饭特别可口，北京的饭挺油腻的，感觉到这儿饭做得也不错，另外有点儿无污染的东西，比如说平常在北京很难吃到的一些豆腐啊，贴饼子啊，烙饼啊，都挺可口儿。好像又想起自己从前年轻的时候吃过的东西了。在北京的饭馆还是不好找到这种感觉的。
解说：今天大多数中国百姓的生活已经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也正是因为吃穿不愁了，人们便开始计划着让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于是旅游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跟着导游的小旗子到名胜古迹转转早就是旅游的初级阶段了。如今，人们旅游的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观光揽胜，它意味着自由自在地享受旅途中的一切的惊喜与快乐，于是自驾车旅游成为旅游的新时尚。
关键词——自驾车旅游
解说： 今年62岁的王廷钰和佟帆夫妇是一对普通的退休干部。1998年他们开着一辆"松花江小面"开始了自驾车之旅。
在老两口儿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
老两口讲地图：这个地图上所有的这些线，这些红线和这些蓝线都是我们旅游开车曾经走过的，其中红颜色的线是我们以前开松花江小面包车走过的，后来这种蓝颜色的线就是开哈飞赛马走过的。
采访王廷钰：中山公园有五色土。这是新疆戈壁沙滩的，这是黑龙江的黑土地，这里头写着呢，鼓浪屿2003年1月24日鼓浪屿的沙子，这是广西的红土，红土、黑土，沙滩是白的，景德镇的白瓷土，这是雷州岛的海边上的沙子，人家那沙子都是这种死珊瑚，根本不是沙子。
采访王廷玉：那时候没想过到外地旅游，简直是一种奢望，人家出差，领导、采购能满处跑，我这个人挺爱找乐的，对相声我特别感兴趣，过去有一个相声，很有名的相声买猴，那个马大哈，我觉得这马大哈不错，全国各地到处跑，那时候是梦想。他不是说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买猴五十只，那时候是自己找乐，心里去了，但（实际）去不了。
解说： "我想去桂林"唱出了80年代中国人的心声。钱和时间成为当时阻碍中国人出去旅游的最大障碍。
采访王廷玉：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条件到处旅游去，工作特别忙，也不像现在似的，有星期日，大礼拜，全都没有，我们一年的法定假日才7天。我们俩当时按说是比较好玩的，但是说只能在北京的范围之内，到远处去，根本想象不到，好像是一种想象似的，做梦似的。
解说：1997年，56岁的王廷钰跑进驾校学会了开车，成了一名年老的新司机。
采访佟帆：买车之前我们也没少玩，但是玩的质量我就觉得没有自驾车旅游玩得好，因为你毕竟跟着旅游团嘛，他说这个地方给你半个小时，你连照相的工夫都没有，旅游过的地方等回来吧，一回忆，一看照片，似乎去过又似乎没去过，就是那种感觉，我们自己驾车就不是这样了，能看比较多的东西，能看得比较详细，比较随意，喜欢多呆的地方，没人催我们，我们就多呆会儿。
解说：学车后的一年，老两口开始试探性的带着朋友在北京郊区开始了短途的自驾车旅游，1998年秋天，王廷钰和佟帆决定开出北京，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采访佟帆：第一次从这儿到承德，往返也就4天吧，450公里，第二次远点儿，走的小兴安岭，到的黑河，到黑河以后，我们又办了一个出国游，就到了布拉格维申思克，就是俄罗斯。
采访王廷玉：为什么考虑到东北呢，我们的车是东北的，东北松花江嘛。我们俩退了休就是自己找乐儿，开玩笑，就说开着车回娘家了，一边走一边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开着车高高兴兴就去了。结果回了松花江哈飞汽车制造厂，他们还挺欢迎的。从北京来一个老头老太太。他们说我们挺高兴地，对你们二位挺佩服，我说佩服你什么呀，他说我们也想退休，也想玩去，学你们二位。我感觉他们是从内心对我们俩是比较佩服，第一次真正远还是到哈尔滨，比较远，走了大约四五千公里吧，对我老伴来说好像是做梦实现似的。她又一句话就是说，小时候老说白桦树，白桦林，这回我真看见了白桦林，挺高兴的。
解说：在客厅的玻璃柜里、墙上陈列着他们从各地带回的纪念品，他们把旅游的照片和门票自己装订成册，看着这些照片和门票讲旅游的见闻和趣事是老两口招待客人的一个特殊项目。但他们觉得这样仍然不能完全记录他们的旅途故事，于是在行装中又多带了一样东西——家用微型摄像机。王廷钰是司机，主要任务是开车，分神不得，于是拍摄沿途风光的任务就落在了佟帆的身上。
采访佟帆：旅游就看你有多少钱了，其实不是说钱多的人就能旅游，钱少的人就不能旅游，我们老两口就说现在生活很满足，那也是和我们41.5元比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有很大提高，是觉得很满足。但是说旅游花费很多的钱我们也是不舍得。不瞒你说，我们也就是在外面过几天住一次带洗澡间的旅馆，平时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个房间，二三十块钱一个房间，最差的时候我们住过5块钱一个房间。
采访王廷玉：现在是经过改革开放一步步发展，我们绝对是人民群众，低层百姓，对社会发展我们很高兴，但我们的时间已经失去了，这是自然规律，所以要抓住时间，活就要活得有质量。
解说：每一次长途旅行之后，老两口儿都有一段长达半年的休整期，调养身体迎接新的旅程。
解说：身体需要调整，心灵更需要调整，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张，让身心都得到适当的休息，才能面对更多的挑战。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如何更好的享受生活成为这个时代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关键词——健身
采访尹岩：整个的60年代末，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锻炼身体这个概念可能更多的是跟一个集体活动连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一个个人行为，你肯定不能用娱乐这个词，你也不能用休闲，尤其（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那是需要坚决杜绝的。
解说：尹岩，一个永远与时尚连在一起的人，做过《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主编，现在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传媒公司，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了硕士，之后又在法国学习、生活了近十年，法国人那种对休闲度假的狂热深深影响着她，当她97年回到中国时，发现中国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采访尹岩： 1997年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家已经开始有很强的度假的概念了，包括整个在假期的安排上来说越来越西方化了，越来越事先打算我怎么去安排，很少有人说把这个假期浪费在家里头，尤其是年轻人，休闲娱乐这种概念特别特别强。我觉得跟整个的经济水准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国内生活真的很好了。
解说：国内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使尹岩想起了小时候一段并不单纯的体育锻炼经历。
采访尹岩：年纪太轻的时候是禁止谈恋爱的，那么谈恋爱怎么跟男朋友约会呢，那时候可能只有通过体育运动才能达成一个约会的目标，只能通过去做一个锻炼活动才能够跟男朋友去约会。我记得交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约会都是在野冰，在八一湖上面进行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去滑冰，去滑冰父母不会说什么，那么在滑冰场上碰见男同学也无可非议，所以就利用这个形式大家好像一个小约会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锻炼身体、娱乐休闲唯一比较个人化的形式就是体现在这个了，否则的话其它全是集体行为。
解说：如今尹岩已经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但大学时第一次去野外郊游的经历却是她一生都难以忘记的。
采访尹岩：所谓的集体活动中的娱乐性强了，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郊游是距离北京55公里，就跟很多的朋友约到一起，又野餐，又在外面露宿，然后又一起坐火车，那时候觉得是一种特别享受的一个娱乐活动，大家在野外特别放肆，特别尽兴。那时候在大学，80年代初已经有一些娱乐和休闲的概念了。纯粹就是为了享受出去的。
解说：1995年开始，五天工作制实行了，体育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们用更科学的方式仔细照顾着自己的健康， 健身成为百姓休闲生活的主题，但是健身不再只是舒展四肢，而成为人们愉悦心灵、赞美生命、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解说：离开《ELLE》以后，面对下一段即将开始的征途，尹岩感到焦虑不安，于是她去了印度，在那里尹岩从习练瑜珈中发现了另一个心灵深处的自己。
采访尹岩：去印度是因为印度是瑜伽冥想之乡，所以去印度旅行自然而然的一定要在最著名的瑜伽冥想的地方去体验一下，所以当时的一星期的体验让我认识到什么是印度的瑜伽。真正的印度瑜伽它是让你不断地发现自我，给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惊喜，不仅仅是一个健身的活动，它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对你的整个心理调整是特别特别有用的，比如说，它让你看任何事情都平和起来，都客观起来，都不那么穷凶极恶，给你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一天一天的愉悦起来，就像你好像封闭的天窗慢慢慢慢打开了，阳光一缕一缕地射进来，一直到最后是满室灿烂，所以当时感觉特别特别好，那么呢也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对我的启发，我想到了一定要把真正的瑜伽带回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瑜伽带来的滋养。
解说：印度之行结束后，她把瑜珈老师MOHAN带到了中国。在一座千百年的塔楼里开设了悠季瑜伽。
采访尹岩：我刚开始还以为练瑜伽需要时间，可能会是很多有闲阶层，比如说在家里做太太的，或者是自己有一段时间不想做工作了，想休整一下自己，我觉得可能很多是这样，但实际上经过现在这几个月，来的人其实都特别忙的人，都在单位里头身居要职，或者是在事业上希望有所造就的女孩子，她们也是工作特别紧张，永远在出差，但是她们每次来都会觉得在自己的整个身心调理上面得到特别好的调理。
解说：瑜伽改变了尹岩，让她找回了久违的宁静与平和，看到了一个新的多彩世界，而休闲娱乐同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今天，许多人意识到，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学会享受生活，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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