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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流行语（四）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02日 15:43
1994年，一个剃着小平头带黑边儿眼镜的男青年，以一曲《一封家书》变得家喻户晓，他就是李春波。专辑《一封家书》在当年的流行乐坛创下了辉煌的成绩，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唱得好，而是因为他把一封普通平常的家信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朴素、平实、口语化的歌词，是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内容。
一封家书
家书，曾经是出门在外的人与家人交流和联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严虹
我每个星期都会收到我爸爸一封信，我妈妈会在信上附上几句话，一般都是说，要吃好，要穿暖，但是我爸爸和我谈人生观，各种各样的观点
1992年，严虹离开自己的家乡，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华女子学院。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离开亲人那么久，她很想远在湖北鄂州市的家，写信就成为她和家人联系的最好的方式。
严虹
每次我给我爸爸写三四页，他每次给我回来都是七八页，我每次看到我爸爸的信，都泪流满面，见字如见人。我记得有一封信在我们全寝室被朗读了一遍。我的家庭特别民主，和我爸爸就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料到我喜欢的一本书，我喜欢的一个人，包括我的想法，人生观，我爸爸什么都和我聊，就像一个知己一样，我们寝室轮番看了一遍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太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爸爸了。
那个时代上大学的学生家里可能都会留下一摞厚厚的家信，向远方的父母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述说自己的烦恼，展示自己的理想。有些烦恼和微妙的情感在电话里是说不清的，写成家书，可以细细地倾诉。想家时还可以把父母的信拿出来反复阅读，见字如见人，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跃然纸上。
严虹
写信对于我和他而言是因为，第一都喜欢文学创作，第二就是交往，我和爸爸能谈得特别深，见面就是撒娇，我特别大了还挽着我爸的胳膊走路，写信我爸爸能看到我的成长，写信是经过思考形成文字的，和见面的表达是不一样，我爸爸喜欢写心中的我，会更懂事一些。满怀激情和理想，就用文字告诉我爸爸。
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很少往家里写信了，但是他们通过电话、手机这些更直接的方式与家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3年，强涛的女儿强星星去德国留学，临行前，爸爸给女儿带上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照相机，手机，以便能随时了解女儿的生活状况。
强涛
一天一两条短信，一个星期一两次电话，经常发一些电子邮件，你比如我新买了一个眼镜，问问她好看吗？我就把眼睛拍成照片发过去，她说好，挺好的。她那边说，你看我去哪里玩了一趟。你看我现在胖了吗？发过来，经常的这种联络，你感觉不到，她离开很久，离开很远。
以前家里有人出差在国外，真得很惦记，吃什么，休息好没有，有没有生病？现在一个人在外面用不着担心，你也用不着想他，她也不怎么想你，因为天天在联络，以前半个月，一个月才接到一封信，每天联络就没有太多的担心，世界变小了，是个地球村了。
人们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着好奇，在信息还相对闭塞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仅有的几张报纸、几份杂志并不能满足这种好奇心，于是就有些人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登在杂志上，等待着同样想知道外面世界的人给你写信，与自己交朋友，当时，把以这种形式的交到朋友，叫"笔友"。
"笔友"与"网友"
严虹
刚刚懂事儿，桌子上都画一个三八线，从来不跟男生讲话，突然会有一个男孩子会给自己写信，交流文学，很激动的。我记得我给他回的第一封信，包括以后的很长时间，我给他写信的感觉，特别激动手都在抖。
从小爱好文学的严虹，初中就开始试着写诗，并把自己的诗邮寄给长江经济广播电台，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听到了这首诗以后，就写信告诉严虹，他很喜欢严虹的诗，希望能和她交朋友。
严虹
笔友对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意义，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偏科，我的语文特别好，数学不好，物理化学，一团糟。就是因为我交往了他之后，我变得特别爱学习，当时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考大学。
和笔友交往，是那个时代很多孩子的秘密。躲在自己的小屋里，看渴望已久的来信，一遍又一遍，因为这是来自陌生世界的声音，这极大地满足了很多孩子的好奇心。看完以后，会字斟句酌地写回信，而且寄信的时候，心里就盼着下一次的来信。
严虹
距离产生美，陌生人，但是我知道她的身份，但是我没有见过她，这种神秘感，更容易给我信任感，我愿意向一个陌生人情愫，他并没有见过我啊。我给他讲一些成长的烦恼，也不觉得丢人，但是告诉身边的人，告诉父母，是难以启齿的。一个小女孩的烦恼更容易和一个陌生人倾诉。
笔友之间的"交谈"，因为一种隐蔽性而来的更加坦白。凭借信中的笔记和语言表达，来想象对方的长相和声音，这种用书信连接起来的神秘感，支持着这个在十几年还非常时髦的交往方式。
严虹
因为是一个小女孩儿，憧憬的特别美好，他给我写的信，我把他想象成白马王子，但是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学究型的，兄长一样的，见了面以后，那种美好的感觉没有了。就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再也不写信了。终止了笔友的关系了。
人都渴望朋友，都喜欢公开自己的心里话，但同时又希望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八十年代的笔友就满足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另外一种形式"网友"也同样满足这种需求。各大网站的聊天室，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论坛都非常的火爆，点击率一路飙升，在聊天室里交朋友，在论坛上毫无顾忌的"灌水"。"笔友"之间缓慢的书信，变成了"网友"之间能在网上瞬间传输的email。
1999年，严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畅销书《说吧，我是你的情人》，她和其他7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作家被书商炒作为"美女作家"，一时间，数十家媒体都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就在严虹觉得很委屈的时候，一家网站请她去做网络情感专栏主持人，专栏的名字叫《东方女孩》。论坛由严虹主持，每次她都会抛出一个话题，让大家讨论，在网络上她坚持说真话，用真名字。在这个论坛上，她认识了一家报社的记者，曾经批评过"美女作家"，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并成为 "网友"。
严虹
我和他写了100多封，最疯狂的时候，早上、中午、晚上都写，而且我们诺守一个规则就是，绝对不通电话，也不见面，每天写信。他在我的书里面，有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一天有24小时，但是在他的生命里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的，水果时间，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写信，他做记者，要有整版的稿子要写，他会把给我写信放在最前面，因为那时候是头脑清醒的时候写的。
严虹在写作上最难熬的时期，得到了远方的网友的鼓励，他们通过伊妹儿，探讨文学，述说爱情，那一年他是她的精神支柱。
严虹
我们写信已经写得太疯狂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信，每天晚上睡觉看信，我觉得我想把电脑抱着睡觉，电脑里面装着他。
一年后，严虹把她和网友的200多封伊妹儿，50%真实50%虚构写成了一部网络爱情小说《织千千个网》，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情网事》、《网姐日记》也是严虹网上生活体验的成果。
严虹
我和他在网上交往大约有一年，太疯狂了，一天两三封信，有一次让我很受不了的是他的电脑染上病毒，三天他失踪了。因为我们两个说好，相互不交换电话，也不联系，三天失踪，我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有各种各样的设想，难道他出车祸了？三天之后，他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写信来，他说我的电脑崩溃了，因为有病毒，我已经越陷越深了。我主动提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给你写信了，我写作，他同意了，病毒事件以后，三天我坐立不安，整个人被他牵扯着，而且他又在很远的地方。
我们拥有了便捷的通讯工具，同时也失去了等待中的那份温馨与美好。现在很少有人再用邮寄的方式写信了，信封上邮政编码和地址变成了电脑上一长串儿的字符，信箱也变成电子的了。
"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今天当手机大行其道的时候，呼机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呼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呼机还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很快"有事儿呼我"成了老百姓的最好的告别辞。
有事儿呼我
牧野
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有呼机了，126台，那时候拿呼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身上挂着，响，
强涛
我记得当时社会上刚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一些年轻人就活动，领导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实际上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好，因为谁也没有用过，但是就告诉他怎么好。领导耐不住年轻人磨，配了几个，我当时在新闻部，新闻部首当其冲给了几个，
强涛，1984年进入国务院侨办的报纸《华声报》，1994年转入《大公报》，二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有一个深刻的感触，通讯工具的发展改变了媒体的运行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观念。
强涛
电话是固定的。呼机是移动的东西。呼机很原始。他还有一个本儿，它传输的是数字信号，123、456，本对照这个数来翻译这个短句的意思，所以你除了带呼机之外，还要带那个本。不管怎么样，它是移动的。他把静止的变成动态的，这本身就有一个新闻性。不管是新闻记者也罢，普通的民众也罢，我觉得划时代意义的话，是呼机，大家对动感的东西的追求吧，体味它那种好事很重要的一点。那时候才知道你在哪儿呢，我在哪儿呢!虽然不像现在这样卫星定位，这么准确，起码是知道了，以前知道都不知道。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通讯工具的相对落后，新闻在见报的时候，通常已经是旧闻了，但是那时社会对新闻的时效性期望值并不高，因为，这已经比文革中新闻就是文件的状况，有了很大的进步。
强涛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差，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有一个晋江假药，去福建采访，写完稿子以后，到电报局发稿子，拿电报纸，把每个字写上。不能太长了，一个是费用的问题，还有特别麻烦，电报员把每一个字翻译成密码，356、427，才能发，写完以后，在酒店里先把稿子写好，拿到电报局誊写一遍，不能有标点，标点要占格，他再发走，一个消息，从写完发完，到北京，电报员再送到报社6、7个小时以上，要求就是特别重大的、急的消息，电报发稿，一般不要求马上发。用信来寄。当时也没有特快专递，只能靠平信来寄。
1994年，强涛调入《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大公报》北京办事处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大公报》的分支机构，记者需要每天把写好的稿件传到香港的总编室，以便及时见报。现在北京的记者用电脑和网络传递稿件和图片，十年前，却是另外一种工作情景。
强涛
传稿，靠传真机，一张纸90元，我们当时办事处，很大一块儿支出就是传输这一块儿。他们的稿件非常麻烦，每天必须要传，遇到大会的情况下，两会期间，十七八个小时始终在运行状态，我们坏的最快的就是传真机。图片就更麻烦了，最早的时候发图片，曾经要赶着第二天见报，拍完以后，马上到首都机场，看看哪个人像去香港的问他，先生你去香港吗？他说我去，我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胶卷带过去？那边会有人来接。这样来带就快一点儿。我马上打个电话，告诉香港的同事，有一个胶卷带过去了，你去接，我们怎么接呢？《大公报》的一个传统，一般的把航班定好以后，出门口举一张《大公报》，那个人自然是他，赶快就把那个信封交给他了。
今天，轻点鼠标，人们就可以和千里之外的朋友在线交流，足不出户，人们就可以环游世界，了解"国事和天下事", 信息化已经开始溶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蜂窝移动电话1987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它无拘无束的无线通话方式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远距离通信的认识。虽然外形庞大笨重，色彩呆板，但物以稀为贵，他们曾经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普通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这种蜂窝状的移动电话被老百姓称为"大哥大"。
大哥大.
牧野
在马路上走，走在马路上，很多人都回头啊，呦，大哥大，了不得了。尤其希望，坐在宾馆里，饭店里，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时候，且往这里看呢。大哥大，现在想起来真可笑。
牧野1992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4斤多重的"大哥大"。
牧野
早先，刚有手机的时候，恨不能没事儿，给谁打一个电话，我这儿有一个大哥大，我这儿可是随时回电话，
第二年，牧野又以三万的原价把这个笨重的家伙买给了别人，自己又买一个稍小一点的"大哥大"。那时，大哥大可是要托关系找门路才能得到的稀缺货品。由于大哥大的信号通常不是很好，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打"。十几年来，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手机的功能也从实用向多功能方向转化，短信和彩信功能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牧野
我刚有大哥大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根本就没有，我开汽车都没有有大哥大那个感觉，那个时候，饭店吃饭，有手机，同如现在有一个奔驰似的，那感觉。我自己开车没有有大哥大那么兴奋。
电影：《手机》的开头
打一个电话，能和远方的亲人联系上，就像过节一样，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亲身经历，虽然中国的电话业务开始于1904年，但是长期以来，电话只为中国的有钱人和有特权的家庭所拥有。1979年，电话才开始慢慢走入寻常百姓家。
牧野
装第一部电话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末，当时装的时候3000元，八十年代初，有装电话的500元，经济上有点，500块钱装一个电话?有过了两三年，就1000多，等我装的时候就3000多，翻了七倍，那也得装啊，那时候家里装电话不是炫耀，一种财富，家家都有电话，装吧，---你要先交钱，在电话局登记，等号，不像现在装电话不要钱。免费，那时候哪有？等号，有点路子的，有点哥们的，早点给它安上，找领导签个条子，我记得我等了两个多月，3000多块等了两个多月，装上没有欢呼雀跃的感觉，兴奋啊。后来，我装完就变成5000，北京最高就5000，
用一年的工资装了一部电话，牧野还是觉得值得，因为常年在外写生，需要和家里保持联系，没有电话实在是麻烦。
牧野
我出差了，家里没有电话，怎么办啊？居委会有电话，比如我在东北呢、在广东，打个电话回来，也要抽一个相对来说，中午，人少点儿的时候，大妈，我是谁，麻烦你给我叫一下我们家的人接个电话，我过十分钟再打回来，你让她来，省得我这儿占着线。我临走的时候和居委会打过招呼了，麻烦您这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走吧，你来电话，我们找人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居委会的电话就是热线电话，想打进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一个大院儿，或者一座居民楼的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个人就只有这一部电话。打电话排队也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
到2003年底，中国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总量都位居世界第一，普及率达到20%以上，互联网的用户数也位居世界第二。对于这么短时间内发生的如此之快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心中不免很多感叹。
强涛
我总想，以前为什么大家晚上没有什么事儿做，一个是当时政治环境决定的，五六十年代，大家下了班就回家了。现在大家业余时间安排得非常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通讯，沟通了，有交往了，没有沟通就没有交往，沟通还是满重要的，和社会进行广泛的联络，对新闻的提升、对整个社会大众咨询的提供都特别有帮助。
牧野
早先写信，打长途电话还得要一个号，要是有点儿急事儿还麻烦了，急死你，现在好，买个菜都能给你打电话，想着啊，再买两个土豆回来。土豆无形中又多了四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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