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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五十年代》下
央视国际 2004年05月13日 10:04
在每一个或苍老或年轻的面孔背后
都隐藏着一段历史
将那些相似或相同的历史连缀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
生于五十年代
今天的人们回头审视历史时，都会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十年间出生的孩子统称为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陈丹青，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的陈丹青并不了解家中发生的变化。
陈丹青采访：1957年，我父亲变成右派，然后到1958年，我母亲又变成右派，当时我小，三四岁，所以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再大一点，就知道家里很穷，经常在说，到月底了钱不够用了。我父母后来告诉我，工资一下给割掉了。可当时小孩儿无所谓，我记得我在弄堂里头有个理发店，我父亲带我去理发，然后我还跟师傅说，我爸爸是右派，我还以为右派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所以我父亲也很尴尬，当时他才三十多左右我想。
懂事后的陈丹青逐渐知道了右派对于他以及他的家庭的真正含义。
陈丹青采访：你会在很具体的问题上你立刻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比方你升学你就要填表，填表就要填出身，填出身你不能不填，可是填你有屈辱感。就像填我父亲比如政治身份这一栏，我就得填右派。然后填到母亲，我又得填右派。那么填到我自己呢，就是等我长大以后就要填比方群众。能够填到群众就觉得这个屈辱感已经就没有了。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老要遇到填这种表那种感觉。
1957年，艾未未出生的这一年，他的父亲艾青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变成了一个需要劳动改造的对象。童年的艾未未与全家人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在遥远的农场生活的经历。
艾未未采访：我是八岁的时候曾经跟我父亲很郑重其事地说，我想去放羊。我们刚到那农村呀，看到那个羊，有四万多只羊，在那个戈壁滩沙漠上，就是你跟在后面，他就在前面找草吃，然后黄昏的时候，你把他赶回到羊圈，你会跟着他走很远，因为那个草附近已经走完了，所以我跟着那个羊倌我们一起放觉得很快乐，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去放养。那我父亲他当时就说，那能不能考虑两天，考虑两天以后，他还是跟我说，还是上学吧，不要放羊了，所以我就结束了这个短暂的梦想，要去放羊。
8岁的艾未未重新回到学校。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校和家庭都在一场巨大的运动中发生了变化。
艾未未采访：本来我们家里是有巨大的藏书的，非常大的藏书。但是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些书必须烧掉了，我们就把所有的书堆了一大堆，点着了在那个院子当中，很多小孩都来和我们一起少，把那个很好的那种从欧洲买回来的画册的封面，硬壳的精装的上面烫着金的非常漂亮的很大的画册封面都撕下来，作为我们以后在学校作为一个夹子来用，但是把里面内容全烧掉了，非常精美的一些画册。当然你知道家里人的情绪也是太痛苦了，你现在想想，当时不是那么清楚，因为这些书究竟是他多年多年最爱的，或是能够通过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那么在一日之中就被我们全部给烧掉了。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1966年，正是他们读小学或是初中的年龄。一个孩子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是不可能有透彻和深刻的洞察的，但是，这场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的运动却不可避免的降临到当时还是孩子的他们的身上。
毕淑敏采访：那我们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是1966年，那我想正是一个人求知欲望特别强的时候，突然开始文化大革命，然后告诉我们是停课。我想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挺高兴的，就觉得迫在眉睫的压力顿时就消失了。而且在潜意识中也不相信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学生怎么可以不读书了呢？叫做全国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这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呀。所以我想真是在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在那种能够学习很多的这种书本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荒废了学业。
1968年，在“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学校的大门又重新开放，但“教育革命”成为了学校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学校有知识教育的场所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在没有书可读的日子里，陈丹青并没有放弃他绘画的兴趣。
陈丹青采访：从14岁那年，就是刚进中学那一年，就跟着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就到处去画毛主席像，你现在想想看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就是非常大的铁皮或者墙面，好几米大的然后就打着格子用炭笔弄一弄，然后抹了颜料就上去画起来了，我那一两年里，14到15岁我画了，我后来算过120多张毛主席像。有些就是拿墨，就在墙上直接画，画了以后第二天，那个里弄里的大嫂呀大爷呀，群众就开始对着那个毛主席像开始念语录，唱歌跳舞还，早请示晚汇报。最大规模的我记得是在上海郊外靠东海的地方，叫吴泾化工厂，居然也会把我叫过去，还有另外一两个年轻的工人画家，就爬上去，五六米高的大铁皮，绞手架弄好了，毫不犹豫就抹了颜料就往上画，毛主席的嘴唇眉毛都一两米长呀，非常大的毛主席像，初生牛犊，我就这么开始学油画。
少年陈丹青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然而，在拍摄完这张全家福后，17岁的陈丹青带着画笔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匆匆踏上了上海开往赣南的列车，开始了八年的知青生涯。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之下，全中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的热潮。城市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上山下乡”的孩子。而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们当时正值豆蔻年华，对于理想的追求和未来的憧憬，此时都化作青春迸发的激情，于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离开他们的父母和生活多年的城市，投身到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
吴欢是新凤霞与吴祖光最疼爱的孩子。1969年，16岁的吴欢还是背着家里报名参加了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
吴欢采访：当时去北大荒是一个进步青年所应该选择的道路，因为我是一个出身非常不好的一个家庭的孩子。而政治上要求进步，去北大荒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我不能落后，我不能比别的孩子们差。他们都选择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觉得是我最高级的选择，因为只有当农民，当工人，当兵才是地位最高的。才是真正的心理上的贵族。而当兵我不合格，当工人我也不合格，当农民我才勉强合格，所以能够当农民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奢侈了。
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妈妈说走的时候不许哭呀，大家都不许哭呀，跟我奶奶大家都说了不许哭。但是我发现我一早上起来我妈就在她那屋那哭，但是我妈妈这个认识非常坚强，我就记得我妈妈送我到车站的时候呢，车站已经哭成一片了，惟有新凤霞，所有的人一看新凤霞来送儿子了，就新凤霞眼泪一滴都没掉，她不掉，我想，因为我毕竟十六岁呀，我当时我也没哭。
毕淑敏采访：我记得我去送一个同学，她其实是有车票的，但是她好像认识一个朋友，我们就没有检票，她就是把我们带进车站。但是车马上就要开了，她突然说，我要在车票上边刻一个剪过的口，就用那个检票钳子剪的口，我说这个有什么必要吗？他说如果不剪的话，这个票好像我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张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后来我当时想她可能要把这张票留作一个纪念，我就看她拿那个小刀子把那个票就剪出一个刻出一个像检票钳子剪过的口。所以我当时在那一刹那会觉得这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不经意的东西可能其实会长久长久的留在我们心中。
姜昆采访：大家决定第二天送我，送我的时候大家要唱一首歌，这支歌不能够让人听得出来我们要哭，要表现欢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支歌他不能和现在社会流行的，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歌，大家在一起凑了一个三拍的歌曲，当时不能唱的，我们今天就要分手，亲爱的战友，心中的话儿说不完，歌儿唱不够，再见了亲爱的战友，去迎接新的战斗，革命友谊花不败，永远在心头。
车站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穿上了令人羡慕的军装，作为卫生兵，她从中国的心脏北京坐列车出发，一路向西，到达中国海拔最高的地区西藏阿里，从此开始了十几年的军旅生涯。
毕淑敏采访：我在西双版纳的同学哟一次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后来我觉得那封信特别厚，打开一看，在里边掉出来一个花儿，就是一个干硬的花，一个标本。后来他说，毕淑敏你特别远，我在地图上看你特别远，我这封信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她说你回信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这朵花是什么颜色吗？它现在是一个鲜花，我已经把它压在信里边了，我可以看到那个画压在信纸上的痕迹，然后我跟他将你的花是黑色的，因为它就是黑的，她是一个纯粹黑色的，后来他第二次那个信返回来，她说，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粉色的，粉色和白色非常美丽的花。
我想如果没有那种大的政治的氛围，像北京的一些十六七岁的女生它不可能从北京这个地方出发，有的人去了内蒙古，还有同学在黑龙江，那还有去了云南，也还有的在北京，像我去了西藏，我们从原来就是那种上下铺的朋友，突然之间到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的一个国家，那么边远的地方，我们互相还有这样的联络，当时也会觉得是命运那么一种我们所不能掌握的安排。
或许，没有准确的数字说明，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多少中国的青年远离父母家庭，到祖国的各地继续他们的青春理想。在最敏感和多思的青年时代，历史选择了他们在与社会的碰撞中完成成长的过程，而他们也不可回避的承担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
1970年，16岁的陈丹青与同行的知青辗转从上海到赣南农村，到达公社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
陈丹青采访：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全部黑下来了，我上海大都市长大的然后就那么一个油灯，然后门口全是农村的人围着我们看，一直看到队长把他们撵走，要睡觉了。然后我们三个男同学就挤在一张床上，我记得晚上就是几乎醒着那样的，又累可是又醒着，然后被子上就是很大的老鼠，那老鼠我想有这么大，几斤重的老鼠，就整夜在我们被子上窜来窜去。然后第二天醒过来时下雨，那种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这么醒过来，非常茫然，然后出来叼根烟，就站在那楼里边看着那个秧田，那个四月份下雨的山，就是绝望，然后脑子里是空的。
吴欢作为奔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被分配到坐落在小兴安岭的基建排。
吴欢采访
对于几十万曾经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来说，当他们褪去了包裹在年轻心灵上最初的梦想，所要面临的就是在真实的人生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我的价值。他们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也学会了在岁月的蹉跎之中把苦难当作人生的良师，于是，在播撒青春的道路上，他们收获的可能是更为珍贵的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念。
姜昆采访：很多人都说，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把我们的青春葬送在了北大荒，因为十八岁十九岁，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我回到了北京，那么这段时间都在那里种地，都在那里头，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扛着锄头下地，然后就跟着一条垅在打交道，吭哧吭哧，到天黑了，那个垅到头了，然后我们用小镰刀去打败机械化，我们在干这些很无聊的或者是这样的事情，我反反复复也考虑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谈一谈，我觉得北大荒呢，尽管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这些人给北大荒的和北大荒给我们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它至少是锻打了我们的筋骨，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这么想，无论是这个世界属于我的我的不到的，或者不属于我的我想去得到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一想起北大荒来，什么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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