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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五十年代》（上）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26日 09:16
在每一个或苍老或年轻的面孔背后
都隐藏着一段历史
将那些相似或相同的历史连缀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
对于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的第五十个年头，意义非凡。一个新生的国家，成立仅有几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入崭新的五十年代，未来的岁月借用当时一首著名的诗歌比喻，就是时间开始了。
开始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新的生命。如果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么，这些在火红的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则给他们的家庭注入了新生的喜悦和活力。
并没有相当精确的数字显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庭孕育了新的生命，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回头去审视历史时，都会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十年间出生的孩子统称为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它们出生的年代造就了他们的性格、经历乃至命运，他们此后的人生也即将被标注上许多共同的符号，乃至成为一代具有典型时代印记的中国人。
当然，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知道人生将是什么滋味的，毕竟，童年就是幸福和快乐的长大。
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27秒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20秒
吴欢采访：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家那个月亮门呀，大月亮门，我一爬爬上面去，从月亮门就上房顶了，然后城里的房子呀，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呀，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几，领着几个同学，在房上，能一直跳很远很远在房上跑。
五十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采访：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1957年出生的艾未未，从小随父亲艾青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童年的艾未未于是有了不同于城市孩子的经历。
艾未未采访：我们到戈壁滩去拾柴禾，那我们会走得非常远，我们会发现一个洞，我们去挖看到里面几个像小狗一样的动物，我们就抱回家去，整个晚上就听见有一只母狼在我们门口一直嚎叫，原来是几个狼崽子，第二天，整个连队的人就非常愤怒，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狼崽子还回去，大家都吓死了，狼群寻着味道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采访：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许多的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采访：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比如说，现在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就上学的路上，我就跟别的小朋友讲，今天肖飞买药，怎么怎么样，然后，下午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老师就说，有的同学不执行纪律，中午不午睡，偷听长篇小说，我当时就想这老师他为什么知道呢，她一定是趴在我们家门口了吧。我记得当时声音已经非常小，我就把耳朵凑到收音机上，我说他怎么会知道呀。后来从那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听了。我国了许多年在一想，肯定他自己在听呀。
姜昆采访：打乒乓球，我们基本上爱外边找一个三合板儿，然后找小锯，锯成一个拍子，扎得手上满都是刺儿。在地下，平一点儿的地，用粉笔画，中间隔上两个转头就这么打，以后在学校里有了乒乓球台子，就是用砖砌的在打。
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对童年的姜昆来说，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姜昆采访：看电影是我的爱好，我看电影可以不花钱，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明星电影院，我经常是偷偷的，我都知道从哪进去，卖票的那个门怎么开，怎么让它然后从那后门怎么钻进去，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能被检票的发现，然后堂堂正正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看电影，从小就养成了一套在黑暗当中工作的经验。
对于远离城市的人们，看电影似乎比城里人更多了一份隆重的仪式感。
艾未未采访：大家就非常的过瘾就看那个放映员怎么样把一个汽灯点亮了，怎样把胶片放上去，放上去放的时候如果是胶片烧了大家特别高兴，一看银幕上烧了，大家特别乐，看完以后这个放映员会把所有的片子缠好以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去放，因为一个连队和另外一个连队可能相隔十公里远，那个连队的人正在摆着板凳也在那等着呢，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放映员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看一遍。然后如果他放三次，我们会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去看一遍，但是等电影全放完以后，我们会离我们那个连队可能有十几公里远了，我们摸着黑地跑回来，整个一天都会很兴奋的背着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看着是蛮过瘾的现在想想。
《英雄儿女》
吴欢采访：《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孩子们也深受时代的影响。
吴欢采访：我是我们学校的独唱演员，当时我记得我代表学校出去唱一首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独唱，抹得满脸黝黑，当时老师在启发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思想，他说，你现在生活得很好，非洲的黑孩子呢太穷了，你长大以后就要有这种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要解放黑非洲，然后唱词是，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当然，最让那个年代孩子们期待的事儿还是过年。
过年的那几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度过了一年的节俭日子后可以尽情奢侈的几天，孩子们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大人们会用平常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而最令人动心的当然还有那些平常日子难以看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被称为票证时代的日子里，过年令人回味无穷
陈丹青采访：从我记事开始，我母亲告诉我在我生的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油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让你有期待，比方说到春节你就知道会有一张比方说票可以去买鸡，然后有一张票可以买鱼、买肉，就这种期待感。
姜昆采访：到了过节的时候，就盼着乡下来人，为什么呢？他们过年的时候背着个大口袋过来，这口袋里边有这个画的泥的兔爷，有不倒翁，有放的什么老头呲花，有炮竹，反正各种各样的好象民俗的，他背着到北京厂甸呀来卖，就在这时，老家来人他得住地方呀，得委顾在我们这块儿，晚上还得住一宿呀，就给我们带白薯干，这对我们来讲好家伙，要是带一点白薯干，带点花生，再带点瓜子来，这就是天大的喜讯。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十月一日，对于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盛大的狂欢典礼。
陈丹青采访：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看大游行，而且在游行队伍过掉以后可以在马路当中走，那是很猖狂的一件事情，晚上就有放焰火，我们住三楼，当时整个高楼群还没有出现，我们家可以非常好的方位看上海人民广场和外滩那一带放焰火，那会国家其实很穷，可是焰火得放好久时间，放一两个钟头可以。可能小时后记忆有错，我们觉得非常漫长，这个眼睛完全给照花了酒，在那互相呼朋唤友在屋顶上阳台上，那是非常深的记忆。
任志强采访：我们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十一的那一个学期都要开始打鼓，锻炼，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准备十一游行，因为同一个年龄的孩子非常多，而能去的不是多数，而是少数，所以每一个人能参加的话，总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事情，或者说好像总觉得自己可以走在天安门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根本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天安门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在天安门前留影，寄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朴素的感情。
任志强采访：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时候天安门还不像现在似的，有公用照相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条件的又照相机才可能，我父亲大概是在欧洲出差回来以后，还是在苏联考察回来以后，带回来一部埃克斯发照相机，那就成了家里一个宝贝，然后重大节日时候，大家会跑到天安门去照个相，或者到放假的时候可以到公园里去照个相，天安门可能是每年每个孩子都会到天安门前区留个影，保留一个记忆。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称为火红的五十年代，而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采访：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的说法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升旗奏国歌）
姜昆采访：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兰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兰裤子从来不兰，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兰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兰裤子，穿上那条兰裤子我特高兴，但是你现在想起来呀，那条裤子因为什么呀，为了我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要穿的时候，比正常人要长出这么多来，所以卷着裤腿，就那样也好看。
任志强采访：那么那时候可能想加入少先队的感觉和这个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觉得想加入一个少先队和现在人们的想入党一样难。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我大约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才入的队。那时候确实心情比较激动。
今天，当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采访：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好衣服我记得我新衣服我的给她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回去我的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吴欢采访：上学，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下乡劳动，这个下乡劳动是当时的必修课，比如说掏粪，掏粪呢，就是趁没人的时候，就往身上浇几滴粪，然后人家一没看见就去玩去了，老师再来一看，身上都是粪，脸上也抹着粪，臭也得往脸上抹，为什么呢，光荣呀。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毕淑敏六岁，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采访 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一个麻雀为什么要把它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个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把麻雀累死.可能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１９．６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采访 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下，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全中国展开。狂热的行动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远景的来临，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成为了中国人所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毕淑敏采访 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即使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小学生，可是我们已经吃不饱饭了。我因为一直都在食堂里吃饭，那时侯我就看到食堂里那个水池子里面泡得全部是树叶，然后就是说这个树叶子会做什么人造肉呀。我当时就想，那个叶子和肉有什么关系呢。那做出来一吃，实际上真是不能吃。特别不好吃。然后学校突然间下午不上课了，上午只上三堂课。后来说是因为已经有人浮肿，女孩子的精力不能达到，然后又说多少叔叔阿姨剩下自己的口粮，给我们用黄豆做汤，说可以补充蛋白质。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会排到队尾，因为在前边一勺一勺打这个黄豆汤的时候就会 ，豆子比较少。但如果你排在最后的话，你会多得几粒黄豆。所以其实因为在整个国家遭受这种饥饿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物质的缺乏。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激情，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注定将接受时代的洗礼和锻造，在与共和国同行道路上，他们将开始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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