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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 王经文
八连的针线包，一双袜子，一个旱烟袋，丢到一双袜子，小题大做，一个针线包，拾到一分钱交公，这些故事发生在边疆，发生在海岛根本不算什么事情。他出现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又是在南京路上，中华第一街上，他就不一样了。 当时进城以后，我们党执政，进城以后，能不能站稳脚跟，在这个地方反映比较充分，在南京路上能不能站住，在上海能不能站住，这是很重要一个条件。
一条中国第一的马路，造就了一个天下闻名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从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真正让南京路上好八连深入人心，还是文艺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1960年，著名编剧沈西蒙陪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警备区视察。
编剧 沈西蒙
警备区司令叫王必成，要请许世友吃饭，王司令也认识我，他说走，一起去，你陪陪许司令。我说不去了，你们领导一起。他说，一起去。他说你要丢下买路钱。我就发愣了，丢下什么买路钱？
沈西蒙，当时在南京军区任政治部部长，他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解放前后不同时期的南京路在他的脑海里都有深刻的印象。
编剧 沈西蒙
他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个好八连嘛？我说，好八连现在名气很大啊，当然知道了。他说，你既然知道有一个好八连，你应该就为这个好八连写一个戏。
沈西蒙决定写一部多幕话剧，于是深入到八连，体验生活成为他写作的第一步。在八连生活的四十多天中，他还看了同一时期关于八连的许多新闻报道和通讯，最后，他决定把剧本的大背景放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到1950年抗美援朝之间，因为那是历史大转折的年代，是大变革、大碰撞的时代，也是南京路最富有戏剧性，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时期。
编剧 沈西蒙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作品能写人民内部矛盾嘛？特别是能写部队内部矛盾嘛？能够把部队内部的谈情说爱能够拿出来嘛？能够写缺点嘛？我思考了这个问题，一定要写这个矛盾。
1961年，沈西蒙在苏州闭门谢客一个月，写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由南京军区的前线话剧团演出，经过几个月的排演，他们来到了北京，向各大军区的领导和党中央的领导汇报，请他们审查检阅，以便进一步修改。
电影演员袁岳
第二幕闭幕，突然台下有人在讲话，同志们这个戏好不好啊？全场好啊。我说，这是谁在下面讲话？第三幕一开幕，我就坐在那里生气啊，我在台上，所以我听见了。戏演下来，我问中央警备局的同志，刚才谁在讲话？他说周总理。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公演以后，在首都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观众不仅欣赏到了话剧的魅力，也通过这部话剧了解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部话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周总理请演员们到家里做客，祝贺他们。
电影演员袁岳
到总理家里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的。我们也不太清楚，什么叫打仗。他说文艺界同志问我，总理什么叫革命现代戏？请你给我们树两个样子，让我们好学习。总理说，你们就给了我最好的实例，所以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了。
仅靠一个前线话剧团演出，能够观看到的观众毕竟有限，于是军委做出决定，全军各剧团都要演出这部戏；在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共同协助下，地方上的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参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当中。这期间，全国共有大概一百多个剧团都在演出同一部戏。为了继续扩大影响，周总理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话剧拍成电影，而且要求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初，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导演王苹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1964年9月14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杀青，留下了这张合影。
陶玉玲，1949年参加革命，那一年，她才14岁。1952年被分配到前线话剧团，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时，她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了，春妮这个艺术形象又让她的演艺生涯走向了巅峰。
电影演员 陶玉玲
大家不叫我陶玉玲，大家谁知道陶玉玲是谁啊？但是走在街上，四十岁以上的人见到我都说，她不是演春妮的吗？有的人想不起来，就说，你脸怎么那么熟啊，哦，她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后来我说，我不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我是演《霓》的春妮。哦，春妮，春妮。
电影演员 陶玉玲
这样的妇女在中国的心目当中就是最典型的，最可爱的，因此，我演了这样的妇女，结果大家都说，象我这个年纪，我那时候找对现象啊，就找春妮这样的，对她的丈夫这样的忠诚，有的好多跟我开玩笑，现在领导岗位的，说，你不要生气，我当时找对象就找你这样的。我说我干吗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成了你们心目中的偶像了，我高兴死了
从为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好八连体验生活开始，陶玉玲就与八连接下深厚的友谊，只要到上海，她就会去看望八连的战士，她说八连已经把她当成一位家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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