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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种美好的“憧憬”
------——作家王蒙访谈
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10日 15:49
问：我很喜欢《青春万岁》的那首序诗，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一挥而就吗？
王蒙：是。我想那是反映了一种心情。把这些都写完了以后，把自己想的东西都落在纸上了，然后再回过头来一看，就觉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这么多青春的日子都写在我的书上了。有一种满足。那首诗大致上是一下子就写出来了。后来也做了些修改。因为我主要不是写诗的，我是写小说的，我很喜欢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诗人邵燕翔先生，我给他看，他帮助我做了一点点修改。原来我写的句子，有的特别长，有的特别短，他把长短变得稍微整齐一点儿。有一个句子是他的，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本来到这儿就完了，他觉得有点儿凸，就加上"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们"。这是他想的。
问：写这本书的时候您只有19岁，但已经参加工作了，您的创作灵感从哪儿来？
王蒙：这很简单，确实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来的。因为我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这么多的活动，或者可以说是革命的斗争，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政府，迎接解放，一直到解放，我和当时的那么多年轻人在一起，度过了特别难忘的时光。这一天一天所过的这样一些充满着激情和胜利的喜悦的日子，我觉得特别应该记录下来。
问：您是男生，为什么写的是女校的生活？而且写得那么生动？
王蒙：那时候的中学大都分为男校和女校，但是我已经在团的（那时还不叫共青团，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工作，所以我也接触了很多女校的团的工作，女校的同学啊，团委啊，团总支的干部啊，等等等等。所以也有很多对于女校生活的了解。
问：您所写的几个主人公，郑波，杨蔷云，袁新枝，李春，您比较偏爱哪一个？
王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但是我写到那里边的一个天主教徒，胡马丽的时候，也运用了我当时参加的天主教的爱国运动的一些经验。所以写的时候我是挺有感情的。
问：我认为你们那时候的生活特别有激情，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总是觉得缺点儿什么，您能说一说这是为什么吗？
王蒙：我想是这样，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经历，都有自己的条件。我们那时候，包括那时候的中学生，我们最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亲眼看到了旧中国的崩溃和新中国的建立。我们都充满了一种希望，充满了一种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凯歌行进当中的那样一种自豪，那样一种喜悦。虽然那时候也有很多幼稚，或者过于天真、想得太简单的东西。要说我们那时候有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我认为宝贵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于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的那样一种信念，一种欢乐。所以我也写了，哪怕是几分钱买一块糖，但是就觉得咱们享受到了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财富，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其实那时候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根本没法儿跟现在相比。那时候别说电脑了，电视也没见过，听广播叫"话匣子"，听"话匣子"，那时候连半导体也没有，都是电子管的，那就已经算是相当奢侈了。那时候连自来水笔都算是比较高级的东西，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自来水笔，我们办公也不发自来水笔，只发醮水儿的那种笔。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有现在的青年人的条件。他们的信息来源比较丰富，他们能见到的世面也很大，他们的脑子里不但有中国，也还有整个儿的世界，是吧！咱马上就要举行奥运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没有机会看到什么欢庆，那时中国取得奥运会主办权，都不可能。如果说缺少什么，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们那时候处在那样的一种激情当中。所以我觉得各有自己的优越性，用不着专门羡慕我们，羡慕也没有用。我们现在也羡慕你们，但是你看我这个岁数，我也不可能再变成少年，再变成中学生。所以各有各的条件。
问：现在有很多作品是写校园生活的，但我觉得都没有您写的那么令人憧憬，这是为什么？
王蒙：我想这个和我自己的经验有关系。因为我应该说是从童年时期就已经触到了革命的火种。北京当时虽然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但是呢，通过一些大学生，通过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我接触到了革命的道理，革命的书籍，革命的宣传，包括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所以你刚才说"憧憬"，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我们这一代人啊，确实是怀着对社会主义、对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前途的这样一种无限美好的憧憬来开始自己的人生的。因此这是我们非常值得珍视的这么一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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