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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谈家桢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镇里出生。很小的时候，在邮局做职员、识字不多的父亲买了三把高脚凳子，谈家桢和哥哥、姐姐坐在凳子上，听父亲为他们上识字课，谈家桢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谈家桢：我的家是封建家庭，我父亲是非常专制的，母亲是贤妻良母，我是靠一个亲戚才进学校，本来小学毕业就要学生意去了，去经商去做生意去了。我有个亲戚跟父亲说还是让我念书吧，所以我进了初中了。当初的时候，家里相信佛，相信菩萨，相信宗教迷信，到了教会学校，听上帝创造万物，这样的基督教的教义，所以自己在脑子里形成一个矛盾，怎么上帝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以创造世界，还有各种各样的菩萨存在，所以脑子里混乱。所以后来进到一个学校里，开始接触到生物的进化论的思想，对宗教迷信持怀疑态度就这样开始了。
记者：您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谈家桢：中学毕业，在家里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我母亲就求神拜佛，靠吃中药治伤寒病，结果我脑子里就觉得不清楚，所以念生物学主要是对封建的社会、对教会学校宣传上帝创造万物的这个思想有一个冲击。
1926年，谈家桢中学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免费保送到上海东吴大学学习。那时，生物进化论已传入中国，并对年轻的谈家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决定选择生物学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大学毕业后，他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继续深造。
记者：您那个时候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因为半夜您要出去找虫子，来喂这个实验室的虫子，所以那个时候同学们跟开玩笑说，你这么用功是不是想成为中国的摩尔根，成为中国的摩尔根是您当时的一个理想吗？
谈家桢：我成为中国的摩尔根也不是开玩笑的，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做工作，他一方面开玩笑，一方面他讲你是中国的摩尔根，这话是开玩笑，后来我毕业之后，我的论文送到摩尔根实验室去发表，后来经过推荐，我到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生，摩尔根年纪大了，我主要是跟杜布暂斯基，现代进化论的创始人之一，我在那边呆了三年，两年拿到博士学位，一年做博士后。
1934年，谈家桢来到美国，进入加州理工学院，这个试验室以生物遗传领域的研究成果闻名世界，而且以它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谈家桢在那里总感到时间的紧迫。
谈家桢传记作者赵功民：他是很爱动的一个人，打网球、游泳等等都很喜欢。可就是在那大概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压制自己，拼命工作。
记者：当年世界上很多人都以拜摩尔根为师为荣，因为这摩尔根是遗传学的奠基人，他当时为什么选您来作为他的入室弟子？
谈家桢：因为我在出去之前已经做了工作了，发表三篇文章了，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么一篇是我的老师李汝祺写信给摩尔根，在美国发表了文章。
在摩尔根实验室的这两年多时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写成了10多篇论文，扬名国际遗传学界。1936年，27岁的谈家桢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
记者：摩尔根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谈家桢：主要一点是启发性的教育，在摩尔根实验室我学到的，不是呆板的教育，是启发学生的教育，不是灌输式的教育，在中国都喜欢上课的时候，老师写得很清楚甲乙丙丁，ABCD，学生们记笔记，考试的时候背笔记。外国不是这样，是启发式教育，提出问题出来，你去考虑，学生可以提问，老师可以随时回答问题，我们老师很怕学生提问题，回答不出来好像很丢脸，其实许多学生像这样的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没啥稀奇的，回答不出就回答不出，教学相长嘛，学生思想敏捷，他提出问题可能对你很有启发性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卖条头糕，只要老师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学生记下来考试的时候背笔记，考过就忘记，有什么用处。
记者：那么他当时对您的评价说，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涉足了前人从来没有涉足的领域，您以果蝇为新的探索领域是吧？开辟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
谈家桢：主要我同导师杜布暂斯基创造新的综合进化论理论。它的进化条件是变异，遗传的变异是进化的原料。隔离是进化的主要的条件，没有新的隔离不能产生新种，这个就是现在生物进化理论。我的导师杜布暂斯基是创始人之一。
1937年，谈家桢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学成回国，也就在那个时候，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序幕，担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正教授的谈家桢跟随学校经历了3年的颠沛流离，搬迁到贵州遵义一个叫湄潭的小县城。谈家桢在偏僻的小城里，生活了六年，他的一些代表性的论文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1944年，在一座破祠堂里，谈家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他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这一发现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记者： 当年虽然说您是在最好的实验室，师从一流的老师，但您看到中国在战争的时期，您怕自己没有中国护照了，所以您坚持要回到中国，因为您认为您是个中国人，一定要回到中国，其实您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国完成的，是在湄潭的一段，在唐家祠堂，是吧？当时您写了一个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这篇文章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非常学术，我今天很想知道它在遗传学界和对人类的价值是什么？
谈家桢：遗传学的发展，在我年轻的时候主要是在细胞的水平上，在染色体水平上，现在研究遗传学进化问题是从分子水平了，化学物理水平上面，这是提高到一个更加细微结构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搞基因组，搞蛋白质组，搞信息生物学，这些问题是新的。
记者：您能够在湄潭，完成您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不是也跟当时那个环境，与世隔绝，不被人打扰有所关系？
谈家桢：科学家因地制宜，因为当时抗日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在内地采集材料，在很粗糙的条件下做一些实验，那么在那边，确实也搞出一些工作出来，
赵寿元：湄潭那个地方是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就在一个祠堂，这个祠堂叫唐家祠堂，那是很破旧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展他的科学研究，带领他那个时候很得意的几个学生，去采集那个果蝇，采集瓢虫的标本。那么这个时候做研究，当时主要靠显微镜来观察。在白天他可以借太阳光来作为光源，到了晚上没有电灯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煤油灯作为光源，在显微镜下进行染色体的观察，在解剖镜下来进行色斑的观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这些论文也在美国发表，也在瑞典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发表。
面对中国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的现象。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浙江大学的知名教授，在教育方面，他同样投入了非常大的心血，培养了浙江大学遗传学的第一代研究生。
盛祖嘉：他是引导我走上科学研究、遗传学道路的老师。虽然比我年龄只大七岁，我在大学里面，他像对儿子一样看待我、照顾我。
记者：那么除了这个外在环境，我觉得一个科学家他内心的淡泊从容、没有功利色彩也非常重要。
谈家桢：主要是培养人的时候要启发他们，他们每个人都超过我了，而且我培养出来，他们讲是四大金刚。他们说我有四大金刚，盛祖嘉、刘祖洞、施履吉，现在科学院细胞组，还有个徐道觉在美国，很有名的，搞肿瘤生物学。这四大金刚我都是在湄潭培养的。
记者：但您是怎样启发他们的呢？
谈家桢：启发他，让他去发挥自己的长处，让他自己发挥作用，不是牵着走。否则培养出来，不能创新。
记者：您是尽量去发现他们的长处？
谈家桢：我觉得我的学生都比我强。
记者：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认为学生比您强呢？
谈家桢：一代要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超过我自己。
记者：为什么您谈起您的学生比谈起您自己还兴奋呢？
谈家桢：一代要超过上一代，一定要超过一代才行啊。
记者：这是您最大的心愿？
谈家桢：最大的祝愿。希望孙子比儿子好，曾孙子比孙子好，一代胜过一代，这样才有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谈家桢备受折磨，他的前妻不堪凌辱，含冤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在中国遗传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谈家桢当选为副理事长，同时，他在复旦大学开始了研究所的整顿工作，并重建试验室，带领科研教学人员加倍工作。1978年，谈家桢接受邀请，去美国参加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部成立50周年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首次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次美国之行，谈家桢引进了一批大型精密仪器，为今后我国开展遗传工程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记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春天，而您也在这一年，也回到了您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到了母校以后，您才发现您跟外界已经隔绝有这么几十年，结果生物学的方向已经改变了，您的同学也都有所成就了。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不知道您心里是一个什么滋味？
谈家桢：1978年我出国访问的时候，碰到许多我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知道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因为1953年沃尔顿、克里克这个双螺旋结构模型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所以把生物学从细胞遗传学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另外一方面，有个新的领域神经生物学发展也很快，所以我把这个新的东西就介绍到国内来。
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赵寿元：到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尽管已经快70了，而且他是动了直肠癌手术的，接下来不到半年，又动了胃切除的手术，两次大手术，近70岁的老人！他没有像一般的老人，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在家什么事不管了，他还是非常关心遗传学的发展，不仅是关心，而且他是身体力行的，来为发展遗传学作出贡献，那个时候可能他自己已经，也谈到了，请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他那个时候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带来一个小组，到中国来讲分子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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