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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中国遗传学泰斗
央视国际 2003年11月26日 10:32
谈家桢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世界遗传学的泰斗了，他的一生坚持科学真理就像呵护生命一样。因而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这位95岁老人的家里。遗憾的是，由于他的乡音，我们沟通非常困难。但是不可辩驳的是，他的存在，就是中国遗传学的存在；他的人生，也就是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历史。
谈家桢居住在上海郊区一座普通的公寓里，由于身体的原因，现在已经很少出门，八十二岁的老伴照料着他的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为一位前苏联科学家来到中国，引发了生物遗传界一场轩然大波。50多年过去了，这场争论还清晰地留在谈家桢的记忆里。
记者：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的遗传学方面的专家努日金到中国来，点名要跟您辩论新旧遗传学的理论，当他说您的学派——摩尔根学派是个反动遗传学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回应他的？
谈家桢：这个苏联人来我认识他的，他来批评我，他这是立场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话讲了。实际上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但是我不相信李森科的这一套东西，把科学跟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所以我和当代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他说我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政治上我马克思主义，是可以这样区别一下子。
记者：当年在苏联有一个叫李森科的人，他号称自己是米丘林学说的继承人和发展人，刚好他在学术上跟您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您是摩尔根学派的，那么您第一次看见米丘林主义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谈家桢：米丘林是一个园艺学家，他也有贡献的，问题是李森科借他的名字，他提出米丘林主义，实际上他的思想比过去的法国生物学家朗巴克主义更“朗巴克”。像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遗传下来的，那么科学是不同的学派，但问题是他借斯大林的名义来压制人家，来反对，来抵制其他的学说，这是很不合道理的。中国在当时片面地学习苏联的情况，也追随了李森科主义。这对我们搞生物工作者是一个很大冲击。
李森科曾是前苏联的一名普通的生物科学家，因为作了一个试验，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获得成功，他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包装成一种遗传学的“新理论”、 批判美国生物遗传学家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学。
记者：当时批评您的理论，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和繁琐哲学，那么批评您的时候，您有没有对自己所学的摩尔根学派产生过怀疑或者动摇呢？
谈家桢：在解放前，在美国也听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当初有人劝我不要回来，不过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坏的，所以我还是回来了。中国共产党不一定照苏联的这个办法来做，所以我没有留在美国，我就回来了。
记者：学术问题一旦成了政治问题，也会引发家庭问题，我听说您女儿坚持要学米丘林学派，跟您这个划清界线，我想这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痛吧？
谈家桢：不同的学说是可以的，大家可以争论的，但用政治的帽子来扣你，这个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因为米丘林、李森科这套东西，过去也有朗巴克主义，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这不是新鲜的东西，这已经是被科学上否定的问题，李森科把它拿过来比朗巴克还“朗巴克”。而且他用斯大林的名义来压制人家，在苏联培养了好多科学家。
记者：所以当时很多摩尔根学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付出了很沉重的惨痛的代价，特别是苏联。很多摩尔根学派的人被逮捕，甚至被杀害，当一个人的学术信仰和他的生存遇到矛盾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当时好多人也劝您去教米丘林学派，但是您是宁死都不肯是吗？您还是坚持您的这一套。
谈家桢：我放弃，我暂时不教遗传学了，不能教遗传学了，但是我当时还担任生物系主任，那我教进化论可以，达尔文主义可以谈的，因为我相信进化，我相信遗传学，但是遗传学因为李森科的关系，我不能教了，因为中国当时倒向苏联了。进化论可以教，达尔文主义他也是相信的。我还是可以做我的工作
记者：通过这样一个事情，您现在对政治代替科学、干预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反思？
谈家桢：我认为政治的方向应该是科学的，不能迷信，科学上可以有不同学派，科学家可以自由辩论来解决，不能用政治决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迷信的马克思主义。
记者：但是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
谈家桢：那当然，苏联科学家牺牲了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面。
谈家桢曾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惟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1952年，他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当时，摩尔根学说被错误地定性为“伪科学”和“不可知论”，作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谈家桢被迫作公开检查，并被剥夺了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的权利。
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赵寿元：这一段时间，他是不能够去教遗传学，也不能够从事他已经做出辉煌成绩的科学研究，而只能停下来。在这样一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面，我觉得谈家桢先生没有随风倒，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从提高来看，实际上他就是坚持真理，他不背叛真理，不随风倒，不考虑个人的一些情况，迎合形势的需要。
谈家桢与毛泽东交往很深，受遗传学问题的启发，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和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在同年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开始实施。
记者：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重要的一年，如果说命运百年来对这个民族给过几次振兴的机会，那么195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因为知识分子在这一年充分享受了艺术上的百家争鸣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这个“双百方针”是从青岛的遗传学会议实施的，这次会议您是第一个发言人，也是第一个开炮者。这一次您所发言的这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谈家桢：这次发言主要介绍遗传学的发展情况，我的中心发言是谈四点关于遗传学的问题。就是不同的学派可以阐述不同的观点，而不能再扣帽子，不能戴帽子，打棍子。青岛会议确定百家争鸣，不准戴帽子、扣帽子，但不久以后，苏联又反复过来又戴上去了，又找了中国的好多人去开会，有苏联专家到上海来跟我们辩论。那时候我胆子比较大，因为毛主席有“双百方针”在这里，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记者：听说那次会议你们上午开会，但是下午喝咖啡进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个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个非常正常的，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当年，应该说是一种奢侈了，因为那个时候，能够这样自由地讨论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是吧？
谈家桢：对。这个会开得很好，中宣部派人来主持这个会议。我觉得开得很成功的。
记者：所以您那天都喝醉了是吗？
谈家桢：居然喝醉了。因为我们本来被压制住了，把我们扣帽子。
记者：把这个帽子摘了
谈家桢：没了帽子可以自由讨论。
记者：那么您是双百方针的一个见证人和受益人您今天能谈一谈“双百方针”的体会吗？
谈家桢：这个体会特别清楚，像广州会议的时候，当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都来了，不能再扣帽子、打鞭子。但是没有多少时间，回到上海，那时候上海由柯庆施管着，他不准传达，当时由江青那派来操纵，所以文化大革命又恢复起来了，江青把问题查了，党内也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所以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爆发出来了，把我推到反动学术权威、流氓大右派都来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原来的爱人，她是复旦大学家委会主任，她也受到牵连，她牺牲了，她受不了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李森科批评基因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现在基因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李森科那一套是不讲科学的，他武断地说遗传基因看不见、摸不着，是不算数的。那么原子量子你也看不见的，看不见就不是科学的，他认为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不是科学。所以说荒谬不荒谬？原子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基因看不见，但基因现在人家可以看见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都搞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事实的面前，他是胡说八道，他历史倒退了。
记者：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阙先生，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他的这个理念，是否和您也是相同的，是不是也是您一生所追求呢？谈老，我觉得您的一生追求科学真理，您觉得追求真理对一个科学家的重要性是什么？
谈家桢：真理。我一直讲追求真理使人获得自由，能够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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