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明

　　曾经对他的“三室一厅”和奥迪轿车心生羡慕；曾经对他的“还债”之举嗤之以鼻；曾经对“脑白金”广告的无所顾忌冷眼相看。

　　如果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采访对象，我的采访名单上不会出现这样的三个字“史玉柱”。

　　史玉柱，一个曾经的时代标志，一个神奇复出的“江湖高手”。保健品市场上的霸气冲天、资本市场的神出鬼没，让人看不到他的真实。在我看来，时时刻刻都不肯真实的人是可悲的。

　　但是，偏偏在接手策划《新锐徽商》时，一个指令性的采访摆在我的面前：采访史玉柱。别无选择，昏天黑地地搜集材料。网上的游荡中发现，史玉柱相关文章之多、信息之杂让人无从下手。也难怪，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富有传奇故事的人物，随便地公布自己的晚餐菜单都可能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人物与事件“供不应求”今天，媒体已经失去了“买方市场”的优势。让史玉柱接受一个新栏目的采访，难上加难。

　　一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不明白，一个总资产上亿、员工近千人的大企业，仅仅是因为２０００万元的缺口，便瞬间倒闭；你不明白，一个谁看谁摇头、公然助长送礼之风的脑白金，一年的销售额竟然是十亿；你不明白，昨天非要盖全国之最的原因是天性好赌；你更不明白，今天欠债还钱是因为本性善良。

　　史玉柱东山再起，他说靠的是信誉，但信誉首先应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史玉柱何时能给百姓一个明白。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不明白说出其所以然。也许正是这些“不明白”才让人们更想“明白”。我的采访空间是不是也就在这？

　　但是，整理资料才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史玉柱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单独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尽管消息不断，大多是会议、论坛的发言讲话或公司新闻通稿。

　　“采访从第一个电话开始”，制片人经常“教导”我们。当我情真意切地拨通上海黄金搭档生物有限公司的电话，得到公事公办礼貌性的回答“史董出国在外，回国时间未定”。

　　第一次的采访就这样失败了。

　　好在制片人唐琳有些“底货”，找出史董的副手“刘伟”的电话。“死马当成活马医”，发一条短信，同样的情真意切，同样的公事公办回答“在国外，回国后再联系”。

　　“采访是双方的事情，我愿意去采，就有了５０％了；你没有完全回绝，我的胜算就超过５０％。”这是我一贯的想法，能不能采访到就看你能不能坚持。拿出死皮赖脸的架势，再发短信“出门在外，多保重！”

　　以人为本吗，采访不成仁义在。　　

　　有了回复短信“谢谢”。尽管还是有些公事公办，但是毕竟有了回信。于是一天一个问候，两天一个信息：“又看见黄金搭档的报道了”，“史玉柱在**论坛的讲话很有观点”、“这一版的黄金搭档广告很不错”，“最近天气变化较快，注意增减衣服”……不管“刘伟先生”能否受到，是否回复，反正我的投入也不多，一天一毛钱罢了，没成，就当练习手机打字了。不管结局怎样，一定要与“刘伟先生”保持着短信的畅通。“恋爱箴言”中有“好女怕缠郎”一说，采访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或许真的是“真情”打动了；或许刘伟本身就是一位热心人士，几番的短信联系，口气中感觉采访的曙光。但是，没有做在采访对象的面前，“采访”就不算真正开始。开始每天刘伟的秘书打电话，直到我一说话，对方就听出是我谁。

　　终于得到内部消息，史玉柱要参加“中央电视台2006黄金时段广告招标”，马上展开“围追堵截”战术。

　　尽管前那天的晚上加班到凌晨四点半，七点钟还是准时出现在招标会的现场，“拜不到真佛心不安”呀。死撑着站了七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史大侠”的身影，终于没吃早餐、没睡觉的我再也支撑不住，好在领导体谅，换人再死盯。

　　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昏睡中，被电话铃声惊醒，制片人陈红兵稳坐钓鱼台般指示，史玉柱已经到了招标现场，又搞到一张招标会入场券，马上到现场和史玉柱见面。

　　“真佛”终于现身了。要知道，一张央视广告招标的入场券，在黑市上已经被炒到了1000多元。为了史玉柱，我们真是下了血本。

　　臆想中的史玉柱，目不斜视，左膀右臂的簇拥中注视着拍卖师的槌起槌落。即便我谦卑地走到他的面前，恭敬地称一声“史总”，也会不闻不问，秘书便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是谁”。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挺直腰杆问他，“你是谁”，然后用冷峻的目光直视他的双眼。不管怎样，见面的第一仗绝不能输掉。

　　急急忙忙跑到招标会的现场，史玉柱在前排就座，人满为患的现场已经不允许我挤到史玉柱的面前，现场气氛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炒得热烈异常。这个时候我发现，即便我千方百计出现在史玉柱的面前，提出专访的要求，可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合时宜事情。我的心一下子到了冰点。做出鱼死网破的打算，死等到招标会结束，再走向前去，演一出“春草闯堂”。

　　无助地找到一个角落，等待时机，人群中发现了制片人唐琳，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挤到他的身边。“我看到史玉柱了可是没有办法马上接近。”迫不及待眼巴巴望着制片人。唐琳不慌不忙中拿出一张名片，“找他，我已经和史玉柱交过手，我一提《财富故事会》，他身边的那位女同志就说知道你。让你找这个人联系即可，看来问题不大”。

　　如释重负，看来这些天自己的功夫没有白下，基本上把我们当栏目和自己的名字在史玉柱一方挂上了号。当天晚上联系，同意接受采访，时间上、细节上再确认。心里有了底。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采访时间由我们指定。根据《新锐徽商》系列节目的整体安排，我们把采访时间定在2005年 12月1日。全力以赴做着采访前的准备。

　　然而，一张报纸几乎摧毁了我的所有准备。11月26日的《中国经济导报》发表了史玉柱的专访文章，整整的一版。说句实在话，采访的内容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一百年个观众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记者也会有一百个史玉柱”。一张大幅的史玉柱昭破片让我心惊胆颤：带着墨镜、吸着香烟。这些是我们采访的大忌，电视剧中都不允许出现吸烟的镜头，何况是专题节目，我们是人物访谈的专题节目，不是一分钟的消息，要大段的采访，“吸烟成癖”的史玉柱能配合吗？

　　面对这样苦苦追到的采访对象，我该怎么办?“墨镜与香烟”，已经成为史玉柱的标志，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尽管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我能深深地理解史玉柱，但是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领导会通过吗？观众会理解吗?

　　已经不允许我多想，“无论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奋不顾身走过去，但是注意已经打定：必须摘到墨镜、采访中不许吸烟，否则我将拒绝采访。

　　到了上海，一切顺利。中午时分终于见到“真佛”，一切都没有了悬念，没有带墨镜、坐在我面前的时候，主动放下了香烟。

　　----“你为什么不戴墨镜了？”

　　----“因为接受你的采访。”

　　于是有了我们面对面的交谈，在我们共同会议了“基米诺维奇”一个词出现在我的脑海“师兄”。有了这样的感觉，采访水到渠成。就连拍摄镜头也是那样的顺利，独自一人的晚餐、孤独地网游，这些带有“隐私色彩”的镜头，被我们“毫无隐私”地拍到了。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采访的最后，我问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史玉柱笑道：“你的坚持，还有徽商的策划概念”。

　　有人说，史玉柱的家乡观念不强，那是以讹传讹，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徽商、一个安徽人。

　　对了还要?嗦两句：“刘伟”，是史玉柱的副手，可是一个“女同志”，广告招标会现场的那位就是上海黄金搭档总经理刘伟。她的一句“财富故事会辛明我知道”，或许在史玉柱接受我的采访中举足轻重。无论怎样，都谢谢她的善良与帮助。还有史玉柱身边的程晨、汤敏、曾艳的大力协助。

　　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怎么在史玉柱身边和媒体打交道的都是年轻貌美的MM。难怪有人说我的那些节目可以改叫《史玉柱和两个女人的故事》。

　　想起来了，要想采访到史玉柱，也必须征得一个男人的同意，三星广告的李星光，史玉柱的广告代理商。怪吧，采访老总要有广告代理的许可？如果不怪史玉柱也就不是史玉柱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不明白了。

责编：刘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