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身份及观点：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博士 （赞同）
王晓辉 北师大教育学院研究员 （反对）
观察员身份：
学生：张檬、李嫣、林凯、董璠、殷英、杨申
职员：王延泽、佟思闻、李静、王娜、李宏伟
编辑：王肇辉
主持人：汤先生您认为，这四年来的高校扩招应该怎么评价它呢？
汤敏：这四年的高校扩招，刺激了内需增长，我们上几百万学生能够从一个高中生，变成大学生，提高了一个档次，把整个我们的人才储备，大大的增加了，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益处非常大的。
主持人：王先生，您怎么评价这个扩招呢？
王晓辉：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整个发展趋势。但是针对我们国家的国情，这个步伐，应该迈得慢一些，用简单的话讲呢，高校扩招应当缓些。
主持人：你觉得现在就业压力是不是变得很大呢？
汤敏：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就业难的问题，不仅是大学生的问题，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就业难。这个只能说是一个短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您谈的这个大学生的叫就业市场的问题，我个人很反对就业市场的方式，它并没有真正反映就业市场。
王晓辉：我觉得不应当苛求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说我们读大学，目的是什么？无非或者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甚至说更好的生活，这个没有错误。那么在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至少几十年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状况下，我们形成的这种思想状态，要求一下子转变过来，这不可能的。
汤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大家想想，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有多难，我们思想转变可能比较慢，所以我们为了等思想转变过来，所以上百万的同学不让他上大学，让他失去人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王晓辉：上大学这个需求欲望是相当大的，不仅是我们99年扩招以来这几百万，要多得多，可能成几倍的数字，这些学生都要上大学，我们能满足得了吗？说我们这些大学生毕业，可以选择到中小企业，可以到私营企业去，可我现在没有数据调查，但是至少从我们国家宏观调控来讲，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统计数据，预示这些企业，已经敞开大门，欢迎这些大学生去。找不到这种数字的依据。
汤敏：这些数字本身是一个要试措的过程，现在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发展非常快，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快，我们目前新增的就业从1995年到现在，不仅是大学生就业，所有新增的就业几乎全部是民营企业创造出来的，那么这里头它一定会有对大学生的需求，这个转变观念的问题。
主持人：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教育普及率比较高，这些国家可能也存在一个，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观念转化的这个困难期？
汤敏：这个问题我想有两个问题，一、别的国家扩招，不像我们以这样比较快的速度扩招，它的市场经济是长期形成的，它的大学生该自己找工作，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而我们的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国家要分配工作，所以大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王晓辉：我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历史过程，它大体的高等教育发展高峰是在60年代，这个恰好跟它的人口出生率吻合，同时，它的经济发展，也正是它起飞的时候，等于说它两条轨道是并行的，而我们国家呢，在经济上并不太景气的时候，我们突然提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一下子当年扩招了50多万，这样就一下子把这些学生的就业压力推到市场。
汤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当时在扩招的时候，1999年是亚洲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所有经济学家包括政府，包括学者，包括老百姓，都期望四年以后，经济可能会好转。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预计，现在大学应不应该扩招，四年以后情况怎么样，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有信心，四年以后，中国经济肯定比现在好。
王晓辉：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经济增长，曾经在90年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大概高于10％，而我们教育经费，在90年代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两点八左右徘徊，甚至还得往下降。我不大理解在这里，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想到教育，但实际上，我很遗憾，我们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提出来要发展教育。
汤敏：中国的适龄青年，从18岁—22岁，入学率是7.5％左右，那么在菲律宾、在泰国，这些跟我们是同等发展水平的，他们的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是30％-32％，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菲律宾高两倍以上，我们经济总量也不会比它少，这个说明，我们现在有结构性的问题，说明我们里头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最紧急的关头，当时国家提出了要扩大内需，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实际上是教育，我们早就应该扩招了。
主持人：后来有没有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呢？
汤敏：国家在高等教育多投了800亿人民币，在这几年里头，我们一个同学一年从交学费再消费等等全部加起来，差不多一万人民币，现在我们扩招，从100万现在扩招200万，这就多了100万，每年的消费就100亿人民币，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头，新盖的学生宿舍，新盖的学生食堂，是50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这些都自然会拉动了消费。
王晓辉：我觉得事实不那么乐观，我们这么算一下账，我们大学生假设实际消费是一万元，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基本消费，上不上大学他都要消费，还有我最近看一些材料，在经济学上，有个叫挤出效应，我们现在毕竟不是达到了完全小康的社会，不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能力，那么他势必要占其它的领域，比如说，本来我可能要买车了，但是因为有大学生，我就只好暂时放弃，所以这个挤出效应，我们也不能忽视。
汤敏：如果一个家长，他宁愿把电视机晚买一点，汽车晚买一点，他先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这说明这个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他的投资的回报比他现在赶紧去多买一个汽车，或者多买一个电视机更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王晓辉：教育学上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它如果不断地扩大规模，必然要影响教育质量，这跟经济不一样，经济是有规模，有效益，如果班级中的学生人数扩大，那么就可能影响到教育质量。提高教师的质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教师要通过长时间的培养。
汤敏：我们在1998年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中国教师跟学生的比例是一比七，是全世界几乎最高的，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教师跟学生比是一比十五。
王晓辉：不同学科，它要求不一样，比如这个千八百人上大课，这个在文科领域中是司空见惯的 导师把他的思想讲给大家就可以了，但是在工科，在医学，我们必须得有足够的实验设备，而这个不可能在学生很多的情况下来实施的。
汤敏：实验设备是需要投资，我想作为中国这么强有力的工业基础来说，可能第一年造不出来，只要有投资，我们整个经济就得靠这种，才能够发展起来。需求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等来的，等到这些全部已经做好了，我才去多招些学生，正是这种思路，所以我们大学入学率远远低于我们同等国家的水平。
主持人：我们听听观察员的看法，因为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林凯：我很同意刚才汤先生说，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扩招，实际上就业压力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扩招是高校，而不是针对底下的一些乡镇或者中小企业，来扩大其它一些较低层次的教育的规模，来适应实际的需求呢？
汤敏：关于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扩招之前已经扩大相当大了，这个不是说国家没考虑这个问题，国家一直在做，那么当时为什么考虑大学扩招呢？因为大学那时候是需求最高，而且比较差的，扩大比较少的，所以从这个启动。
张檬：在考虑大学扩招的同时，有没有想到大学扩招以后的事情，现在高考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容易一些了，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一方面人去找工作，另外更多的人，觉得找工作太难了。
汤敏：如果我们扩招20万，是不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呢？这对于212万来说，减除30万，40万是不是刚才所谈的问题都解决了呢？ 并没有解决。
王晓辉：这不是一个算术问题，我们在当时扩招的同时对就业的设想是不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这不是很乐观。汤先生讲即使没有扩招，我们也将面临就业比较严峻的形势，只不过这个严峻形势更加重了。
汤敏：如果按照您刚才的想法，当时不应该扩招，而应该减少，把当时的学生减一半的话可能这个就业问题更小一些。
王晓辉：减少到零，肯定没有就业问题，前提是说我支持扩招，但是这个幅度要放慢一些。
汤敏：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扩招了这40万，正好是多出了市场这个，还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着问题，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问题，是整个大宏观经济的问题。
王晓辉：还有一个问题，叫超教育现象，就是说由于就业市场的紧缩，大学生求职的数量远远要高于可供的职业岗位，退而求其次，我大学生做高中生，职业高中生可以做的工作，这叫超教育现象，这给教育资源带来了浪费。
汤敏：存在还是说已经超了，这个现象不是社会整个的情况，因为这个超教育不超教育，就看你怎么衡量了。
王晓辉：这个是社会定位，你可以降低到这个高中生，也可以提到研究生，这个是有个社会公认的标准，所谓超教育它是和社会的公众心理相适应着。
主持人：汤先生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您理解的那种超教育，其实是正常的，是我们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的结果。
主持人：那么下来呢，就需要大家来表态，如果支持王晓辉先生的观点，就请放蓝块，支持汤敏先生的观点，就请放红块，请表态——最后的投票很均衡，6：6。
杨申：我方比较赞成汤先生的观点，教育在经济放缓收入预期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充电，在今后的大市场的环境中不易被市场所淘汰，所以说大学生从技术员干，从技术工人干，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大学生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所想的，所定位的这个目标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林凯：刚才我听了红方的发言，解决扩招所带来的负面的社会问题，就是说要改变人们的观念，然后重新给你定位，包括社会对大学生的定位，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我想说的是要改变这种定位，要改变这种观念，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主持人：回顾这几年的扩招工作，不仅仅带给社会更多的大学生，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不断地去评价，去回味，最后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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