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
史柏年：社区服务令值得推广
尹飞：社区服务令不值得推广
观察员身份
检察官：董常青 夏鹏 杨新娥
张楠 警察
陈韶光 律师
胥晓莺 研究生
黄侃 青年作家
博士生：冉井富、姚建平
李浩 双学士
研究生：王月 陈崇林
史柏年：社会服务令实际上是一个短期自由行为的替代形式，就是本来法院判处他有罪，罪名是成立，本来应该是服刑，在监狱里，这个刑期比较短，但是经过法院综合的考虑，用一种替代的形式，在社区中间进行一些公益的劳动，这种公益劳动是无薪的，来替代原来服刑的短期的刑期。可以回家居住，他的平常的生活一点不影响，也可以照常上课。我觉得值得推广，因为它具有惩罚罪犯和感化罪犯，使他重新做人的这样双重的功能。
尹飞：如果我们要推广的话，必须要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才能决定。我认为至少20年之内是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主持人：有五位支持尹先生，认为现在不能推广，有七位认为现在是值得推广的。
史柏年：刑罚观念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报偿、一种复仇，那个时候就是你犯了罪要受到同等的惩罚，到后来这种刑罚就被逐渐被一种叫做报偿形的感化主义。
主持人：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经过历史的推进，发展到现在都用文明的方式来惩罚？
史柏年：对，社会服务令并不是说一切罪犯都适用，就说适用社会服务令，必须有两个前提，法官判定的时候必须考虑两点，一、犯罪人放到社会上不至于再危害别人、危害社会；二、这个犯罪人有能力完成法律规定的公益劳动，然后在这过程中间你能够获益，如果考虑到这两点都符合的话，那么它是一种替代。就是能够从中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犯罪心理结构，重新做人。
尹飞：考虑一个制度是不是要引进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能不能起到应有的功能，在现代法制社会里面，首先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尊重他的人格尊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可能考虑怎么去感化，怎么能让他改过自新，那现在你把我直接放到社会上，让他面对很多可能都是他的熟人，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一种侮辱，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史柏年：这样一种形式，它正是基于对犯罪人的人格尊重基础上才出现的，大家试想一下，这样的服令者是犯罪情节比较轻微，本来是判处比如说半年以下监禁刑的，半年以后他要回归社会，他回来如何面对他的熟人，在监狱待了半年以后出来，大家对他的看法，你是监禁释放的，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如何承受？如果换一种替代的，他是在社区公益劳动的，那么人家对他的看法肯定要比从监狱出来要好得多。
尹飞：社会服务令，实践中也可以认为是有的，他觉得这种完全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每个人投过来都是很鄙视的目光。
姚建平：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差别，你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的话，你会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确实是涉及到一个人格问题。
史柏年：这是一个误解，社会服务令怎样执行？如果了解了它的执行过程，你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了。社会服务令是由感化主任来监督执行，把他放到一个公益工作的机构中间去，大家也可能把他作为一个自愿服务者来看待，所以不会觉得丢面子。另外社会服务令的服令过程，它实际上是分阶段的，用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适应，第二阶段叫学习阶段、第三个阶段叫贡献，通过这样的过程使他体验到为社会创造、为社会贡献，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使他的心理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尹飞： 作为一种刑罚，你可以选择你什么时间去做社会服务，但是你不能回避240个小时社会服务必须做完，这个是你对国家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去监督，不可能没有监督；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种犯罪有直接受害人，比如说斗殴把人打伤了，有直接受害人的，我们把他放到社会上的时候，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他在做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害人会进行报复，恐怕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保护。
史柏年：经常打架的人，应该服刑在监禁里，像这样的人，不会让他服社会令。
尹飞：我们可以不举打架斗殴这个例子，比如说驾车交通肇事把人撞死了，他的家属会不会在他进行社会服务令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加害？我们会不会要派人去保护？我举的例子就是证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兴师动众的，他可能会被大家所辨认出来。
史柏年：国际司法界、刑法界，在讨论一个问题：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所谓短期自由刑，就是半年以下的监禁，它一个时间过短，起不到感化教育的惩罚作用，而且在监狱里可能形成恶习的一种交叉感染。
董常青：正像这位老师讲的一样，确实短期监禁的这种刑罚对犯罪的交叉感染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作为不支持社会服务令的人，我觉得任何一种法律规定都要适合社会现实，如果你想让一种良好的刑罚得到一种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就要看被惩罚人的接受程度，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和司法体制的接受程度。
尹飞：如果要引进这个制度的话，我们会面临很多麻烦，我们的法律制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类就是英美法系，另外一个就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主要是强调成文法，英美法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没有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区分，你只要犯了错就是刑罚，就是重罪轻罪，它的轻罪其实类似于我们的行政处罚，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着一个很明确的界分 ，一种很严重的犯罪，我们认为他是犯罪，他要接受刑事处罚，有的比较轻微的，我们可能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解决，我们要把这个往哪块放，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史柏年：我也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这两种法系融合，互相借鉴也是一种趋势，在最初的成文法和判例法，现在有各自借鉴，像英美他现在也制定了不少的成文法，实际上互相都在借鉴。
尹飞：但是这里面我最关注的问题，是说我把他放在刑事责任里面还是放在行政处罚里面。刑罚的承担是以构成犯罪为前提的。放在行政处罚里面更麻烦，本来是构成犯罪的一个行为，现在公诉到法院了，然后法院觉得搞个社会服务令好一些，交给公安局，公安局再重新做一个行政处罚，判多少小时社会服务，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如果受害人不服或者被判罪犯不服，他要提出行政诉讼，还要到法院，因为这个决定本身是法院做的。
主持人：我刚才听史先生陈述的时候，多次提到需要有法官来核准，这个人会不会再造成危害，会不会受到感化，这都是由法官自己来判断的，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性。
史柏年：法官判定的依据是感化主任的专业报告，在法律体系中，比如说青少年犯罪提起公诉之前，感化主任介入这个案子，他跟律师不一样，那么感化主任在承认他犯有罪行，已经法院确定是有罪的情况下，提出一个专业的报告，包括这样几个： 一个是罪行的性质、程度，还有他犯罪的原因、他的家庭情况、周围社区的情况，然后提出一个专业报告，法官根据报告来判定适不适合。所以法官据此来判定是不是给他社会服务令。
尹飞：感化主任实际上也起到了专家证人的作用，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们首先没有感化主任，而且检查机关是我们国家机关。
史柏年：他是法律体系中团队中的一员，不管是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和感化主任也好，实际上他们共同的作用就是减少犯罪，就是改造犯人，目的就是这样，使社会安定，他们的作用相互之间互相抵触、互相对立的，实际上目的是一样的。
主持人：我们刚才说这么多都是为犯罪人在考虑，反过来想想为公众考虑，公众会不会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工作会不安全呢？
史柏年：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这是一个前提，实际上他的罪行有的没有直接具体的受害人，还有一种，他的罪行是对一些人造成了危害，他不一定认识这些被害人，所以这样才有可能。如果法院觉得这个人有犯罪倾向、有危害他人倾向、或者精神上或者心理人格上一些缺陷的，绝对不会判社会服务令的。
夏鹏：史老师，我对社会服务令在中国的推广还有一些疑问，我想问问社会服务令在我国如果要实行的时候，犯罪人在执行社会服务令的期间是固定的吗？还是时间比较随意呢？
史柏年：在一年期间必须完成，从40（小时）到240（小时），比如有的特别轻的40（小时），最高的是240（小时），一年期间必须完成，利用业余时间。
夏鹏：对于挽救他对社会的危害方面，因为他对社会做了公益劳动，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劳动，只是不给薪金，我觉得在惩罚方面的，意义就很轻了，像兼职工作，而不是刑罚的处罚的方式。
史柏年：社会服务令集惩罚与教化两种功能于一身的这样一种刑罚，惩罚是什么呢？惩罚是牺牲休息时间无薪地为社会做劳动，再加上刚才尹飞的顾虑，比如说面子上等等，这就是对他的惩罚，为什么教化呢？因为没有说把他放在监狱里，出来以后作为标签来看待他，他觉得心存感激，整个服令过程中间，是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的，因此对他改变犯罪的人格心理，对他的今后重新做人是非常有利的。
陈崇林：两位老师的逻辑立场是不一样的，史老师主要是从事件的必要性的来看问题，尹老师就从很多现实性的操作方面来讨论他的顾虑或者一些障碍，我想问一下尹老师，如果说这些障碍在理想中能被克服的话，您认为有必要在我国推行这项制度吗？
尹飞：它的障碍首先是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对于法律法官的社会认知的问题，假如说这些都已经克服了，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框架要重新构建，我们要花很大成本，要重新立法，重新培训我们的法官，培训我们的检察官，而且还要重新建立我们整个刑罚执行的队伍，这样成本太高了，如果说太理想的话就变成不现实了。
张楠：我是一直同意史老师的观点，它在适用范围上必须给它划定一个范围，一个是罪行比较轻的特别是未成年人，你要说限定他的人身自由，尤其是在监所里，特别容易产生相互交叉感染，所以在社会服务令引入这个问题，我国实际上操作的问题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的投票，现在支持史先生社会服务令应该推广的有七位，支持认为不应该推广的有五位。
董常青：推行社会服务令对我们整个社会有益还是有害，第一、社会服务令在中国司法体制里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第二、是社会公众无法接受，第三、是执行起来操作难度非常大。虽然说史教授所讲的那些美好的愿望，那些可以期望得到的一些结果，我们也非常的向往，但是我想，如果说一个美好的东西发生在不应该发生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美好，所以我们还是期望能够用社会的规范、法律的规定、社会的行为规则使大家的行为更加规范，使犯罪人的犯罪得到应有的处罚，能让公众得到心理的认同，能让这个社会安定。
陈韶光：社会服务令在中国可行性方面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服务令的引进，并不是全盘的引进，对于不再危害社会，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或者说他的刑罚处罚比较偏低的自由刑，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可以实行社会服务令。社会服务令，我们并不突出强调他的惩罚性，而更在于它的教育性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谈人格的心理状态的问题，社会服务令恰恰是弥补了这的不足，在短期的服刑之内，或者危害性比较小的情况下，让他逐渐和社会进行一种接触，在加大教育职能的时候，加大对社会的责任感，从他的一种贡献，从他的行为上也让社会去接纳他，把犯罪人的一种心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点。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社会服务令在中国还具有可行性的。
主持人：我觉得任何一个法令在更改之前，或许多一点这样的声音，多增长一些这样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客观公正，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各种方式跟我们联系，参与我们的讨论，关注我们节目。
节目背景
主持人手记：社区服务令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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