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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高 2000年那个梅雨纷飞的五月，湖北经济电视台赵征台长第三次来到深圳，与我畅谈《中原突围》电视剧的创作立意时，我知道我将又一次陷入悲壮的豪情包围之中。此前，为一部十集的《徐海东大将》，我和朋友们经历了15年艰辛跋涉，领略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大漠孤烟。
有人说，创作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就是“在悬崖上跳舞”。当你聆听戏说帝王漫画佳人的层层喧响，当你面对名利诱惑欲望的重重雾海，当你身陷生存的现实挑战，在孤寂苍凉的背景之下，杂草丛生的心灵舞台之上，无情的冷风热雨，如何叫渺小而庸俗的作者消受得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观念、情感、体制和物质诱惑的重重包围之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历过若干次生死突围，不断由失败挫折走向辉煌；人生的成长经历，也是一次又一次蜕变突围的经历。正是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走进了“中原突围”这个伟大历史事件云烟深处，走近了李先念、王震和唐健、郑云飞、梅千山等历史人物的灵魂。1945年冬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重庆谈判和平协议签字的墨迹未干，李先念和王震等人领导的6万中原解放大军，一下子陷入了蒋介石30万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一触即发，举国上下忧心倒悬。就在这样风险浪急的重大历史关口，以李先念和王震为首的中原军民面临生存与发展、战争与和平、大局观念和局部利益的重重考验，在政治斗争、军事策略、外交谈判等方面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历史本身的核心要素，由此，我们安排情节，塑造人物，按照历史——当时社会矛盾和人物内心矛盾发展的必然逻辑，逐一展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结构。可以说是历史本身成就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人物，是历史本身成就了今天的《中原突围》这部历史大戏。作为艺术创作的主创人员，首先必须找到恰当的历史视角，从研究历史吃透历史的过程中，调理出历史题材创作的思维方式。也许主创人员的视角，与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和历史的当事人存在某些偏差，但只要有现实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艺术的良心，就一定能够争取各人方面的共识，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
人物塑造一直是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的难题，特别是人们普遍熟知的领袖与英雄形象的塑造，剧本创作的空间相对较小，例如李先念和王震等人，历史已经将其定格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从一般的历史资料中很难掌握人物的个性化戏剧特征，容易流于生硬、虚假和概念化平面化的误区。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人性的理解，我们首先从历史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寻找人物的“本色真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平视”历史人物，然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多角度地丰富发展人物的性格逻辑，全面展示人物的个性风采。如此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方法，唯有真实可信才能生动感人。在《中原突围》六易其稿的创作修改过程中，作者每一次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收获，都是在众多前辈大家帮助下对历史人物深刻理解的进步。另一方面，作者情感的投入是人物塑造的关键因素。作者与历史人物的心灵距离是创作中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既要能够投入其中，又要能够化入其外，作者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当我走进《中原突围》的历史人物世界，各种人物包括主要历史人物和平凡的小人物，一直在我的头脑中矛盾冲突，搅得我日夜不宁。创作初稿的40多天时间里，我常常晨昏不觉，饱暖不知，与剧中人一起哭，一起叹，一起吵架，一起歌唱，写到李先念率军突围进入陕南山地的惨烈情景，我竟忍不住与剧中人一起嚎啕大哭，当时正是暑假，幼小的儿子见此，吓坏了：“我爸爸疯了！疯了！”叫来了我的朋友，大家以为我真的有病。个中感情的煎熬，往往是一个文学编剧创作的必要前提。
关于剧中的爱情戏和人情戏，这是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的重要内容，作者在剧本中给予了过分的重量，特别是唐健和梅安妮这一对生死恋人的偏重，包含了作者对战争与和平、爱情与友情、民族与家庭、生与死等这些所谓永恒主题的基本理解。理想主义的新英雄形象，加上美好爱情的悲剧性结局，往往能够深化人们对战争和生命的理解，能够激发当今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望。当然，人为的编织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容易犯下雷同化和概念化的毛病，也容易招致“戏不够，爱来凑”的批评，虽然“中原突围”这个大事件中，本身存在许多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虽然大家都有“单靠炮火硝烟的大场面无法提升战争戏的动人效果”之共识，作者还是在这方面不断犯傻。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联系到自己对“中原突围”历史的认识过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述他幼年亲眼所见的战争惨痛，特别是说到那些被俘的女战士一群群被毒打被残杀被贩卖的真实故事，给我的震撼远胜于后来突围战役的悲壮搏杀。成年以后，我在“中原突围”发生的老根据地从事党史研究五年，亲身接触过数以百计的革命老前辈，亲身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原突围”流落人员落实政策的工作，其中包括为老家的大伯、姑父和众多乡亲所谓“叛徒”问题调查平反，多次为新四军当年流落在我家乡的子弟四处奔走呼吁……这些经历，使我对战争与和平产生了非常固执的愚见：战争中最为惨烈的牺牲，不是人的肉体，而是精神，是妇女和儿童精神的牺牲以及家庭的悲惨命运。许多亲历过战争的老前辈，也正是对革命烈士及其家属精神的怀念，从而产生表达美好生命、美好情感的深刻痛惜，对和平新世界的无尽热爱，甚至形成他们一生的感情主旋律。曾经，一位指导我创作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与我谈起中原突围过程中自己爱人的壮烈牺牲，80多岁的老人泪流不止。对感情的深深痛惜，对生命的热情礼赞，不知这是否算是重大革命历题材创作中的现代意识。
剧本写完了，作者的任何表述都属多余。与小说家的创作不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本创作，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带着镣铐跳舞”，作者必然要经历精神上的苦刑；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真正的集体创作。至今，我非常感念刘华清、宋平和肖健章、叶健民等众多革命老前辈对我的教育和帮助，非常感念杨伟光、李准、仲呈祥等前辈老师对我创作上的指导和支持，非常感念赵征、王卫民、张效民等师友给予我的理解鼓励。正是多方面强大精神的聚合，优势的策划组织，政治上、艺术上、史学上的准确把握，才使得我于深圳特区火热的环境中执笔完成了战争三部曲（《徐海东大将》、《平型关大捷》、《中原突围》）剧本创作，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文艺精品战略也为我的创作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年至不惑，一位媒体朋友戏称我为“老革命家”——从革命老区到深圳写重大革命题材的剧作家。看来，我还得跟年轻的特区一起与时俱进，当好一个从某杂志社副总编岗位上下岗的《单身父亲》——写好反映特区教育改革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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