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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助下岗女工再就业与创业项目”实施完成


  2002年11月28日节目

  主持人: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中国有13亿人口,就业问题比任何国家都复杂,扩大就业的任务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巨和繁重,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大量下岗失业的妇女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而解决妇女就业问题,也成了近几年中国劳动保障部门和妇女工作部门的重点,为了提高城市贫困妇女再就业技能,1999年联合国机构在中国第一次把小额贷款的方式引进了城市贫困妇女就业与创业,有关中国妇女再就业的问题,我们将采访全国妇联副主席沈淑济女士。首先请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在中国天津市闸北区的一条街道上,有一座租用了几套单元住宅开办的养老院——福寿养老院,养老院院长黄春英1996年和丈夫先后下岗,后来应聘到一所养老院工作。1999年扶助下岗女工再就业与创业小额贷款项目的实施,满足了她自己创办养老院的愿望。她用第一笔贷款4000元人民币买了轮椅、电扇、床等物品,2001年1月,她的福寿养老院正式成立了。

  记者:您知道这个养老院的服务人员都是下岗的一些妇女吗?

  养老院老人:来前不知道,现在他们议论才知道。

  记者:您觉得他们这服务专业吗,您满意吗?

  养老院老人:我满意,我特别满意。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什么不行的,叫干嘛就干嘛,都挺好的。

  目前黄春英的福寿养老院收托了23位老人,除了她和丈夫,还有四位下岗女工在这里为老人们服务。黄春英早已还清了前两笔共1万元人民币的贷款,第三笔贷款正在陆续偿还。

  记者:您每个月个人的收入会有多少?

  福寿养老院院长 黄春英:我个人收入净落有3000元,都是除去(各种开销)。

  记者:刚下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还能有一个月3000块钱的收入。

  黄春英:没有,不敢去想。

  记者:现在对收入满意吗?

  黄春英:满意,挺满意,现在我还要继续再往下扩大,再干好。

  据了解,天津市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扶助下岗女工再就业与创业项目实施的1998年12月到2002年12月四年时间里,共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人民币,发放贷款350万元,贷款户1050户。目前的还贷率达到了99%。

  扶持妇女再就业与创业项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国际项目,除了为贫困妇女提供可供发展的启动资金外,项目的实施目标还包括不断提高女性的群体素质,扶持有创业意识的女性人才,培养女企业家。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天津妇女创业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一个把企业孵化器概念引入城市就业与创业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两年前,48岁的下岗女工王胜云在这里创办了一家毛衣编织厂,她多次参加服务中心组织的电脑、英语以及市场营销等专业培训,服务中心还请专家为她设计了企业发展规划,这一切不久帮助王胜云成功创办了企业,也使她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佳佳毛衣编织厂厂长 王胜云:以前我没有觉得我有那么大能力,因为我只能是做个体这种生意,还是这句话,能赚到钱就可以了。可是没想到我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我能在天津市的四个区有了自己的点,而且有那么多人,我能把我这儿的管理做的那么好,我自己当时是真的没想到。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潜能还挺大?

  王胜云:我觉得我现在50岁了,我还是有能力的。

  王胜云的毛衣编织厂接纳了近300名天津市下岗女工,最近她的编织厂还拿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三个国家数量不少的外贸定单。

  天津市妇联主席 王之球:把这种模式,但是是根据下岗再就业工作来设计、来策划我们整个的方案,我们的不同点就是说,我们对于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第二个是精神上的支持,因为下岗职工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帮助她调试心理,排除障碍。第三个是技能上的支持,我们对于要创业的下岗职工,帮助她搞系统化的、开发式的培训,提高她的创业能力。第四个是创业环境的支持,就是在我们这里边,我们提供的是下岗职工去搞微型企业、小企业的,创造这样的创业环境。我们跟高科技的区别在这里。

  据了解,目前已有41家企业入驻,天津妇女创业服务中心,这些企业创造了1169个就业岗位。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王粤:我们知道天津有几十万个下岗工人,在全国来说有几百万。这2500人,数字小,但是意义非常大。我们通过这个示范,成功地引入了一整套新的符合中国城市特点的扶贫模式,这一套新的东西,从它的诞生、它的成长和它的初级成功,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11月26日至28日,天津举行了“扶助下岗女工再就业与创业项目”经验交流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的官员出席了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副代表 倪荣国:这是小额贷款项目首次在中国城市推行,也是城市贫穷问题首次变得明显,我们很高兴中国的妇联在这个项目中工作很认真,为给妇女创造更多创业机会而努力。这种模式下一步将会被推广。

  记者:随着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解决中国再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据了解,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私营个体的从事人员从7400多万人增长到了1亿2千多万人。其中68%是来自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而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服务业的兴起,需要大量有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的从事人员,这就为广大下岗失业妇女提供了更多就业的可能性。《中国报道》记者杨海莉综合报道。

  主持人:我们针对中国妇女再就业的相关问题采访全国妇联的沈主席。据我们了解,天津小额贷款的还贷款率已经达到了99%,还是非常高,这些贷款的效果怎么样?

  沈淑济:从执行三年的情况来看,贷款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2000多名妇女接受了小额贷款以后,据我们调查的707名,他们使用贷款的效果,97%以上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收入都是增加的,其中月收入增长300块钱以上的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还有一部分,最高的能够达到1000到1500块钱,只有3%的人收入没有很明显的增加,经营还有待改善。

  主持人:基本上企业还是赢利的要多,是吧。

  沈淑济:对,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赢利的。

  主持人:沈主席,这次联合国第一次把小额贷款引入城市的就业和创业,这种效果跟您当初想象的一样吗?

  沈淑济: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妇女组织来做小额贷款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最早是从80年代末,这次在城市做目标人群是下岗女工,借鉴了很多农村的经验,包括妇女组织中心组,组织小组、小组再组成中心组,进行连环担保等等这些都是农村成功的经验。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妇联干部队伍,他们可以说是不辞辛劳,走家串户,有的贷款员本身就是下岗女工,他们通过妇联组织的帮助,自己发展了,又不忘这些下岗的姐妹,经常是一天骑着自行车,顶着大风、冒着严寒,跑五、六十公里路,做到每一家每一户,贷款户都去家访,能够到每一个家庭去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策划经营项目,所以可以说小额贷款的运作,浸透了我们整个妇女干部的这些心血。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信心的,从实际操作的效果来看,也非常好。

  主持人:从具体的中国妇女再就业的情况看,还有这三年以来具体的操作情况看,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沈淑济:天津项目对下岗女工进行小额贷款的支持,我觉得应当说趟出了一条路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子,这个项目本身是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澳大利亚发展署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本身既有国外的一些先进模式和经验,又发挥了我们妇女组织,中国妇女组织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妇女姐妹服务的一种精神,所以说是中外先进经验的一个结合,同时这个项目本身既有人文的关怀,关怀这些贫困的妇女,但是整个过程中间,又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这种模式来运作。另外这个项目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输血变成了造血,就是把政府安置性的那种就业,改成妇女发掘自己的自身潜力,让她自主来就业,自主来创业。所以整个这个项目是立足于提高下岗女工本身的素质,同时在客观上、环境上,给她一些资金和信息以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帮助。立足于开发妇女的人力资源,并没有把下岗女工当做包袱,而是当做一个有潜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么一个建设者来对待,我觉得这是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成功的经验所在。

  主持人:我们知道小额贷款,联合国当初是用于农村的,对农村贫困妇女进行小额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承担起脱贫的这样一个责任。据了解,这种小额贷款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在中国。您怎么看这种小额贷款从农村进入城市,对城市妇女再就业的影响?

  沈淑济:应当说小额贷款进入城市,为下岗女工,有一定的就业能力,又有非常迫切的就业愿望(的女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就业资金的保障,比如做一个小买卖、办个托儿所,她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她要想开始起步的话,需要有启动资金,如果这种启动资金,向亲友借,有的人张不开嘴,不好意思,如果向银行部门,向那种正规的金融贷款,她需要担保,可是下岗女工,你自己想想看,她自己家庭,她已经下岗了,甚至有的她的丈夫也下岗了,家庭就比较困难,她家庭的全部财产用来做金融担保都不一定够,它是用另一种组织形式,就是我们五个贷款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小组,我们五个小组成立一个中心组,然后我们25个人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联环担保,万一有一个姐妹出现一些风险,这小组里的和中心组的其他姐妹能帮助她还,因为额度都不是很大。所以她就不需要担保,就非常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

  主持人:从这种贷款的数额和方式来看,城市妇女和农村妇女在贷款的目的上和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沈淑济:应该说目的还都是一样的,第一个是为了脱贫,解决她的生存,再一个解决她的发展,发展事业,经营企业,但是我认为也有一定的不同,它组织方式上也是很相同的,很相似的从现在来看。也是一个连环担保,这样一个连环脱贫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认为城市小额信贷,应该说比农村的小额信贷更复杂一些,农村的小额信贷比较简单,它一个是人口的流动性不大,都在这一个村里。再有一个基本上是用来搞养殖业或者是种植业,养羊、种上一亩西红柿,甚至做一些小的商业,都在本村本土,风险性相对的小。但是到城市,一个是人口流动比较大。另外城市里头进行一些商业贸易来看,应当说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再有一个风险相对就更大一点,所以这是城市小额信贷应该说更慎重一点做。

  主持人:中国妇女下岗失业后,再就业的话,和男性相比有没有什么优势?

  沈淑济:第三产业、发展服务业和城市里的社区服务业,这方面我们女同志有很多优点,有很多优势,现在服务业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调整产业结构中要加速发展的第三产业,空间很大。城镇里,在社区里面开展服务业,空间也很大。据我们统计,光是社区,城镇社区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大概1500万个,就是目前。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托幼、托老、双职工小孩中午没有地方吃饭,可以在社区里面搞小饭桌;老年人需要陪护,家里有病号需要有人照顾。另外就是钟点工,搞一些家庭的卫生,给老人做饭,以及物业管理,社区里、街道里的保洁、绿化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需要人手。对于妇女来讲,特别是大龄的妇女,要我说就是现在40岁以上,甚至35岁以上,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一点,其他的技能比较单一,但是她做这些事情,做简单的培训就能够上岗,也挺符合这部分下岗女工的现实。所以我们全国妇联这几年搞了一个叫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目标就是把下岗女工再就业和发展社区的服务业结合起来,既解决了下岗女工再就业的一些难题,同时又为社区,提高城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一些保障,提供一些服务。

  主持人:妇女能否就业对社会和家庭有什么影响?

  沈淑济:妇女的就业问题,我觉得直接影响了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甚至我觉得也影响到妇女对子女的教育,对自身的发展。现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的国家,普遍的人民生活还不是很富裕,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讲,大概能占家庭的一半,如果这一个妇女不就业了,对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如果双下岗,影响就更大了,变成了生存问题。另外从妇女的发展来看,我是搞妇女工作的,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我觉得一个妇女的就业,她的充分劳动就业,是妇女解放和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恩格斯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就讲的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而不把她融合到社会劳动中间去,那么妇女的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原话我背的不是很好,但是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妇女的就业问题,我觉得既是生存,也是发展,也是保持家庭和社会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主持人:我们这儿有一份统计,就是每年中国城镇的就业人数要远远高于就业岗位1400到1500万人,而且农村有1亿5千万的劳动力等待着安置。

  沈淑济:就要转移。

  主持人:现在社会给妇女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加,那么中国妇联作为群众组织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关注呢?

  沈淑济:是的,全国妇联作为一个妇女群众自己的组织,妇女说我们妇联是妇女的娘家,就非常关注妇女这样一个劳动就业的权力。所以应该说全国妇联非常关注,这几年我们大体上是采取了这么几个办法,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妇联这十几年以来,先后针对下岗女工再就业和妇女的就业问题,推出了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叫做巾帼创业行动,巾帼助困行动,就是我们怎么帮助最困难的妇女。另外刚才我讲到了,针对在社区的发展,推出了叫巾帼社区服务工程。这些活动的最根本立足点,就是要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的素质,应对市场经济竞争和挑战。提高他们再就业和就业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大体上做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动员社会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妇女,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全国第三届十大女杰之一,叫胡大柏,这个女士,她原来也是高校的教师,后来她自己利用民营的资金办这么一个大学,她每个月就在她这个大学里,无偿地提供教室、计算机、教师,为下岗女工每个月办两个班,培训班,办什么呢?一个是会计,一个就是电脑,打字、计算机,她就说我要提高妇女的能力,她是和谁办,和河南省、郑州市的妇联,联合起来办的。而且因为她是无偿办的,对下岗女工也就不收费,所以非常受欢迎。第二个方面,我们妇联组织搞了很多职业介绍所和再就业培训的信息中心,就是给这些姐妹们提供就业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和劳动部门联起网来,哪儿要招工了,她就能够很快地在娘家她就知道。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了,帮助他们开发社区的岗位,我们在社区里面,就是投入了一些相当的力量,培养了一批带头人,创办了一些经济实体,什么小饭桌、托老所等等,搞得非常好。青岛市对下岗女工搞了一个爱心大姐服务社。

  主持人:主要是做什么?

  沈淑济:主要就是给全市介绍家政服务员,它一共开创了20多个项目,从你们家里,从擦玻璃到做饭、到照顾老人、照顾小孩、打扫卫生,一直到修理你们家的电器等等,照顾病人到医院陪床,全部都可以承担。这些爱心大姐服务社大概成立到今年第五个年头了,已经为社会输送了一万多名下岗女工作为家政服务员,连青岛市的市长都到这来雇他们家的家政服务员,而且特别好,成为一个品牌了,因为是妇联办的,大家觉得特别可靠,而且都有登记,各方面都搞得特别好。第四个方面我们搞的提供资金扶持,就是小额信贷的试点。另外我们还搞了一些助困行动,就是一对一,结对子,像北京市妇联,把处级以上的女干部组织起来,把北京市特别困难的妇女,一对一,一帮一,搞这样的扶持。最后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大力地表彰先进,就是评选一些再就业的名星,来说她自己的再就业过程,然后来教育大家挺起腰杆来,再创一条路。所以妇女组织在这方面应当说真的做的不错的。

  主持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当中,出现的一大批下岗女工,普遍文化素质偏低,个人的就业技能又单一,年龄又偏大,而现在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像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兴起,需要的是大体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针对这个问题,像在中国妇女就业,她的素质提高方面应该有什么办法呢?

  沈淑济:我们应该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就是从长远来看,提高妇女的素质,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任务,因为中国应该说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妇女受教育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平等地和男性分配社会资源,这个能力和分配不是那么公平的,这个你们可能看到了,有的农村,有一些小孩,一男孩、一女孩,如果家里只能供一个上学的话,肯定是供这个男孩,不会供这个女孩,所以妇联专门搞了一个春蕾计划,专门资助女孩子上学。所以要想提高妇女的素质,我觉得一个是要从基础抓起,女孩子不要辍学,千方百计帮助女孩子上学,让她长大了以后和男孩子有同样受过教育的水平,这是一点。但是从当前来看,我觉得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实用性的技术培训,就是区别下岗女工的不同情况,然后有针对地把她分门别类,比如很年轻的,文化素质又比较高,她可能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竞争一些更好的岗位了。像天津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叫邹惠莲,她就是36岁了,从天津墨水厂,做墨水的,下了岗,墨水厂下岗以后,但是她文化基础比较好,她三级跳,先办了一个小花店,没几天功夫又办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在天津工业大学资助之下,就又办起了一个污水处理的那么一个设备生产厂,就是把污水经过处理变成中水,中间的中,然后用中水来洗车,本来污水就是应当排到下水道去了,她就做这种设备,现在就这么短短三年功夫,她自己就成为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了,而且她自己洗车的连锁店在天津市搞了50多个,光为下岗职工就提供了好几百个就业岗位,像这样就是一类,经过短期的创业培训,就是给她讲工商管理知识、企业管理知识、财务知识、法律法规,她就可以很快的接受,她接受能力比较快,年纪也比较轻。还有一类,确实年龄比较大,家务脱累也比较多,脑子也比较慢,我觉得主要是搞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比如搞家政服务员,我就给你培训什么呢?一个是到家庭里头去,你必要的一些技术知识,怎么用电器,怎么护理,怎么打针,怎么照顾老人,怎么不生褥疮,给她一些必要的实用技术知识。另外就给她培训一些职业道德,你不能到人家里乱摸乱拿,这是一条。再有一个心理的咨询也非常重要,一般下岗以后,担心别人看不起,有的甚至过去是劳动模范,因为企业整个转产了,她也跟着下岗了,她就想不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觉得过去的劳动是不是被承认了,另外丈夫怎么看,孩子怎么看,亲朋怎么看?她有很多心理的压力,要调整心态。另外有一个妇女组织在背后给她撑着,觉得有娘家人,又回到一个集体中间去,她就觉着有靠了,有个靠山似的。我接触了这么多的下岗女工,走了全国十几个城市,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普遍都是采用这些办法,就是分门别类,从基础抓起,长远和近期相结合,近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觉得要采取这种有效的实用性培训,效果还是非常突出的,而且能够很快地见效。

  主持人:赵俐婷 责任编辑:杨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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