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时间：2002年12月17日
主持人：张虹
嘉宾：刘英（中国女足前任队长）、刘景涛（甲B门将，在读研究生）、宋刚（人大附中学生）、叶鹤荣（人大附中学生）
节目简介：
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引发了人们关于青少年培养方式的思考。如今已走过10个年头的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培养了像刘英、高雷雷等20多名走进职业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运动员，河南建业足球队的门将刘景涛是唯一一名在职业队效力的人大在读硕士，而人大三高就是他的母校，同时它还培养出数名毕业于名校的博士、硕士，就读于三高的学生成才率达100%，该俱乐部的足球队在国内外的比赛中屡获殊荣，目前，三高投资3000万元建成占地12万平方米的训练基地，并组建了人大附中国际象棋队。“三高”秉承的是“道德素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技能高”的理念，人大三高的组织形式能否为青少年培养提供一种模式？和少年体校的培养模式是否存在冲突？本期《五环夜话》中，《中国体育报》副总编张小鸰、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北京足协副秘书长刘敏新，以及三高俱乐部的队员、家长，将一同探讨普通中学能否培养出高素质体育人才及足球青少年培养的发展方向的话题。
节目内容：
主持人：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环夜话》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谈论北京的一所初中--人大附中，他们组建了一支人大三高足球队，也有相应的三高足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培养出很多人才，几年来有很多的话题，现在马上就到了这个俱乐部十周年庆祝的时候了，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们请来了几位人大附中俱乐部的队员，很多著名的球星。
刘英，真不知道你有人大附中这么一段儿，能跟我们讲讲怎么上的人大附中吗？
刘英：小学的时候在少年宫踢了一段，当时好像是海淀体校招生，然后把海淀体校的女足放在人大附中，当时是海淀体校的教练和人大附中的老师一块儿去北京市少年宫招的人。
主持人：刚到人大附中的时候自己当时是什么水平？
刘英：不怎么太会踢球。
主持人：那怎么会把你选上的？
刘英：那就是老师的远见了。
主持人：当时不知道刘景涛被选的时候也是因为老师有远见吗？
刘景涛：我当时也是在北京少年宫踢球，我们当初有一个体校网，小学的时候我大概踢了三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踢球，后来李老师就把我招到人大附中了。
主持人：那么说起在人大附中上学，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一个课程？跟你平时在体校里不一样吗？天天也要上课、背书、考试是这么一种体制吗？
刘英：跟人大附中的普通学生是一样的，跟他们学的是一样的。那么只是放学了以后，我们再练习，平时也跟他们上初中的普通学生一样，比如学解析几何、代数。
主持人：考试成绩怎么样？
刘英：还行。那么也可能是踢球的原因，踢球的队员应该比别的学生稍微要差一点。
刘景涛：我跟刘英差不多吧，也是在班级里处于一种中游的水平。
主持人：我不知道人大三高俱乐部的秘书长李老师，说李老师当时特有远见，尽管刘英当时球还不会踢就给招到人大附中去了，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怎么选中这些球员去的？
李老师：刘英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觉得她是很突出的,我觉得在同年龄的孩子里面,她当时给人感觉有点像男孩儿,气质、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刚进人大附中的时候，我们打了一个北京市的比赛，好像是人大附中还是代表他们原来的小学，我们人大附中打的是没踢过的那几个小学，我们还应该是比他们起步稍微晚了一点。
主持人：当时那种状况怎么样？是不是还存在一种比如成绩不好就要受罚这样的情况？
李老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接这个队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他们应该完成基本的学业，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学习成绩不及格的话，可能个别队员会要停训补课，这带有一点强制性，希望他能够处理好学习和训练的关系。一般就是阶段性的，你比如说，初一的情况比较少，一般到初二的时候比较多，是相对的。在这个时候科目加多了，学生有时候产生一种想当运动员就放弃学习的念头，这个时候我们主要进行思想性的教育，让他知道不能光踢球，还得要训练，还得要学习。
主持人：刚到那儿的时候，好像咱们人大刚刚组建这个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开始也输过球，而且输得挺惨的，曾经是以0:11输过球？
李老师：因为过去有一个45中,45中长期办女足,我们就跟体委第一次合办了女足比赛，从6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把她们召过来训练，训两次，然后就逐渐地选才，初一第一年我们跟45中比赛，她们比我们大，第一次比赛输了一个11:0，第二年我们就跟它很接近了。
主持人：当时刘英有什么淘气的事吗？
李老师：我们的初中楼是个马蹄形楼，中间底下是乒乓球案子，有一次我到班里看她们做值日，她就一手扒着窗户，站在那个窗台上，一手拿一根棍子，在跟底下的人说话，就站到窗户外面去了。一般的女孩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刘英：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过我觉得如果说从我那时一直到国家队这个层次，现在回忆起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人大附中这一段是我一个最好的启蒙。我现在觉得，你这个运动员之所以能够到达一个最高的顶点，或者说到达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你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你的技术和意识的教练的这种启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在一个好的、重点中学上学，我觉得不光是学习了文化知识，最主要的是让我学到做人的品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走出那个校门以后，到了二队，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足球环境里面，我觉得自己不光是足球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还有品质，我觉得跟她们相比我还是突出的，所以我觉得人大附中这一段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刘景涛：我在人大附中呆的时间比较长，从初一到高三，我的教练也是李兴国老师。我觉得从在人大附中的学习和踢球两个角度来讲，对我到现在这样奠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包括学习方面，就像刚刚刘英说的，人大附中是全国重点，在学习上面抓得比较紧，所以说，包括我后来上大学，现在上研究生，基础教育肯定是不可忽视的东西。从足球上来讲，我那时候初中、高中参加一些中学生的比赛，慢慢地我们的实力在渐渐增强，然后跟专业队能够进行一些对抗，到现在给我在足球上也是带来很多东西的。
主持人：景涛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一边要做功课 ，还要踢球，平时顾得上吗？比如怕功课不及格？
刘景涛：我们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过，所有的课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从早晨到下午放学 ，我们就是用下午放学那段时间，还有平时的周末休息的时间，最主要还有寒暑假进行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应该算是一种很正规的训练吧。
主持人：是不是你从附中考到高中的时候享受一点优惠政策？
刘景涛：我们当时也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上高中的，也是需要考试。我那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全国特招吧。考研究生我是01级的研究生，学校基本属于保送，但是我们那一期的时候按照全国统一要求)英语要考试过关，必须把英语考过了以后你才能上研究生。
主持人：你还是被人大保留学籍的研究生，就是说即使现在还有研究生的身份，但是还可以去职业队，去踢甲B比赛，这也是咱们一个特殊政策是吧？
刘景涛：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决定去河南建业队了，而且那边决定要我以后，我就回学校了，也应该算是学校领导，还有导师，包括体育组的教练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走的时候说先办一年，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看看明年的情况，留在专业队还是回来继续读书。
主持人：我们还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学教授郑也夫老师，郑老师对这方面的问题有很多研究，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郑也夫：一个是少体校的模式，一个在普教系统中搞足球的模式，但是显然是更看中后一种模式。我为什么觉得像附中这样的搞足球的模式更有潜力呢？首先当然附中的成绩是不错的了，但是我看中的绝对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少年足球的这种模式一定是可以复制的。少体校的话，你说中国能办起10万个少体校吗？不可能，没有这么大财力。但是在普教里搞少年足球的话，就有可能办起10万个，20万个，30万个，所以首先要有可复制性，它有巨大的可复制性就好办了。像这两位都踢出来了，当时你们就是在很普通的普教系统中开始你们的少年足球训练的。我自己非常的不主张从很早起就开始分工了，说你就别学别的了，你就专门干足球，专门下棋这不成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某项技艺，比如说球技好，还有一个性格发育。富强粉这种东西再好，咱们不能天天光吃它，要吃五谷杂粮，你在人大念书，没有要求你念的时候念成最好的学生，其实及格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你在学校呆着，可跟在少体校呆着不一样，你见了各科目的老师，你见了各色学生，你认识了一个学习好的人，虽然他不踢球，但是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你受很多刺激，今天告诉你说什么什么事儿，明天告诉你什么什么事儿，对你的性格、对你的整个知识结构都有一种良性刺激，这是一种五谷杂粮的滋养，太单一了不行。所以我主张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普教系统才能复制，另一方面普教系统对于孩子成长太有益了，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才可以专业化、分工化。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人大附中的校长刘校长。刘校长，您能不能讲讲说起学校办职业足球少年队，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有人大附中这样的名校才有资本办，才有这种财力，物力在背后的支持，如果人大附中是个普通学校，您会这样办吗？
刘校长：如果说人大附中是一所普通学校，同样是可以办的。因为作为我们学校，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所以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除了全面发展，他可能有各种特长，你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两三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有兴趣，那家长发现了或者是将来进行一些培训，在这方面他的潜力就比较大。那么现在足球也是他从小就爱动、爱踢，发现他这种兴趣，到了中学以后，我们给他开辟一个空间，给他搭一个平台，除了要全面发展，还要发展他的特长，所以人大附中的办学目标是全面发展加突出特长，加创新精神加高尚品德，所以这些学生我觉得他不管在哪个学校，如果他们有足球特长都是可以培养，但具体是不是办俱乐部或者什么形式，那可能根据各个学校领导他们自己来决定。我们“三高”定的是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素质和运动水平素质，这三方面的素质都得要高。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也是相吻合的，全面发展、突出特长，创新精神和高尚品德。
主持人：我听说咱们人大附中特有财力，特能挣钱，有一年曾经组织咱们人大附中的中学队伍到墨西哥进行高原训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能够到国外去集练作为一个中学生的足球队来说，好像是不可想象的。
刘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名校好像看着都挺有钱的，实际上经费来源是一些无形资产，我们要挖掘各方面的这种无形资产，我们到墨西哥去培训，当时是电视台在墨西哥搞了一个合作项目，所以搭的我们这么一个培训任务，我们一个足球队到那儿去培训，半训半读。江泽民总书记去墨西哥，当时接见了我们在墨西哥训练的足球队，那应该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当时我和李连江也都去了，江总书记接见我们足球队，对我们足球队很有兴趣，当时说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训练？在这儿海拔这么高，2000多米，那你们在这儿要训练完了以后，回到咱们国家踢起球你还不飞起来，另外嘱咐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珍惜这个机会。当时江总书记接见了我们，而且还分别和我们握手，还和我们的队长握了手。
主持人: 今天非常的高兴请来了两位三高俱乐部在一线的教练员,于凤刚于指导。于老师，您在一线执教这些队伍，您执教的应该是咱们的三高俱乐部年龄最大的那一级的队伍，北京理工大学这支队伍。您觉得带这么一群学生跟平时带职业队有什么不一样呢？
于指导：反正我有这么一点感触，到了三高以后，我感觉三高本身就是一个开拓，探索中国足球发展之路，从广大青少年着手，三高从中学，现在又到了大学，是不是可以培养一批高水平的运动员？我认为应该说是可以的。
主持人：去年我们在昆明和甲A一块儿训练，在和甲A交往的过程当中，比赛过程当中互有胜负，你和甲A队伍同场比赛的话，是怎么一个比分？
于指导：我们和甲A打起来，我们和上海申花打过，和八一 ，和深圳平安，和四川大河，和青岛，就是这次拿足协杯冠军的队嘛，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和青岛，我们以2：0 还赢它，把足协杯冠军都赢了。所以，在与甲A的交往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好，所以，各个队的教练和运动员都认为，这支队不是大学生队，我说这绝对是纯大学生，一点不带掺假的大学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学生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这一条龙，能够培养出来优秀队员。现在我们有好多队员，甲A 甲B都看上了，现在正在做工作，想挖我们这些队员去，比方说像王强这位同学就有好多队找他，但是他想还是上完大学，因为咱们中国运动员和国外运动员比较起来，文化素质说实在的是差一点，文化素质低在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各个方面相对来讲，有一定的差距。
王强：有些甲A 甲B的俱乐部，还有一些经纪人，他们说看中了，正好我们去荷兰回来，正好那时候社会报道比较多，他想借这个机会把大学生推到职业赛场，就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看我还行，准备让我去试试。
主持人：我们知道咱们三高俱乐部的北京理工大学队，是三高俱乐部的大学队伍，并且获得了飞利浦大学生联赛的冠军，这些小伙子将来恐怕也都会慢慢被大家熟悉的，那么包括刘英、刘景涛这样的算是球星一样的人物了，不知道景涛在甲B能踢到什么水平？对自己有过追求没有？
刘景涛：我觉得从今年一年来讲，可能在我的守门员这一块，我觉得今年还没有我想象中的达到我的一定的目标吧。因为今年毕竟在河南建业队还没有打到主力这个位置，而且还处于一种替补的位置，但是我觉得足球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我还是想一直努力下去吧。我刚才说过了我在守门上很有自信，但是我也希望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再加上一些运气，我想可以在足球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主持人：如果有一天非让你在民商法和守门员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择？
刘景涛：我觉得学习是我以后可能是一辈子专业的东西，我想我不会放弃的，但是足球，我不可能去踢一辈子，假如说有一天我踢不了球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去学习。
主持人：那么我不知道刘英怎么想？大家都知道亚运会没有出来，前一段时间因为自己受伤，现在等于是重新站在球场上了，球迷很关心你下一步会怎么样？
刘英：我想还是因为现在女足的任务摆在这儿，一个世界杯，还有奥运会，应该说还是尽量承担国家队为国争光的这个任务。如果不踢球的话，我想我也不离开足球这一行，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我在足球方面积累很多的经验，这不是每一个运动员可以拥有的。
主持人：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人大附中培养出来的这些运动员们，在世界杯包括在职业赛场上有好的表现。
我们提到人大附中能够培养出球星一样的高水平足球运动员，那么在足球队当中也会出现一些读书尖子，我们今天请来的二位，他们二位应该算是代表了这样一些人，坐在这边是宋刚，咱们人民大学经贸系的博士，现在已经是在经贸部政策研究室里主持工作，那么宋刚足球踢得怎么样？
宋刚：比刘英差一点。
主持人：但是言外之意大家都听明白了。这边是叶鹤荣，清华大学的硕士，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学历都比我高。叶鹤荣当时在学校里踢球，踢什么位置？
叶鹤荣：我踢前卫。那当时是我刚刚入学，上清华大学，宋刚那时候是上博士了，快毕业了，我们俩还聊过一天，他就跟我说，你是清华的，我是清华的杀手。然后，马上我一脚球就踢横梁上了，可能大家都觉得作为硕士和博士，同时又是从小在足球队里面练球，还考上硕士博士，首先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是真考上去的吗？
宋刚：我所有的分数，从初中开始，就是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博士，之后都有保送，就像李老师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改革者、一个创新者，当时几个校领导也是以很大的勇气，把一帮很调皮的孩子给凑在一块儿，当时也看不出能够踢好球，但是李老师就说，他有一个思路，他就想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就是把足球和学习结合起来，校领导又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我上的时候，那时候李老师给我们创造条件，我们这些队员都可以在附中里，因为附中分一部二部都可以直接上，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没日没夜跟学校谈，说足球这个发展可不可以整体输送，就是输送到人大，当时我们还有输送到北大和清华的，那都是在考之前，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已经定了可以上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的每一个成绩都是够分的，就是已经上了线的。
主持人：叶鹤荣，当时你考清华硕士的时候怎么考上的 ？
叶鹤荣：我从小到大在人大附中学习，其实一路都是足球特长生，但是那时候自己对学习一直没有放弃过。然后，初中考高中，我记得当时满分是630分，我考了600分。这个成绩考上人大附中是没问题的，然后高中考大学的时候，由于当时自己学习有一定的下降，当时，李老师给我推荐清华大学，然后去清华大学测试，它有一个冬令营的体育测试，在测试过程中，我也被我们的教练员孙葆杰老师看中，当时清华大学招生要求很严格的，对学生的文化成绩，当时认定说，你必须要考到500以上才能上清华大学，当时我记得我高考考了521分，然后就进清华学习了。当然上研究生这一段，可能我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足球帮了我很大的忙，其实不光是足球锻炼了我的身体，在我学业上确实帮了我很大忙。我在足球上表现比较好，老师们都对我很认可，老师说可以直接保送到清华读研究生。
主持人：我们平时可能都会觉得踢足球的孩子淘气，坐不住，可能家长管孩子都会这么说，我不知道两位怎么处理这学习和训练之间的矛盾？
叶鹤荣：我觉得在附中六年，大概我们在足球上花的时间是这样的，我们六点钟起床，当时孙教练带着我们早操，“突突”开着摩托就来了，５点５０他的摩托准响，一响，吓得大家赶紧穿衣服，要不然他就踹门了。然后，６点钟正式开始训练，训练到７点２０左右开始吃早饭，７点４０开始上早自习，早上有一个多小时，下午是３点４０到６点半，一天大概是四个多小时。三年下来，到了放假可能比这时间还要多一些，因为放假的时候，特别是有比赛的时候，是上下午练，一年下来大概是五六千个小时吧。后来我在想如果这五六千小时拿给我们放在学习上，不用说都放上去，放一半 能有三千多个小时在学习上，那么你每一科成绩会成什么样子。
宋刚：我是这么想的它肯定是有矛盾，但是反过来讲呢，其实又是相互促进，我觉得足球带给我的东西真是挺多挺多的，首先就是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我觉得身体是自己的，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你像钱，地位这些东西都有可能瞬间失去，更重要的是你跟别人竞争的过程中，身体是本钱，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到我们最后考试的时候，好多女生到最后高考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而且肯定是能上清华的，就是因为身体撑不住了，因为，压力太大，人的免疫系统就要出问题，最后她就那几天感冒，没有办法，而且这个例子是屡见不鲜。所以，我想足球首先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再一个，给了我一个乐观向上的态度、精神状态，因为，在足球场上锻炼得你必须乐观，你总是这种很消沉的的人、很郁闷的人，你球不会踢得好，教练也不会喜欢你，最后你这个人可能就要很沉重。足球场上锻炼的每一个孩子都很开朗，你像景涛、刘英，包括小叶每个人都很活泼，这种态度其实在现在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因为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而且在学习上大家也都是竞争很激烈，现在社会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你受了一个打击，你还沉沦好半天，调整好半天，而另外一个人也同样受到打击，他很快调整过来，他可能再走两步就走到你前面去了，所以对你个人的发展来讲，是很有好处的，第三个，就是坚韧不拔，我觉得足球场上，锻炼你这个人的这种意志品质特别关键，真能把一个人意志品质锻炼得特别好，像我们那时候大冬天，上初三的时候，李老师让我们在雪地里头跑25圈，他对你的锻炼直接体现在肉体上，你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你肯定坚持不了。但是这种坚强意志一旦培养起来以后，再培养你的乐观向上的这种态度，因为光有乐观向上的态度你可能是阿Q，很可能就是经常受打击，也经常反应过来，又经常受打击，但你有这坚强的意志，你调整过来以后，你可能一件事能坚持住，一旦成功了，你可能就走在最前面。
叶鹤荣：原来李老师在场下跟我说，足球是一项男子汉的运动，我觉得这一句话特别对，其实并不是光反映在你的体能，你忍受肉体的痛苦上，很多时候是在你经历失败，经历挫折的时候对你的考验。你这个人能不能站起来，其实你的意志力非常要紧。
郑也夫：而体育运动也是最有助于增强意志力的，比如举一个大人物的例子来说说吧，当代中外政治家里，其实我个人最钦佩普京。大家都知道普京在当代政治家里是身板最棒的，练柔道的，年轻的时候是练柔道的达到专业水平。如果我们好多好多人都能踢上球，即使我们国家足球没冲出亚洲，没拿一个好的世界名次，大家都能玩足球，都锻炼了一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
李老师：我们学校是培养多种人才的，而它把足球也作为培养人才闪光点的一方面。三高俱乐部有一个大的体育观，这个体育观不是就体育来谈体育，把培养足球人才这个体育观，作为一个我们人才的教育过程，反过来是作为这个观点来看待，那么这种观点正符合我们现在教育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
主持人：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北京足协副秘书长刘敏新，刘指导也是大家熟悉的当年曾经执教过甲A八一队的刘指导。刘指导，作为足协的官方看，作为一个民办的学校来培养出的足球运动员，能不能容纳到，比如说现在足协的，这一套主流当中，这个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个衔接的困难？
刘敏新：今天你说“三高”，说人大附中，实际上，根子我不用解释，郑老师说得很清楚，如果这种学校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足球水平将来肯定会更高。体育和别的一样，不是要想富先修路嘛，现在我们这个路修了十几年，还没修太通。从小修到中学，中学修到人大，修到清华，也出了竞技型运动员，也出来这么多好各类人才，如果修路，小学修得多一些，中学修得多一些，大学修得更多一些，我们的足球人才不会比韩国、日本差。但是这条路需要更多的人来修，所以他们这一条路我觉得非常好，我们足协也一直在关注，在努力做这些事情。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这套体制，和咱们业余体校、少体校、国家青年队这套体制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咱们国家发展特殊情况造成的。培养竞技体育人才是在体委系统和教委系统是不一样的，目标不一样，所以体委系统自己就承担了，叫三级训练网，由自己来培养这一体系，这是我们国家特殊情况。实际上，在国际上培养特长人才，刚才像校长讲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各种特长人才是教委、是校长的分内责任。
郑也夫：附中足球搞到这个程度，是应该引起社会方方面面议论的，当然很多人看好，支持了，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但是，另外不同意见其实也应该多谈一谈，比如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的看法。我始终是觉得足球搞好了以后，把它搬出去，离开校园，成立一个基地，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小的遗憾，像附中这个模式，如果要大规模复制的话，可能在普教系统里搞足球，还是比较易行的话，应该在郊区的中学展开。
张小鸰：我理解郑老师的话，他可能是怕用这种大的训练营的模式，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一个甲A俱乐部的训练营，或者说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一个少体校了，而少体校是我本人最不赞成的，我批判指向就是指向那种方式。
刘校长：我们现在这个学校是人大附中的一部分，学校的一些大的活动，这些学生都要参加，另外，我们这个学校里的本部的学生也要经常到这个学校来活动。刚才专家、教授提的，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他的一些看法，但是创新体制是要从各个方面去思考，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会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郑也夫：在青少年教育，足球训练的体系里面应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职业俱乐部下面的青少年队，比如说北京国安下面有二线、三线，甚至于四线队，那么这是一个职业系列的梯队建设，这是中国足协规定的，必须搞，你不搞，你这俱乐部不能注册。第二种，就是刚才大家讲的，业余体校体制也可以说是纯计划经济的体制是过去带过来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市场经济以后这种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业余体校现在改名了叫俱乐部叫足校，改了一些名字。第三种形式，是学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也就是学校办的试点校，像北京有16所试点校。那么，三种形式比较起来看，说难听点儿的没废人的地方就是人大附中这个模式。因为人大附中，台上坐着两位，其实不只他们两位，他们代表了人大附中，从1985年入学的学生，一直到今年2002年的毕业生，高中生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没上大学，剩下的学生都进职业队了。从1985年招生到现在一共毕业了140多名，有106名进入了大学，有28个人像刘英他们进专业队，你们是七个人进了女足，如果这么说的话，进入职业队的，进入这个系列的是28个人，就这个比例来讲，可能100多个人里面有20多个进入了专业队，这个比例可能和业余体校，和职业俱乐部的那个系列里面比，我们在足球人才上属于稍微的少一点，足球人才的成才率稍微少一点。但是像台上两位以及他们那些同学，像他们这样比例的人才就稍微多一点。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能取代咱们业余体校这条路吗？您觉得这样在中国现实吗 ？
郑也夫：这个足球搞法，这个人才培养的搞法跟咱们搞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多几种形式培养人才。我觉得普教系统，普通中学、小学，培养专业人才无所不能。我给你讲一个国外的例子，不是足球，但是跟咱们关系很近，英国有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叫做忆顿公学，从这个学校里出来的大文豪、诗人、首相，数量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个事不太清楚，今年暑假的时候，忆顿公学的男生合唱团到北京音乐厅演出，我去看了，他们合唱团的水平在全英国，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这些合唱队里面的人，最优秀的人可能以后成了音乐专家，成了音乐明星，还也一些人特别热爱音乐，毕业以后什么都不干，因为没有做出这么大名堂，但是仍然干音乐，做一个普通音乐工作者。除此之外，这个乐队里面的很多人以后可能不干音乐了，做了首相，做了文豪，多种走向，但是这个乐队对他们的哺育终身难忘。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连江这儿就不简单了，一个中学的各级教练有十几个，但是英国的忆顿公学人家绝对没有说专干音乐，忘了别的，人家还学别的呢，但是你知道忆顿公学里这个学校一个中学里面，有多少个音乐教师吗？有７０多名音乐教师，它肯定不缺物理教师，不缺英文教师，有７０多个音乐教师，它这个音乐到什么水准，有一个人在台上唱男高音，我在这儿听，反正就是我见识短，我这辈子没听过唱得这么好的。一打听美国奥运会的时候，那个主题歌的领唱就是这位，你就知道音乐到什么水准了，但是人家不要忘了，在普教系统里就已经搞出这个东西了，所以普教系统其实无所不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少体校，把人家分出去，普教系统完全可以承担体育教育、音乐教育。
主持人：非常高兴请来了梁栋博士，而且他的论文就是三高俱乐部管理的题目，您从这层角度给我们讲讲。
梁栋：
我定的题目就是我国转型期，社会转型期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副标题就是北京三高俱乐部的剖析，我觉得三高俱乐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实际上两个理论基石就是一个转型期，我国现在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刚才诸位专家都谈到了体制上的问题，原来培养模式的问题都出现了一种变化，现在我们有一种观点，最后的论文研究现阶段培养模式有这么三种。就现状来说是三种并存，我不太同意郑老师说的取缔业余体校，因为毕竟2000年悉尼奥运会，28块金牌是举国体制的产物，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盖棺定论，但是三高所走的路与其说它是走一条立足学校、立足教育系统，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探索之路，或者说给大家提出一种思考，我觉得不如说它指明一个方向，它只是方向，而且不是说完全取代。我也希望我们三高基地将来成为中国足球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更多的博士生，走出更多的国脚，为国争光。
主持人：说到人大附中很多话题，那么观众朋友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息留言到968866和我们一起来交流，那么现在有一位观众朋友手机尾号是4757的观众朋友们，想问问在座的二位，他们二位恐怕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观众想问，人大附中足球队当中有多少小球员能够走上职业足球这条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刘英和刘景涛在职业队当中、国家队当中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们二位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并没有走职业足球这样一条路，你们二位怎么想的？
宋刚：我觉得刚才王强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走的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更能发挥他们的个人价值，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这么走更能发挥我们自己这种价值，并不是说谁走的路是对的，是错的，可能对于刘英来讲，那么选择就是对的，你要把我放在那儿，可能就是不对的。就是要依据大家本身的素质，你本身的潜质和你将来的发展能够成就事业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像王强这样的，他就觉得自己可能应该再去读书，读完书以后，可能更适合发展，自己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判断。我想这种判断大部分在家长、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般不会走偏的。
叶鹤荣：原来李老师老跟我们讲，一个是，做一个好人，然后是做一名好学生，最后做一名好运动员，这是“三高”。我觉得做一个好人这是必须要达到的，然后做一名好学生，这也是我们三高俱乐部一个重点的培养方面，如果你最后不能到职业队去踢球，你还能够用自己学习的知识为社会做贡献，自己也能够很好地生活，我觉得俱乐部“三高”的方向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
主持人：确实我们说起的话题是非常深的一个话题，也许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广，也许光人大附中一个学校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中心启发，就是说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提出了“三高”，其实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更高的这样的学校，我们也希望将来在中国的体坛上，能够看到更多的博士球星和球星博士。那么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五环夜话》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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