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是一座美丽的江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不仅是安徽省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曾经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但是，又有谁知道，芜湖米市的形成和兴衰不仅和一个清朝的大臣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曾经成为清朝官府间互相角力的舞台。那么，曾经的芜湖米市究竟上演过什么故事？它又为什么会退出芜湖历史舞台呢？
公元1882年三月，一艘小火轮从武昌出发，顺长江而下，在青弋江的交汇口逆流拐入芜湖。缓缓停靠在了中江塔下。岸上，芜湖的地方官和当地的乡绅几乎倾巢而出。他们迎接的是护送母亲灵柩回安徽老家的清廷重臣李鸿章。走水路，必然要从离芜湖不远的榆溪口入巢湖水系，然后经运河直达李鸿章的合肥老家。李鸿章将在芜湖作短暂的停留和休整。他在亲戚家设了灵堂，进行了盛大的祭拜仪式。
李鸿章在芜湖停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许多亲戚都在芜湖。其中老四李昭庆、老五李凤章几乎全家都在芜湖。他们在在这买地建房，开设典当行、钱庄，垄断运输业，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有钱人，芜湖俨然就是“李氏家族的第二故乡”。作为清朝的督府大员，到芜湖来作停留祭拜母亲，这本身也是向朝野作一个姿态，那就是说，芜湖有我李家的利益在这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芜湖米市刚刚从镇江迁来，许多米商对官府的强制搬迁还有不少微词。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把米市迁到芜湖呢？
1876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教案”，英国扬言要用武力解决。清政府迫于压力，指派李鸿章出面谈判。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清政府开放宜昌、温州和北海等三个口岸。而正当李鸿章准备签字时，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原来，一个英国传教士发现了芜湖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做通商口岸。于是他立刻知会了当时正在谈判的英国公使威托玛。接到这个信息以后，韦托玛就把芜湖作为一个筹码压上去。
对于洋人的无理要求，李鸿章极力反对。因为皖南不仅是李鸿章淮军的大本营，更是他家族的势力范围，他不希望大英帝国的黑手直接伸到他的家门口。
但是，英国人并不给李鸿章讨价还价的余地，绝交开战成为最后通牒。鸿章最终无奈地在《中英烟台条约》上签了字，同意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个城市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是英国人在芜湖设立的海关大楼，1876年四月一号芜湖正式开埠。一位英国医生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许多芜湖百姓站在青弋江边，他们吃惊地看着冒着黑烟的巨轮驶入青弋江，在此之前，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巨轮。
芜湖开埠以后，大量洋货通过芜湖口岸向皖南地区倾销，市场逐渐繁荣。但是，这个市场却完全掌控在洋人的手里。李鸿章不甘心就这样把芜湖拱手让给洋人，他决定和洋人搏一把。那么，又该怎么来抗衡洋人对皖南市场的垄断和掠夺呢？
在清朝光绪年前，主要有无锡、镇江、长沙、九江等四大米市。早在咸丰八年，镇江已成为对外开放口岸，七浩口米市也已成为长江下游一带重要的米粮集散地。
镇江比芜湖早开埠，早了大概15年。所以镇江一开埠以后，两广的，广东、广西的，宁波的、还有烟台的，那些米商就到了镇江，设立了米号，进行采运。所以他已经定在那里。
1877年的一个晚上，一心想和洋人搏一把的李鸿章准备给朝廷上一道奏折，为了这道奏折，他已经斟酌了好久，显然这不是一道普通的奏折。
这道奏折的内容竟是要把七浩口的米市，迁到安徽芜湖来。依据李鸿章在朝廷里的地位，要让朝廷准奏，自然不是件难事。但是，单凭一纸奏章，就要让镇江的米商自愿迁移，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时镇江的米商已经成团成帮，他们在镇江的生意已经做稳，自然不愿迁移，于是暗中就和官府抵制。在朝廷下达命令后的前五年里，七浩口米市的搬迁几乎成了僵局。
向来办事谨慎的李鸿章，并不想因为这件事，被人说他照顾乡里和家族利益。那么，他有什么办法能让镇江米市顺利迁移，而米商又都是自愿的呢？
绞尽脑汁的李鸿章最终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当时担任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阴桓。张阴桓是广东人，而镇江七浩口米市的势力，以广帮和潮帮为主，只要能说通广潮两帮的米商来芜湖，米市的搬迁就算成功了一半了！作为洋务运动的大员，张阴桓一直为李鸿章马首是瞻。他立即赶到镇江，利用他同乡的关系，说动他那些经营米市生意的同乡和亲友迁往芜湖。张阴桓主要有广东这个背景，他就通过同乡关系，经过三四年的陆陆续续的努力，也就是张阴桓在当芜湖道台这一任的基础上，芜湖米市得以形成。
儒林街48号是现在的芜湖市环城南路幼儿园，这里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小天朝”。“小天朝”的房屋建筑属于三开三进两层的标准建筑模式，内部用料和结构也完全符合官宦人家的身份，虽然岁月已经磨灭了它往日的奢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残留的古迹当中寻找到当日的豪华。就在芜湖米市开市后不久，一场盛大的婚礼吸引了芜湖的百姓。在庆婚的人群里，不仅本地的达官贵人一个不少，甚至还有江南一带赶来的官员和士绅，这么多地位显赫的人物齐聚芜湖不为别的，他们是来参加李鸿章的侄女、老四李昭庆女儿的结婚庆典的。李鸿章送给这对新人的陪嫁就是这个被称为“小天朝”的深宅大院。李鸿章是否出席了这场婚礼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是，我们从李鸿章送给这对新人的陪嫁当中，却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侄女的偏爱。盛大的婚礼不仅让芜湖的百姓知道了李家的权势到底有多大，也传达给各地的官绅和米老板一个信号，那就是李鸿章眷顾着芜湖，军粮采办、税银定制等都可能左右芜湖米市的兴衰，显现出芜湖对于李氏家族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芜湖的老城区，有一条因米市而得名的米市街，米市兴旺的时候，江边米粮运输日益繁忙，来往客商日渐增多，作为米市的重要交易场所，米市街自然热闹不凡。据芜湖县志记载当时的米市街是：“百物翔集，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
这里是马塘区的南街和西街，早在芜湖开埠之前就已经是当地重要的米粮集散地。南街和西街是两条紧挨着青弋江的小街，街道虽然只有两米来宽，延绵却有100多米。
马塘区的西街是当时最早，也是砻坊最集中的地方，所谓砻坊就是专门加工稻米的地方。西街25号的胡砻记，是当时整条街上最大的砻坊之一。那么，砻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现代汉语字典》中是这样注解的：砻，去掉稻壳的工具，形状略像磨，多用木料制成。
在芜湖市的南陵县的一个小乡村，我们发现了一种叫做“兑窝子”的稻米加工工具，在用砻将稻米分开以后，就要用这种石臼把稻米表面的杂质去掉，在芜湖，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完全手工的稻米加工方式。
今年94岁的郭老伯，是出生在南街的老斛工。他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叫做斛的量米工具。斛，是一种旧量器，呈方形或桶形，容量本为十斗，后改为五斗左右。而斛行就像现现在的计量所，更是米市举足轻重的一个行当。
一个好的斛工，还会用斛玩出许多花样，黑心的斛行的老板往往指使斛工用玩斛的技巧对付来往的客商，不露痕迹地就让他们吃了亏。
烟雨墩是古木蓊郁、鸟语花香的湖边半岛，岛上有一处独立的欧式小楼，环境优美，风景宜人。现在是芜湖市图书馆的一部分。
在芜湖市房产局的档案库里，我们发现了一张民国期间督军府承租烟雨墩的凭证。而烟雨墩的主人的，正是李鸿章的继子李经方。 “李漱兰堂”是李经方一支的称号。而光这一处房产，一年的租金就高达1000圆大洋。这是一张和米市相关的承租凭证，一位姓夏的米商花三百元大洋租赁了李漱兰堂名下的一处米铺。在芜湖米市没有形成以前，他用很低廉的价格，把土地都先盘下来，然后，他又开典当行，谁要来做生意，他要来抵押啊！你商帮过来。当时银行业也没有那么发展，这是一种财富积累手段。
随着芜湖开埠和米市的形成，不仅七浩口的米商逐渐迁到了芜湖，同时也促进了周围的米商到这来开店设厂。这么庞大的人群齐聚芜湖，自然会带动芜湖的经济繁荣。房地产业、金融、仓储、运输等行业逐渐兴旺。这其中，李氏家族几乎垄断了和米市相关的各个行业。
1895年，芜湖米市正式搬迁13年后。从芜湖出发的运粮船在经过江苏段时，米商突然发现，在靠近安徽的大胜关、大河口、瓜洲等地方突然冒出了官方设立的关卡，对过境的运粮船只征收关税。在这三关完税的话，就等于是要二次完税，这样的话，沉重的赋税使得米商不愿意到芜湖集散。他们往往就直接到这三关完税，然后顺江而下。芜湖米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十三年后，江苏省竟会对过境的粮船突然开征米捐税了呢？按照清朝的吏治，两江总督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之前，两江一直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那么，究竟是谁那么大胆，竟敢和李鸿章唱起了对台戏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政见上和李鸿章有着巨大分歧的张之洞。从1884年二月到188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长期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临时兼任两江总督，而正是他，以为朝廷增加税银的名义，奏请朝廷在江苏设立关卡，对过境粮船征收米捐，而这竟然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的关系是比较差，这也可以体现在李鸿章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基本上大权旁落。张之洞从湖广到两江过程当中呢，对芜湖米市也采取了一个要分肥的办法。当年的米销量急剧下降，降到了只有80万担，一般正常的年份都在两、三百万担，到了1895年设关以后，降到了最低点80万担。米市的低迷不仅损害了安徽官府和米商的利益，同时也令李氏家族的产业受到极大影响。这种官、商、民俱损的局面，引起了芜湖各界的强烈不满。要维持芜湖米市的繁荣，江苏的税卡就必须撤掉。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事情会有转机吗？
1895年，张之洞临时署理两江总督的任务完成，原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加完甲午战争后继续留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张之洞一样，虽然也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但当时的刘坤一在朝廷的影响还远不如张之洞。因此，刘坤一的态度自然不会像张之洞那样强硬。那么怎样才能既保持芜湖米市的繁荣，又不损害江苏省的利益呢？
一番密谋之后，两个利益集团终于达成协议。由江苏省在安徽芜湖设立米捐局，代收大胜关、大河口、瓜洲这个三关的捐银。
在一个省内同设江苏、安徽两个米捐局，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十分罕见。但是对于芜湖米市来说，流失的米商回来了，米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在江苏设立米捐局的第二年，米市的交易量就恢复到了313万担。此后，由于过境安徽、江苏的米粮都要到芜湖完税，芜湖成了过往米商必须停靠的地方，米市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鼎盛时期，芜湖米市的年交易量达到过1000万担，成为了四大米市之首。就在这段时期，李氏家族在芜湖的资产也随着米市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根据芜湖县志的记载，当时李经方的房产达到了空前程度，总资本已不下40万两白银。李瀚章之子李仲浩则开了典当铺，钱庄，几乎包揽了米商借贷、汇兑的所有业务。李仲浩还是芜湖招商局总办，垄断了漕运。在八百里皖江地区，尤其是江北一带，李氏家族还拥有数以百万亩计的庄田。
随着清政府的灭亡和李氏家族政治舞台的谢幕，芜湖米市经历了一段兴盛期后开始逐渐走向衰败。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依靠水路运输粮食的年代宣告结束，广东不再依靠安徽的稻米，广潮两帮的米商全线撤退。而此时，已在芜湖米市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李氏家族，也开始撤出芜湖，其中大多迁往了上海。在芜湖米市积聚了大量财富的李氏家族开始在上海创业，成为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40年代末，最后一批米商撤出芜湖，曾经辉煌一时的芜湖米市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时光荏苒，百年后的今天，米市早已成为芜湖人民心中永久的记忆。今天的芜湖新兴的商业街、经济开发区一片繁荣。商业、旅游带动这座美丽的江城进一步腾飞，已成为安徽乃至全国重要的沿江开放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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