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安特 摄像：俞乐观

　　10月的江西新余，阳光明媚。看着他的第一辆客车驶出车站后，身材瘦小的龚磊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点着了一支烟。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实现自己开一个跨省的庞大运输公司的梦想。

　　10年前，龚磊回自己的家乡——江西省新余市的姚圩镇，创办了一家炼铁厂，身份从深圳人又恢复为姚圩人。他虽然知道自己是姚圩镇1万3千劳务大军中回乡办实业的第一人，但却不清楚这一举动的坐标意义。

　　江西是我国中南部的腹地省份，新余是江西省的中部城市，姚圩是新余市的一个镇。这里的农民离开土地，出外打工，改变了乡村的经济面貌。这座原本不太有名的乡镇，创造出了一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较好的解决了当地的“三农”问题。

　　从龚磊开始，不断有打工者回到姚圩，创办经济实体，投资家乡，使姚圩的经济得到良性发展。姚圩人称之为“引凤还巢、反哺家乡”，姚圩镇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周边乡镇2倍多！

　　姚圩这个被称为“浓缩江西农村”的地方，成为远近闻名的“姚圩现象”！江西省委派专人赴姚圩调研，其调研报告《姚圩现象的背后》称：“‘姚圩模式’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移植的路径模式，因而具有符号和标本意义。”

　　一群号称“南方走西口”的现代农民，他们是如何靠赤手空拳，做到这一切的呢？

　　姚圩镇，位于内陆腹地，不靠江、不靠海、也不靠铁路。长期以来，生活的艰难，似乎成为许多村民心目中无言的困惑。姚圩镇最尖锐的问题是人多地少，又地处袁河冲积平原的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繁，“小害年年有，大灾三六九”，农业收成一年比一年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为流传的“好女不嫁姚圩郎”，折射出当时姚圩经济的困顿。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生存，第一批姚圩人开始离别家乡，外出打工。那么，他们要去往哪里呢？

　　为什么要来深圳？那个时候，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几乎是南下打工农民最完美的选择。从老乡们传回来的各种传说中，姚圩人得知，深圳的钱挣不完，许多国外和香港的公司每天站在大街上招人。出去干个一年、两年，总能揣回个十万八万。

　　谁是姚圩外出务工第一人？已经无法考证。不过，今年35岁的龚磊绝对是最早那批人之一。他和几个老乡从新余县城出发，搭长途汽车到广州，再转车，花了20多个小时。

　　像龚磊这样在深圳洗车的姚圩人，总数在5000人以上，几乎垄断了整个深圳80%以上的洗车业务，从姚圩来的洗车工人特别能吃苦，干活又细腻，在当地有口皆碑。龚磊曾经洗车洗到晕倒，半年以后，落下腰肌劳损的他，钱包里多了三万块钱。

　　11年以前，当同样是姚圩人的宋敏儿怀揣着全家人的希望，第一脚踏上深圳这座最早的特区时，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生活，将要经历那么多的大喜大悲。

　　三十几个老乡一起挤住在几间小平房里。在老家还算过着温饱生活的宋敏儿来到深圳反而变成了赤贫，他给老家写信时苦笑着说自己被“洗白”。

　　好在姚圩人多，困难的时候，家乡人这种浓郁的乡情就体现出来，在深圳的春风路附近，就集中居住着3000多姚圩老乡，老乡们互相帮衬，帮宋敏儿介绍到一个饭馆，每天洗菜、切菜。

　　姚圩人喜欢抱团，他们通过亲戚帮亲戚，朋友带朋友，跑到深圳来打工的越来越多，从几十人到几千人、上万人，最终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劳务大军，一个3万人口的姚圩镇，跑到深圳来的就有8000人。也正是在这8000姚圩子弟当中，很快有一批人不安于现状了，开始琢磨起：是否要做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意？

　　好在生意一直都不坏，一点点的有了积蓄。很多姚圩老乡感慨地说：在深圳就是这一点好，只要你勤勤恳恳去做，总是能够挣钱的。

　　龚磊也是个有心人：他来深圳本来就不是为打工来的，最初选择干洗车，就是为了日后自己开洗车行。

　　在外闯荡十几年，不少姚圩人在深圳买田买地，深圳的春风路更是崛起了“姚圩一条街”。很多姚圩人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树立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这个时候，几百公里以外的故乡新余，不失时机地向这些远方的游子发出了邀请：欢迎他们回家乡创业、投资。这就是姚圩人后来津津乐道的“引凤还巢、反哺家乡”。

　　1995年，姚圩镇的领导专程赶赴深圳拜访龚磊，盛情邀请他“回家乡看看”。回忆当时，龚磊开玩笑说，他是让区委书记哄回来的。回来后,龚磊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头，区上主要领导天天陪着他又吃又转，可就是什么要求也不提。

　　两天转下来，龚磊心里“发毛”了,准备逃回深圳。刚过收费站，龚磊打电话告诉区委书记他走了。书记问他在哪里，要去追赶。龚磊表示已经明白领导的意思，保证回来投资。

　　这个姚圩汉子回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过来数百万元购地款和厂房建设费；又订购一批纯净水机械直拉姚圩，区领导亲自指挥拆卸安装。等他再次回来，百丈峰矿泉水厂已经开工投产了。

　　龚磊的举动在姚圩人中迅速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镇领导发现，规划的镇工业园区的土地不够用了、建材不够用了，建筑厂房的施工队也不够用了，以劳务输出闻名的姚圩镇竟然出现了“用工荒”。

　　这一年回家过春节，听说家乡建筑材料严重短缺，做河粉发了财的宋敏儿猛然动起了脑子。他果断决定就地筹办一家建材公司，他希望姚圩建设下一代小康村的时候，用的都是他提供的材料。

　　“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十余年的打拼，催生出姚圩镇数以百计的百万、千万富翁，一批当年的“务工仔”成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后，纷纷回到家乡发展。从深圳回来的105户姚圩人，自筹资金2200万元建起了一条1公里长的整齐的街道，两边林立着155间店铺，这就是姚圩镇上赫赫有名的“姚圩深圳街”。这真是好事成双，在几百公里以外的深圳，出现了“姚圩一条街”，而在老家姚圩，又出现了同样令人惊喜的“深圳一条街”。

　　姚圩人手里有钱，房子也建得高，但零散杂乱没有规划，弄得连个车子也开不进村。镇政府邀请了省建设厅的专家对全镇１０２个自然村进行了一次全面测量和规划，对农民建房进行统一布局、统一审批、统一施工、统一管理，全镇7273户农户有6100户建起了三到四层的新居，农村的改水改厕、公共绿地和卫生系统都达到了很高的档次。如今，全镇农村正在策划建设新的第三代小康村。

　　姚圩镇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全镇人口结构发生“质变”，又带来一个崭新的契机：那些留守在姚圩老家的种田大户、能手们突然发现，他们一夜之间有了用武之地了。

　　今天，河埠村第三次土地拍卖会正在进行当中，在场的村民们又紧张、又兴奋。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姚圩镇尖锐的人地矛盾得到根本缓解。为了让土地连片开发，使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规模效益，向现代农业产业化方向迈进。昔日受到冷落的土地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全镇的土地只好实行竞标，以表公平。现在，一亩地的流转价格最高的达到240元，最便宜的也要65元。

　　规模效应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了：一千亩蜜橘基地、一千亩葛根基地、三千亩药材基地、三千亩莲藕基地……，姚圩的农业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听说在农忙“双抢”的时候，全镇35台联合收割机连轴转还忙不过来。

　　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在谈，尤其对于姚圩镇所在的新余市来说，探索土地问题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是距离姚圩镇只有10公里的彭家洲村， 1930年，毛泽东同志从兴国县送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8个人，在彭家洲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并整理成小册子，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兴国调查》。

　　通过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从而解放生产力。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那个时代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在离他当年搞调查的地方很近的一个小镇，70年以后，一群渴望走出乡村的农民，闯出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

　　今天，专家们则看得很明白，姚圩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这一过程西方称之为“农村城镇化”，连美国的大农庄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耐人寻味的“姚圩模式”还给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挣钱机会。在龚磊的运输公司做工，有的工人月工资能拿到3000块。在另外一些按件计算的工厂，“干得好的工人能拿到2000多,低的也有1000多块。”

　　新宋村，是姚圩镇目前外出打工人员最少的乡镇。原因很简单，在深圳干了5年保安的邓艺民说：“在深圳一月挣800元，在姚圩轻轻松松一个月挣一千多，谁愿意出去呀？”

　　龚磊说，这许多年以来他常常失眠，半夜里也会惊醒，因为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一年，和几个老乡步行去深圳时的情景，那真是一段辛酸的回忆。

　　是时候了！应该为姚圩的父老乡亲们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了！或许，这就是一种游子回报家乡的情怀吧。

　　2002年11月，龚磊与镇政府、新余汽车运输总公司等签订协议，在姚圩镇上兴建长途汽车站。

　　2003年3月，龚磊又在长途汽车站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姚客运有限公司。2004年1月，这个全江西省惟一的跨省乡镇汽车站全面投入运营，街头巷尾，姚圩人整天都在兴奋地谈论起这条运输线：这条线简直连到了每一个姚圩人的心里：每天都按时有两班大巴往返深圳，从此以后，姚圩人去深圳比过去更方便了。

　　这是距离姚圩镇只有几公里的邓家老屋。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型围屋，是当年邓家的祖先靠做油茶生意发财，盖起来的。据说邓家最繁荣的时候，围屋里住有270多口邓家子孙。那种人丁兴旺、热闹非凡的景象可想而知。这个祖屋曾经是他们全族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光荣。

　　然而，今天邓家的子弟们却要坚定地向祖屋挥手告别，邻村姚圩镇的那些打工皇帝们的故事，在整个新余早已经成为了传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包括邓家在内的四里八乡的村民们。

　　三个年轻人搭上了进城的车子，义无反顾地向深圳方向而去，他们每个人也怀揣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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