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唐立新 杨帆 摄像：梁涛
一场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变革，为什么最早发生在平遥？一个县城里的颜料铺，靠什么做到了富可敌国？小小的一张票据，凭什么能够替代万两黄金？谁是“中国银行业的乡下老祖父”？哪条街曾经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平遥，是山西晋中一个规模不大的县城，自从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从世界各地蜂拥到平遥来观光旅游的客人就挤破了门槛。
日升昌就坐落在平遥最繁华的“明清街”上。这条不起眼的走廊，当年是专门建造用来运钱的，最鼎盛的时候，每日从这里进进出出的白银竟然高达几十万两。
日升昌三进的院子并不算大，但一段对中国封建经济影响深远的财富传奇，最开始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拉开序幕的。
这张照片叫做《背铜钱的人》，它表明封建商业经济已经遇到了尴尬。清朝中后期，随着商业的繁荣，人们越来越发现：巨大数量的货币运来运去很麻烦！再怎么说，货币也是一种金属。沉重的金属货币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尤其当货币的重量超过所购买的货物的重量时，比如购买丝绸，人们就更加无法忍受了。有人甚至说，制约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沉重的货币也是一个因素。
这个矛盾在平遥尤其尖锐，由于商业空前发达，每年有大批的银子从外省长途运回平遥；而外地的分店需要钱周转的时候，又必须千里迢迢地把银子从平遥运出去。很显然这中间既出现了重复计算，又出现了重复运输，更严重拖延了成交的速度！
这个时候，一个商业英雄被呼唤出来了，他叫雷履泰。
雷履泰1770年出生于平遥县的细窑村，他出身于农家子弟，很早就进商铺当伙计学生意，4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
这个茶庄就是当年西裕成颜料庄的旧址，据说雷掌柜经常喜欢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喝茶。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则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它的日常生意是，在平遥收购颜料再转手卖到北京，到了雷履泰的手上，已经做到京城颜料行的第一把交椅。
雷掌柜多才多艺，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又讲义气，他经常出面组织同乡会，跟在京的山西商人混得滚瓜烂熟。当时平遥以及附近的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的商人，也在北京开了很多铺面，每年年终结账，都要长途往老家托运银子，很不方便，而且常常出错。
这时候，就有人来和雷履泰商量，不从北京往老家寄现钱，把银子交到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再从北京写信给平遥总部，只要有雷经理的签字，就可以在平遥取出银子。一开始，只是一些朋友或者亲戚关系，两个地方划拨银子，不需要任何手续费。
后来，要求雷掌柜帮忙划拨银子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1819年，汇费的收入竟然超过了西裕成当年的颜料经营总收入。
雷履泰眼睛一亮，因为他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式。
雷履泰注意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他亲笔签名的那封书信。有了这封信，就可以在北京和平遥两个地方异地取钱。那么这种书信的形式如果规范化了，是不是一把钥匙？有可能代替中国几千年来笨重的现金交易的方式呢？
经过雷履泰的仔细酝酿，西裕成颜料庄改组成“日升昌票号”，并于在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高调开业。
今天，范老先生握笔成拳，低下头去，稳稳地写下一张汇票，并盖上日升昌防伪的图章，他是日升昌博物馆为游客安排的汇票展示员。遥想当年，雷履泰以同样的格式小心翼翼地填写出第一张汇票的时候，那是多么惊人的一笔啊！从此，雷履泰的身份就不再是普通的颜料行的老板，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金融巨子。
日升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张票，它的作用和当年雷履泰的私人书信异曲同工：只要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了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就把经营汇票的商号叫做票号。
又因为交银子和取银子可以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每天总会有某个分号银子不够用，这个分号就在当地吸收存款以保持平衡；而同时必定会出现另一个分号银子过剩的情况，那就必须就地发放贷款。而“存款”、“放款”以及“汇兑”这三大业务，正好是现代银行业的基本业务。所以，日升昌也被称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老祖父”。
山西大学的刘建生教授正在指导博士生撰写关于“日升昌现象”的论文，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日升昌究竟靠什么来挣钱呢？
“山西票号信誉第一，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 ——《英国领事报告》
“25年来汇丰与山西票号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山西人。”
然而这决非票号赚钱的全部秘密！因为对日升昌来说，出现了全新的运作空间：储户存进来1000两，我发放出去的贷款完全可以是4000两。因为汇票只是一张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印发。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发生空前的暴利，在西方金融学里面，这一现象被称为“虚拟货币”，意思是“钱可以生钱”。它暗含着复杂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日升昌的诞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意味着一场经济学革命提前到来了。
然而问题是，小小的一张纸，凭什么就能代替万两黄金呢？当然有前提。那就是票号的生命线——商业信用。
两百多年来，晋商这个群体建设自己商业信用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坚守诚信被所有晋商奉为发财致富的基本法宝！有人说，关于晋商们不惜做赔本买卖、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维护其商业信用的种种记载，简直可以装满几箩筐。
票号的存款总是有限的，但它所打造的信誉品牌却可以成为无价的资产，如果信誉好，在客户眼里，票号开出的票据就是硬通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等同于现金。可以说，票号的利润正是由信誉和数字游戏这两大法宝创造出来的。
所以，票号也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信用形式，这在当时交通不便、信用方式单调、信用工具缺乏的年代，的确是一个创举。山西票号既培养了中国资金市场的基础，又开创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雷履泰如同高手下棋，一步一步地布局。他先是深入地调查了山西商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城市，列成表格，然后派遣精明干练的伙计，先后在汉口、成都、广州、上海、扬州等30多个城市建立分号，就地招揽汇兑业务，本地交款，外地用钱，手续简便，信誉又可靠。于是，日升昌就实现了全国联网。
这样一来，日升昌名声大噪，连外省商人所开的商号，甚至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也都来找日升昌汇兑银子。最值得一提的是，1842年，日升昌承担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赔款支付业务，如此的大手笔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果，并惊动了当时的大清王朝。
如果说，山西票号是借助一个王朝的力量，到达了它的顶峰时期，那么随着这个王朝的没落，票号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票号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山西票号经过了大小几十次战争的洗劫，又遭受了西方列强无情的资本输出。另外，随着东南沿海一系列的通商、开埠，海洋贸易崛起，江浙财团强势出现，主宰中国经济的力量由内地向沿海转移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
这时候，偏处于中国北方内陆深处的山西票号资本，终于被无声地掏空了。
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晋中地区的深宅大院，阴冷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非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但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票号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日升昌虽然倒下了，但晋商们以空前的创造力，开创出票号这一金融新行业，推动了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票号业“独辟蹊径”的商业理念和经济制度，几乎囊括了现代银行的运营规律，令人惊叹，留给后人一片向往。
责编：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