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唐立新 杨帆 摄像：梁涛

　　上百座明清大院为什么集中在晋中？中国银行业的老祖先为何诞生在平遥？2000年前的隐士为什么甘心葬身火海？行意拳为何在这里发扬光大？神秘的古地道、优雅的古县城演绎过多少传奇？大寨的精神为何激励了几代人？这里的面食为什么永远也吃不够？从周一到周日，让我们一起感受《晋中》。

　　在山西省晋中地区，矗立着上百座高大气派、巍峨挺拔的明清建筑，走进这批深宅大院，主人当年的富贵气息几乎可以直接触摸。有的大院因为太有名了，以至于不少中国人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来，比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和曹家大院等等。

　　这样一来，这些大院所在的平遥、榆次、太谷等地方也变得名声大噪，而提起晋中市，很多人反而不怎么熟悉了，其实，这些大院以及他们所在的平遥、太谷、榆次和介休等县，都属于晋中市。

　　俗话说，“建筑是凝固了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大院都集中在晋中地区？他们的主人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院落是如何一点点从无到有地建起来的呢？

　　在距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的祁县，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当年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乔家大院气势磅礴，充分显示出主人的财富和权势，而它的奠基人却曾经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孤儿，名字叫乔贵发。

　　1736年，正是清朝最鼎盛的乾隆时期，而乔贵发所在的山西祁县却苦难重重。家里实在太穷了，为了活命，父母双亡的乔贵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家乡，义无反顾地向远方走去，那么，他要往哪里去呢？

　　《走西口》是一首山西老歌，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早在明初朱元璋时代，在长城沿线驻扎的80万军队有筹措军粮的需要，晋南的商人用当地出产的盐和铁换取粮食，转手卖给军队，他们从晋南的运城、临汾和长治出发，过太原，朔州，翻越吕梁山，最后到达包头城，这是一大批山西商人共同的经商路线之一，历史上称为“走西口”。所谓走西口，指的是他们途中都必须穿过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离开土地，是非常危险的。但晋中地区的土地实在太贫瘠了，人口稠密程度又是全国第一，再加上天灾不断，年年都饿死人。此时晋中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出去闯天下，清朝文献记载：祁县每2户农民中就有一个人外出经商，大家一窝蜂地也向西口涌过去。

　　为了纪念这次意义重大的经商浪潮，榆次人张继刚被家乡人民邀请回来，他现在是总政歌舞团的团长，中国最有名的舞蹈编导之一，他这次回榆次，是要为家乡排练一部以“走西口”为主题的大型舞剧，因为走西口对他的家族来说，是一段辛酸的历史。

　　从这首缠绵悱恻的歌曲里可以听明白：走西口的男子本来并不孤单，他们在老家常常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温馨的生活，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而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这里面多少有“望夫成龙”的成分。而那些多情女子在村口洒下的温柔眼泪，又为晋商们开创“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其实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只是少数，这很像美国人最初到西部淘金时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在走西口的路上丢了钱财乃至生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最后的成功者。但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地回来了，人们看到的就不是失败的影子，而是财富的榜样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乔贵发凭着一手磨豆腐的手艺，也走了西口，乔贵发当时的理想或许是迷茫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活着回来，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在他的后人们眼里，都已经成为了传奇。

　　祁县乔家后裔：乔挹青：

　　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但是当中买卖做的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了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里守着呢。

　　几年以后，他在包头的豆腐店因为一次黄豆的意外涨价而赚了大钱，乔贵发就又回到包头，他拿这些钱来开了一家很大的铺面，起名为“复盛公”。

　　我们今天已无法知道乔贵发当年是如何生活的，但散落在山西民间的一些照片，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早期山西商人的生活面貌。

　　父弃其子，夫卖其妻，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盗匪起，人相食。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爱吃葱和花椒的人，不断地给家乡带来惊喜。这天晚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祁县城里迅速传开——已经发了大财的“复盛公”老板乔贵发，要跟一个带着小孩的寡妇结婚了。消息为什么惊人，是因为以乔贵发此时的财力，他几乎可以在县城里任意挑选一个年轻姑娘做老婆。

　　但乔贵发不这么看，他常年出门在外，需要一个本分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要是娶一个千金小姐，不仅要雇人伺候，还担心赚回来的钱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寡妇，担心就都不存在了，于是不顾舆论的压力，一代富商娶了一个小寡妇，并把她带来的儿子当成亲生儿子看待。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精明和讲实际，连讨老婆这个问题都精打细算，当地人都夸乔贵发会过日子。

　　这种务实的作风，从乔贵发盖的第一幢房子的风格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四合院是乔贵发结婚不久给妻子盖的。它矗立在乔家堡村的东北角，它不算气派，但是很实用，坚实牢固，墙壁也厚。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不张扬，但却奠定了乔家大院的第一块基石。

　　乔贵发的讲实际还体现在一件事，他把挣来的钱全都埋到地窖里！乔贵发修的地窖又深又大，遥想当年，乔家的伙计们就是经过这个狭窄、幽深的通道，背着装满银锭的竹篓，一步一步走下去，最后存放在地底深处。

　　到了民国初年，山西商人的钱庄纷纷倒闭，只有乔家一直支撑到上个世纪40年代，除了家大业大不易被吃掉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窖藏了大量白银。

　　爱往地窖里藏银子并不只乔贵发一个人，而是一种群体现象。除了务实以外，还出于什么考虑？他们的记忆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这已经成为了晋中人代代铭刻的惨痛记忆。因此，一旦经商发了财以后，他们所想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把银子挖个地方藏起来，不仅埋银子，还埋粮食，埋的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这是危机感的一种强烈表现，因为脚下是一块不可靠的土地。

　　另外，在那个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商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他们对未来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白银资本》，书中指出：1500年至1800年期间， 欧洲从美洲抢劫的白银有一半最终都流到了中国，欧洲各国只是做了过路财神。这么多白银流进中国后，就进入“神秘的窖藏”，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国。

　　其实对于乔贵发来说，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商人们无论多富有，都进不了主流社会。因为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等所有东西都不允许他往前再走一步。

　　这中间的含辛茹苦，可能是欧洲人弗兰克所无法理解的。乔贵发他们埋下的不只是白银，还埋下了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而财富，也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了。

　　长城的开放，给晋商们带来了什么命运？纵横万里的国际商道，为晋中人营造了多少商机？晋商大院成百上千，为什么最出名的却是乔家大院？山西太谷县之曹姓、祁县乔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常姓、王姓计合家资约各千万。

　　经过30多年塞外生活的颠簸，乔贵发积攒了上百万两白银，他委托当地的镖局分几次运回祁县，然后深深地埋进地窖。研究者指出，乔贵发在内蒙的生意之所以做得这么大，是因为清兵入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意中替乔贵发的生意铺平了道路。

　　因为在此之前，中原跟长城以北的贸易是不畅通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把元朝的残余势力打跑以后，沿着长城驻扎了80万军队，把蒙古人孤立起来。蒙古人的基本谋生手段是放牧，这导致了他们经济结构的单一性。他们对中原地区生产的粮食、布匹、铁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望眼欲穿。但当清朝用武力把蒙古和中原统一到一张版图以后，长城这座贸易壁垒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长城的开放，也打开了人们的一堵心墙。在包头，乔贵发主要做牧民的生意，他的第一大买卖是茶叶生意，这种“川”字牌砖茶是乔贵发的拳头产品。他的驼队每年从江南运茶，从内蒙一直畅销到西伯利亚牧民的帐篷里。

　　这是一条赫赫有名的“茶叶之路”，是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际商道。也是晋商北上与西进的基本路线，它以现在的呼和浩特为中心坐标，南连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北接库伦与莫斯科。当然不单单是茶叶，每年大量的粮食、布匹、铁锅和瓷器也都从这条路辗转北上，走走停停，最后到达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

　　晋中商人在这条国际商路上究竟挣了多少钱呢？咸丰年间的《军机处》曾做过一次财富调查：发现山西省最富裕的曹姓、乔姓、侯姓、常姓、王姓等14个家族，全部集中在介休、祁县、太谷和榆次4个县，晋中商人集团最终形成了垄断地位。

　　而相反，由于“富不过三代”的残酷规律，称雄全国将近200年的晋南商人长期养尊处优，祖先创业时候的锐气已经消磨殆尽，许多晋南豪门逐渐地衰败下去了。

　　乔贵发赚了钱以后，几次翻盖自己的房子。与此同时，离乔家不远的太谷、平遥、榆次、介休和灵石县也先后盖起了一大批豪宅。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们看到的晋商大院，几乎全部集中在晋中。晋商们用赚来的钱纷纷修建宅院的同时，也无意中为他们的人生建立了一座座纪念碑。

　　在这批大院的主人当中，有一个叫常威的榆次人发迹得最早，他主要是在张家口做布匹生意。

　　我们榆次在历史上有一种著名的产品，纺织产品，就是家织的布，叫“榆次大布”，常威啊就是到了张家口以后，从榆次，组织榆次的布到那边去销，开始站住脚，他成立的第一个铺号就叫做“常布铺”，他不姓常吗。

　　这是高高矗立在榆次县郊区的常家大院，常家大院占地一百余亩，楼房40多幢，房屋1500余间，把四个村子都连成了一片。

　　太谷县有个叫曹三喜的青年生意也做得很大，资产高达 1200万白银，雇员有 3万多人，当时民间流传“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曹三喜发财以后，就回到太谷县老家盖起了福禄寿喜四大宅院，至今太谷县还保存着名叫“三多堂”的寿学院建筑群。所谓三多，指的是“多子、多福、多寿。”

　　这两个先富起来的大户，距离乔贵发的家乡都不到30公里。

　　而乔贵发的家族生意积累到他孙子手里才发展到顶点，他的孙子叫做乔致庸。是整个乔氏家族的灵魂人物。

　　乔致庸长袖善舞，把家族生意做到了顶峰状态。爷爷乔贵发所开创的“复盛公”商号，现在已经增加到19个铺面，四五百职工，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句民谣：“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谁能想到，那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孤儿，竟然成为了偌大一座城市、一种商业文明的缔造者！

　　乔致庸一口气把爷爷乔贵发的老宅子周围的空地全部买断，内心里踌躇满志：房子太小了就撑不起门面，一定要盖一个大大的院子，把祖宗的基业扩张成显赫的规模！

　　他要求：在刚进大门的地方，要修筑一条80米长的大甬道，既作为乔家的标志性建筑，又显得比较有气势。

　　房子前后盖了200年，花费了6代人的心血，总共修成了6座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乔家大院。乔家几代人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仿佛就凝固在这些院落里，不断地供后人去感悟，去解读。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晋中地区崛起的晋商大院不下300座，但最出名的却是乔家大院，因为上个世纪在这个院子里曾经发生过两件事。

　　第一件是1932年，中国建筑学领域最有名望的一对夫妇梁思成和林徽音参观了乔家大院，相见恨晚，赞扬它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

　　第二件是1990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乔家大院拍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妻妾成群”的故事，该片公映后红极一时，也使乔家大院名扬海内外。电影拍完以后，剧组留下了几百个红灯笼，成为乔家大院最重要的装饰。

　　晋商们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时做得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因为他们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商号的制度是三年才允许探一次亲。这样计算下来，当一个60岁的山西商人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超过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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