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扎西往事》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19日 17:30)

　　编导：张玉洁 摄像: 郭浩

　　这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陆、海、空三军的阵容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毛泽东主席也许没有忘记他在14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不要舍不得，将来革命胜利了什么都会有的。”他的这句话是与红军长征中留下的发电机、X光机和重机枪这样的物品有关。那当时正在发生什么呢？

　　2005年的春节跟以往任何一个年关一样热闹、喜庆，而对陈寿琼一家来说，过年却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解之缘。她听婆婆说，70年前的那个年关，他们家来了一些不速之客。

　　采访：云南昭通市威信县庄子上村民 陈寿琼

　　当时来的有坐滑竿的，有骑马的。骑马、坐滑竿的都住在那半边，厢房中间的那个大房间，是我婆婆在的时候住的，正是过年的时候。　　 在那个战火不断的年代，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本喜庆的春节气氛。

　　采访：云南昭通市威信县庄子上村民 陈寿琼

　　也不晓得是什么人，这些房子的人基本上是跑光了，没有一个人在，都从门后边跑到别人家里去了。

　　陈家人不会想到在他们家住下的是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他们更不会想到的是，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关键作用的《遵义会议决议》就是在他们家的这个普通民宅里通过的。

　　遵义会议本是在17天前召开的，那为什么会议决议却是在庄子上通过呢？

　　当时红军长征已三个多月了，领导层是由共产国际组成的“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红军刚战略转移时，虽然伤亡已很大，但革命热情依然很高涨，博古、李德因此过高估计了红军的军事力量，这使得湘江一战损失惨重，短短三个月内,红军便由长征时的八万人锐减到三万多。此时的蒋介石又在湖南西部布好了“口袋”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当时只是负责侦察工作的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进入湘西的计划，才改向遵义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在遵义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遵义会议》。

　　采访：威信县党史研究办公室主任 胡志平

　　遵义会议当时曾决定红军要北渡长江到成都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到了土城这个地方和国民党的军队打了一仗，结果红军损失三、四千人。再加上蒋介石和川军在长江沿岸布有重兵，要再渡长江到成都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党中央决定红军集结川、滇、黔边区，也就是我们扎西一带。然而在前有敌人后有追兵的形势下，这次历史性会议只形成了口头议案，而没来得落实的决议文件则由当时任代总书记的洛甫在行军中起草，等到了扎西的庄子上时，红军才有了歇息的时间。

　　采访：威信县庄子上村民 陈寿琼

　　当年这间屋子这里挂的有爆竹，有匾，红军来的时候开会就在这间大堂屋里开。那个年关的经历对陈寿琼一家是偶然的，而对中国革命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终于在这里做出了关键性的抉择。但这里却并不是红军进入云南扎西的第一站。

　　红军军委总部是从四川的石厢子来到云南威信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水田寨。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曾写道：“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鸡鸣三省”说的就是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遵义会议》虽然作出了领导权的转移决议，但由于强敌进逼领导权并没有在《遵义会议》上完成交接，等到十几天后的1935年2 月5日，红军集结扎西时，中央政治局才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落实了遵义会议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人。

　　这表面看来普普通通的箱子，在长征途中它却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它里面装的是中央的印信、文件和机要材料，也正因为如此这很不起眼的竹扁担也变得不普通，因为它挑起的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它在长征中紧紧跟随在领导人的身边，并一直伴随到新中国成立。

　　当博古把这几副沉甸甸的担子交给张闻天的时候，“左倾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就彻底终结了。洛甫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在全党和红军中得以贯彻，这时毛泽东开始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水田寨会议》后，新的中央军委下令各部队向扎西集结，准备作战。两合岩是中央红军进入扎西的必经之路，这里悬崖陡峭，河水湍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描述：“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岩’为最险要。”这样的地势对夜晚行军又不熟悉环境的红军队伍来说举步维艰。在时间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一个少年的出现，给红军前进的道路带来了一线光明。当年的少年如今已经87岁高龄了。

　　采访：带路人 戴承香

　　我当时住的是这个地方，现在改修了，但是这个老房子还在。我站在这个地方，红军同志就从“铜马树”院子上来，就把我喊住，“老乡，老乡。”我就站住。“你可以带我们到扎西？这条路你应该走过。”我说差不多每场我都要去赶场。“好，那你就带我们上扎西。”他们究竟是个什么单位我还是搞不清楚，就拿起两把火把，“老乡，来，拿紧”我就把这两把火把拿着，我就走前头，队伍就走后头。

　　面对这支陌生的队伍，生性胆大的戴承香没有跟其他村民一起逃跑，相反还答应给红军带路，但是漆黑的夜色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红军竟然还给他铜板作为回报。

　　采访：带路人 戴承香

　　可能有十五公里，从大河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按两个铜板一里路，就给我三十个铜板，说不得的欢喜。你天天喊我带路。带个五六十、七十里路，我要得十几吊铜板，那还不好嘛。

　　当年年仅17岁的戴承香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参与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正是有了他的带路，中央红军才顺利通过了这条崎岖险要的小路，顺利到达了集结地。

　　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的那天是阴历的除夕，据一些老人回忆，那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覆盖了这个当时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小镇。长途跋涉后早已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找不到房子落脚，为了维护群众纪律，他们只好在冰天雪地的街道上露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还记得红军进入扎西时的情形。

　　当红军部队在老街上休整待命的时候，此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与老街一墙之隔的江西会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也是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后的第三次会议。在会馆东面的这间屋子里至今依然保留着70年前那次红军统帅开会时的原样。这次会议由当时党的负责人张闻天主持，经过一夜的讨论，首先解决的是红军精简缩编的问题。

　　红军长征初期，战略转移被当成了大搬家，没有炮弹的机枪大炮、笨重的需要几十人抬的印刷机也随队前行。拖着庞大的后勤队伍作战，红军经常是被动挨打。毛泽东形容这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它严重影响了红军的行军速度。为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除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三万多红军主力编成十七个团。同时，还在扎西做动员，丢掉自重，轻装上阵。采访：威信县文物所所长 于腾松

　　当时在70年代组织了很多调查组，在我们县的各乡镇老百姓的家中，搞扎西会议史料的调查，在调查史料的过程当中，收集到了当年红军留下来的军用物品以及一些武器和生活物资，其中包括X光机、红军的发电机以及电台和一些重武器等等。

　　在扎西陈列馆里，我们见到了这台在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录中提到过的“照病机”。拨开这仪表盘上沉积的灰土，暗红的血迹还清晰可见，今天,我们无从得知这上面的血迹来自那位战士,也无法考证这精密的仪器是在怎样的努力下得来的，但显然这台X光机对挽救枪林弹雨中的红军战士的生命是极为重要，然而,它却在红军走时被留在了扎西。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过扎西时卫生部的所在地,红军走后，那部X光机就被留在这里一位叫杨保和的农民家。

　　采访：杨保和的孙子 杨仕喜

　　当年的X光机就是一个看病机，伤员都是背到我们这里治伤。就是说肉体里面有子弹，可以照的出来，根据我们祖父说，X光机就是一个金娃娃，就是金属的。当年的房子就是这种样式，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X光机就放在这楼上的。当年X光机就放在这个地点，红军走了以后就留了一张纸条给我们祖公，这张纸条所说的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放在你家，我们现在要走了，看多少年之内我们可以来拿，我们以条子见证，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

　　在文物所的这次走访调查中,随X光机一起浮出水面的还有一件在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中很少见的重型武器。

　　采访：威信县文物管理所管理员 林庆明

　　当时我们征集组的同志到全县进行调查，找了好多老同志走访。我们当时问了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他说1952年在挖运动场的时候挖出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他说当时红军来的时候他是二十多岁，看见红军用过这种枪。

　　对于当时的武器装备还只是大刀加步枪的红军来说，这样的重武器主要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来，但由于缺乏弹药，这来之不易的机枪却不得不在轻装上阵时埋在了扎西。

　　除整编外，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中央军委还做出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决定，那就是让红军主力回师贵州北部，抽调部分干部留在当地成立川南特委，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纵队成立时，周恩来亲自到江西会馆的戏楼里做动员，在“走是为了革命，留也是为了革命”的号召下，当时任红三军团五师政委的徐策接受了党中央和军委交给的使命，率领游击纵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

　　纵队在徐策的带领下，与国民党川滇军阀数万人周旋作战。蒋介石视纵队为红军的一支主力，调兵遣将 “会剿”纵队，不敢贸然追击中央红军。此时中央红军趁机迅速打下娄山关和遵义之后，三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百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以来军事上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徐策则率纵队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光荣任务。

　　但想不到的是在主力离开五个月后，在一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战役中，徐策受伤被害，这一年他仅33岁。当地百姓悄悄地收殓并安葬了他的遗体。这位住在徐策墓地旁的老人，曾亲眼目睹了当时掩埋的情形。

　　采访：罗布村村民 李万清

　　高，不高，那个人粗是粗得很。矮，不高。我看到他死的时候是穿一条花花布的短裤，穿一件衬衣，衬衣和短裤的颜色是一样的。就是一条汗裤和一件衬衣穿起。

　　对于很多人来说，徐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我们甚至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照片资料，只能从老人的描述中去更多地了解这位英雄。很多当地人都为徐策感到惋惜，他们认为徐策当年如果不是留在扎西，而是随大部队转移，他很可能也会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徐策牺牲后长征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因此而熄灭，由殷禄才和陈华久带领的川南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在与红军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然在川、滇、黔边区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47年。

　　纵队虽然没有坚持到新中国的成立就失败了，但是他们却为红军大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他们留下的这些标语也一直激励着这里的人们。

　　这里是威信县的白水庙，至今它还保留着当年游击队员写下的宣传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岁月的流逝已使得木板上的字迹模糊不清，不好辨认，但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对革命的热情却是清晰而强烈。有人在这间屋子另一侧的墙壁上还贴了两张这样的挂历，月份刚好也是当年红军长征过扎西时的二月。或许当地百姓是想让这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们能够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强大和繁荣。

　　二月红军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充红军三千几。

　　当年，中央红军在扎西只停留了11天，这在万里长征中虽然只是一小段，但从此以后红军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中国未来的方向和路线也清晰和明朗起来，很多人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变。

责编：红立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