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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人生记忆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31日 10:39
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面对外界的争论，这是一种回应吗？
余秋雨：鲁迅说过，一个人到要自我辩解的时候，已经很吃亏了。
余秋雨最喜欢的人是谁？什么事让他最难忘？
余秋雨：我的一生不会是我努力的结果。
余秋雨是著名的学者和散文作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文化苦旅》一直到《行者无疆》，余秋雨的一系列散文在海内外的中文读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这些散文也被认为是开创了散文写作的一种新格局。在作品畅销的同时，针对余秋雨作品与经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不久前又传出了他即将封笔的说法，我们先来听听余秋雨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秋雨：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是一个写书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走路的人。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所以走到一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应该再写下去了。但是好多读者希望还写一点吧，于是我又写了一点。但是到现在呢，我想请读者原谅，我可能真的不写了，谢谢。
今年八月，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面世，这是一部以“记忆文学”标明的作品。余秋雨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记叙了他几十年来在学术领域和散文创作中的经历，面对外界的种种争议，这本书是一种回应吗？到底是什么人影响了余秋雨的一生？又是什么事最令他难以忘怀呢？
《借我一生》向谁借？
主持人：余先生您的这本新书《借我一生》，在大多数读者看来都觉得这是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但是您在书里一开始扉页里面就说了这是一本“记忆文学”，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
余秋雨：因为传记就是很难回避掉很多没有人生感悟价值的一些人生的流水账，我这儿都全部都没有了。记忆文学一个就是我想，通过我的这个写作能够强调一点，就是有自己的记忆来表述自己对于一个人生过程的感受。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我们的人生是靠别人的眼神，别人的说三道四来组合成的。
主持人：您说到这个记忆肯定是有选择的记忆，选择一些您希望在这里展现出来的那种？
余秋雨：记忆的本质就是选择。我走的地方其实是比我写到的地方要多得多，我过了很久以后我想，留在我记忆里边的，还有哪一些我一直抹之不去的，就是说这个经历和我的生命有关系，我才抹之不去，我才有资格把它写下来。不是说我见到的一切我都必须去写，不是这样。人生更是如此了，人生可能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它不重要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目当中了，这个我觉得它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
主持人：那您是非常尊重个人的感受选择的这些记忆，然后写在了这本书里。这本新书《借我一生》，您突出的这个“借”是借的什么，怎么借？
余秋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妈妈当时他们都是上海人。他们觉得没法在上海组织个家庭，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实在是生活费用太昂贵了，而且是兵荒马乱。他们就把这个家庭就借住到我们老家去了，于是也为我借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属于农村孩子的童年。然后我爸爸就觉得，光在农村小山村里边来完成他的继续的教育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要借住在上海。上海对我来说又是借住，也不是我的家乡。我的一生其实是长辈们不断地在向上天，向大地，向空间，借取着什么东西。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虽然走遍那么多地方，我的生命到底属于哪一块地方呢？好像和这个空间的关系，生命和它的关系也是借的关系，那么对每个地方都是借，但是我是借主吗？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就是剩下的是一个对生命的巨大的一个疑问，或者说是一个探索性的疑问。那么这个就是我这本书的立意了。
什么人最影响你？
主持人：您比较看重就是在下乡的那段生活，您觉得最初的，最基础的东西都是在那儿学来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您是在家乡余姚高低地村，是在那个时候学习？
余秋雨：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更大的影响，应该是说是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没有文化，突然一个上海的年轻的这么一个，我妈妈应该叫少妇，来到了乡下，这时候使得妈妈显得特别特别地重要。她的重要性不在于她个人的品质，是她和这个贫困的村庄的对比，就是在一个没有人识字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识字的人，在一个不懂得现代文明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懂得现代文明的人，但她又愿意融入这个世界，我妈妈的这种对比性的存在对我的童年影响非常大。
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余秋雨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乡村的生活是简单，清贫而又快乐的。许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道：唯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儿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余秋雨在这所旧屋里出生，在他出生那天，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于是祖母便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小名，秋天，下雨，就叫秋雨吧。一直到将近十岁余秋雨才离开这里。在他的记忆中，旧屋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年幼的余秋雨与祖母、母亲生活在一起。祖母姓毛，这位年迈的女性作为一家之长，带领全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活上的难关，余秋雨一直都不知道祖母的名字，这种神秘的感觉深深地印在了记忆里。
母亲从上海来到这个小乡村，她固执地穿着旗袍，成为这个村子里最抢眼的人，不久之后，母亲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教大家识字，余秋雨跟着母亲，居然在一旁认识了不少的字。
主持人：那时候您多大？
余秋雨：我想应该是三四岁吧。妈妈在教，我也像玩一样就学了一些字。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刚进学校，我去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每人要写一、二、三、四、上、下这个字，我居然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我就说老师这些字太多了我不高兴写。老师就大吃一惊，你怎么能够写信了。因为我看我妈妈在教人家写字的时候我学会了字，学会了写、画。这样的话呢，这个我相信是有文化的女性对这块土地做过一番努力，没想到这个的努力最后成果是在边上不懂事的那个小孩，他倒是比较快地识字了。我现在看着我的非常老的我的母亲她80多岁了，你看上去她已经很木讷，但是我很感动，我觉得在这位老妇人的身上她曾经有过极其美丽的文化的梦。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产生我的文化的某种使命感就是她这个梦当然很短暂也很朦胧，但是在我身上有点实现，我也要对得起我的妈妈。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有关，好多人就觉得你为什么成为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以后你还会和电视接触，你还会用这种比较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文化。那我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母亲的像塑像一般的苍老的脸盘对我不断地提醒，需要我说一些那个大地听得懂的话。
四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上学那天，母亲给余秋雨戴上了一个草帽，在草帽上，母亲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主持人：那时候您刚四岁，而且您父亲跟叔叔还比较反对那么早就让您上学？
余秋雨：对，所有的都反对，舅舅们都反对。
主持人：那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坚持呢？
余秋雨：我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好的游戏意识，这是我妈妈带给我的一种最好的品质。她什么都不太在乎。我当时在地上爬，学校的小学的老师来登记，说有没有孩子要上学。她说地上爬的要不要。这我有印象。老师说要啊，为什么不要，她说那就拿去吧。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很随意地去了，然后你想她，后来一路上说，现在的家长都没法想像，她说他，既然年纪太小功课太重的话，家庭作业都我来做吧，都是她做。其实现在看起来家庭作业都是家长做，那个小孩不是功课很糟糕了吗。但是我真是拥有一个不需要做任何家庭作业的童年，作业都是妈妈做的。我所以就欢天喜地有一个个非常充足的就是有关童年的夜晚。童年夜晚我都钻在草丛里边，都坐在山路里边。我不要做作业，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都是妈妈做的，我肯定不要做。所以我觉得妈妈让我去上学和后面她这个举动都差不多，她都无所谓，她觉得挺好玩的。
在乡村里，母亲几乎是唯一的文化人，于是承担了为村里人读写家信和算账记工分的任务。在余秋雨七岁那一年，这个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余秋雨对这一段生活记忆犹新：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间呼唤声响起，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读信、写信、算帐、记工分，我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余秋雨：这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对我来说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让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民他们是怎么思维的。中国的农村的妇女，她们是怎么样来期盼自己的丈夫能够带钱回来，在外面不要变心。而且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我那么小，当时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大体能够知道这一切了。而且读信和写信是乡亲们都在的情况下，所以她们又非常要面子，她们给丈夫讲的话是全村都可以听到的，那么丈夫的回信我要读出来，也是全村都可以听的。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场合，我就在那个场合当中走出来的。
在余秋雨读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他打扫出一间书房，在那里，他发现了伯父留下的一些书籍，《石头记》，《家》、《春》、《秋》，《世界名作选》和《芥子园画谱》，这些书为余秋雨的童年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主持人：所以您在那一章的结尾就是四个字“感谢妈妈”？
余秋雨：对，感谢妈妈，她怎么就给我带来了那么完满的，让我一直回忆不尽的一个童年。所以爸爸就不理解这一点，就是这个妈妈和爸爸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爸爸就觉得当时无法让妈妈住在上海到下乡去了。他完全没想到妈妈居然给我创造了一个不做作业的童年，整天在给她记帐的童年，但是这个童年很完满。我爸爸呢，后来就一直不能理解。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余秋雨教授，对你写作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什么书，我的回答是小学语文课本。为什么呢？我说我阅读和写作的绝大多数汉字都是那个书给我的，而且我还给我的小学里边我还写了一句话：在这矮矮的土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学业。这话带点幽默，但我爸爸就有点非常困惑。
我只向父亲忏悔
主持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写得更多的是爸爸，包括您这个文章的一开头就是很主观的就写父亲的去世，包括通篇一直贯穿到结尾。刚才您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父亲的灾难”，这个我们在书里能看到，您在这儿能给我们讲一下他承受的这种灾难吗？
余秋雨：他的灾难就是这样，灾难就是完全被所谓大揭发就是在一个，文革当中经常有被几个朋友揭发，有几个不是朋友，完全是捕风捉影地认为他犯了很多政治错误，说了很多错话。其实这些后来在平反材料当中发现的，他根本他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那么他就被关起来了。
父亲落难的时候，余秋雨正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他对那一幕情景有着清晰的记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父亲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对于余秋雨在全家来说，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失去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全家一共有八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六元钱，除去房租，水电煤的最低费用，平均每个人每天只有七分钱，余秋雨开始品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呢，我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不断地问人家借饭票。我实在饿坏了，那么就借饭票。但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不能把我爸爸（被）打倒的消息在我们学院里边透露出来，为什么不能透露？这是最最难的，透露出来我们学校里造反派就知道我爸爸（被）打倒了，那么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很可能抄家，一抄家的话我祖母怎么办。我就怕的是这个，所以我要装着。这个七分钱的伙食费，我要装着我家里还是有钱，这个特别难。所以我不断地（借），在《文汇报》我开了一个名单，我说我向这些人借过饭票。我后来向借了饭票最多的那个人，我前几年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菜，我们只有两个人。我说我欠了太长时间了，实在是借了很多饭票。我偷偷地知道我妈妈也在悄悄地劳动，就去给人家洗这种钢板铁皮，完全不适合于妇女做的事，她劳动换来一些钱，所以其实我后来知道我妈妈不断地卖家里的东西，所以我妈妈到我们学校来看我的时候，她说阿雨，我的小名叫阿雨，阿雨饿坏了，没东西吃了，没东西吃了。她手上贴着我的手给我两块钱，我当时想的就是又是卖了家里肯定什么不值钱的东西。我家里没什么东西，不值钱的东西换来的。她想给我两块钱，体温贴着我，我就推着她，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牢非常牢。她也没有收回我也没有收下来，就是母亲和儿子的手中间夹了两块钱人民币，推了很久很久。在那个一个竹篱笆下面，竹篱笆上有很多喇叭花，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非常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我积极地要求快速到农场去劳动，我觉得这是可以自食其力，而且在农场劳动还有津贴，还有当时大概43块钱的津贴，津贴我马上可以带回来可以让家里活命。当时我真是强烈地如饥似渴地要求劳动，这个完全不是夸张。当时觉得当时身体也好，所以我在农场的劳动的劲头特别大就是这个原因，我突然觉得我有机会为家里承担了。
理想的破灭
主持人：那这个叔叔也是您书里的一个人物，写得不多，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对您影响特别大，那我们就从您写的感受到他应该是一个理想的殉道者，这种理解准确吗？
余秋雨：非常准确，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就把这个词汇就真的写进去了，是理想的殉道者。在解放以前他就产生了革命思维，他严格讲起来就是，他肯定是奔赴革命的地方去的，他果然他一定要到就是长江以北去，他一定要是投奔革命。但没想到他晚了一步，他要投奔的时候解放了，解放以后他就去参加土改，治理淮海就这样的。但是他毫无疑问，他一定要离开上海，因为上海对这个余氏家族损害太大，太瞧不起。他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大的变故，他恨上海，恨上海其实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肯定恨上海，他就走了，为了理想。但是他到了安徽以后呢，他觉得一切都不如他理想的那个样子。他其实对上海已经改变看法了，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距离。我是上海的叛逆者我不能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尽管他看书看电影都要回到上海，买帖都是到上海来买。但是他一定保持这个距离，一定不能回来。但是他真是没想到，文革灾难一来，他在安徽失去了生命。但是这么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就是他是城市文化的缔造者，城市文化缔造了他，他又叛逆了城市文化。他理想的彼岸不是彼岸，彼岸他没有达到，彼岸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地方在哪里，他始终不知道。
在余秋雨的记忆中，有一次叔叔带着他去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旧书店，在那里，叔叔为自己买了一本《颜真卿书祭侄帖》。
主持人：当时本来是犹豫了，后来又买了，当时您说看他表情应该是比较沉重地走出来是吗？
余秋雨：这个沉重的时候是他完全没想到那个颜真卿的《祭侄帖》用这样的狂放的笔调来写的。他不是一个书法研究者，他以为帖是给让我练毛笔字的，是整整齐齐的。当他一打开来的时候，凭他的艺术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震撼的生命的一种呼号。他不知道这个呼号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颜真卿的生平，但是他看到这个满篇都是这样黑森森的混乱的但是美妙的这个词的时候，他震撼了。价钱又是9块钱，9块钱在当时是个大数字，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要去研究要读，这个不能给秋雨去练字。这是他非常慎重地觉得拿到了一种信号。那我现在可以用《祭侄帖》里的一些句子来反祭于他。
主持人：颜真卿的《祭侄帖》也是您临得最多的帖子，今天我们也给您准备了这个文房四宝。
余秋雨：是吗？
主持人：您现场给我们写一写。
余秋雨：但是我肯定不能写得像的颜真卿的颜体，我后来就写成自己的字了，我吸收他的一些，吸收那个的，因为我在这方面因为毕竟是主要从事现代文化，写毛笔字的机会不多，所以不能像一个很好的书法的学习者一样能够写得很好，写两个也可以。
余秋雨：我写的是“且擎千秋笔，再摹祭侄帖”。这个叔叔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我觉得我们对他的理解一直不够，对他的悼念一直不够。我们家的墓碑就是坟墓连在一起，头上第一个是最悲剧的就是殉道者我的叔叔。他觉得《红楼梦》是本好书，我和我的妻子只能在他去世25周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演了一个《红楼梦》，这里边包含着对我叔叔的悼念，而且上演的时间就是我叔叔去世25周年的日子里。
主持人：这是你们为他献上的一个非常隆重的祭祀的仪式？
余秋雨：对，祭祀仪式。他不是红学家，他也不是文化人，可以讲，他是技术人员。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那么你再大的悼念也没必要，因为他不是很有名的人嘛，那么只能我们自己家属性的悼念。如果用一个大戏来悼念一个家庭好象似乎也不太合适吧，所以我们只能心里边，自己家里边，心里边知道。所以我说就是最后的唱词不是我写的吗，我说马兰在唱这些唱词的时候，只有她懂得我这些唱词里边的含义。所以她最后一场演的时候，我说每次手指头都拍肿了，膝盖都磨出了血我说全场都在鼓掌，都在流泪，我说只有我懂，它的含义是刚烈的长辈听到吗？这儿在演《红楼梦》。马兰这场戏是不能演得多的，因为每次演都是人等于脱了一层皮，你想那种是真的哭真的喊真的叫，真的拍着地，她有一段是跪行出来的，就是不是走出来的，是用膝盖跪行出来的。这个戏是真是不能多演，演了以后太伤元气了。而且何况她正是包含着对我的叔叔的悼念，我的叔叔又和她爸爸同年，又和严凤英同年，所以这个加在一起的时候，马兰的情感投入就可想而知了。
我不会自辩
主持人：您在书里面包括对一些事情进行一种解释，这个里面也透露着您所要表现出来的这种善良，其实读者都能够感受的到。在您解释这个过程当中，在您出这本书之前就有一个说法，说这本书可能会充满一种辩解。
余秋雨：那我不会辩解了。因为要辩解的话我不会用这么隆重的方式来，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辩解是辩解不清楚了。就像我一直在想，比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怀疑你昨天，在哪个商店里边，可能偷了人家的钱。那么我把口袋翻出来，说这个钱并不是我偷的，是我的薪水，或者这个钱是我妈妈给我的，但是你完全无法证明你这个钱是你的薪水，也完全无法证明这个钱是妈妈给你的。鲁迅讲过，一个人到自我辩解的时候，你已经是非常地吃亏了。
主持人：那不同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就有不同的感受，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比如有的人觉得这里面有您的无奈，还有觉得是您的一种愤怒，也有人有这种感觉，还有人觉得这里面充满着一种善良的那种光芒，觉得您很宽厚。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读法。您作为一个作者本人，您觉得，其实您最突出的，要突出的那种您自己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余秋雨：我比较愿意被他们感受的就是，是一个生命的艰难。一个山村的孩子他生下来各种可能都有，我的小学的全部同学现在都是农民，非常艰难地一步步走，而且我后来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灾难。我希望很多读者如果能够感受的话，是感受我的这个基本的人生的感觉，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可知，只要你秉承着一个善良，而且把这个善良用坚韧的方法走下去的话，这个人生是可以完成的。
主持人：余先生，那今天关于这本《借我一生》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您来我们《读书时间》做客，谢谢。
余秋雨：谢谢你。
首播：8月30日19：30（央视10套）
重播：8月31日10：50（央视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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