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锐

　　具体怎么苦的,其实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据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尤其家里一来人,他们俩口子那天晚上就基本别想睡觉了,我能哭一晚上,后来我当时还年轻的需要休息的妈妈一冲动,就给我吃了两大片（我相信一岁前的孩子舔一下就能见效的）具有安眠作用的药,结果我真的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安静了下来,但我妈刚刚享受了几个小时的安宁就又开始担心了,因为,我不只安静了几个小时,我像冬眠一样一声不吭的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童年的记忆会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我哥能记得他还不会走路时的事情，直到长大后有一天跟我妈说起了我的疑问，我妈才不太好意思地说起了这起事件，从此我就认定是那两片药抹去了我的记忆，而且那时候没有造假药的，所以药效非常持久，以至于我对12岁以前的事都一片模糊，只有一些有证据的散碎的片段漂来漂去。

　　我左脚背上有两个很规矩的像是胎记的小小的圆形伤疤,其实那是很小的时候掏炉灰不小心被两小块还闪着火光的小煤渣烫的,当时我肯定是穿着棉衣棉裤和面包样的红花棉鞋,当那两块煤渣从鞋缝掉进去的瞬间,以一个我记不清楚几岁的反正还没上学的孩子的想像力，那可能还是件挺神奇的事，所以我对疼痛没有任何记忆，可能我也没有喊，只是有些跳跃的动作，所以我的父母不知是谁过来拔掉红花棉鞋，拽掉冒着烟的袜子，开始唏嘘着细心照料那两个水泡，直到它们变成伤疤。至于我掏炉灰是在玩还是在勤奋地帮大人干活，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我们家是到了我上初中时才不用烧煤做饭取暖的。点火和封火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点火时要求速度快而且烟不能太大，封火时要让最少的煤持续不完全燃烧最长的时间，还得保证一家人不会中煤气。一般这两项工作都会由家里的男主人来干，谁家的男人封火封的好是会受到很多人发自内心的赞扬的。我家在产煤的西北，所以烧的是大块的黑石头一样的原始的煤，来北京以后见到蜂窝煤，我还特别觉得北京人真聪明，跟我们的煤比起来，蜂窝煤又轻又比较干净，拿着放着都方便，造型还挺艺术的。

　　我能干体力的时候，我家已经住六楼了，那时候家家在大院里都有个小煤房，不大不小，夏天能放下一车的西瓜，冬天能放下一车的煤。每次拉来一车煤，都会先由我爸用至少一天的时间把大块的煤分成均匀的能放进炉子里的小块。往楼上运煤的工作主要由我和我哥承担，在交给我们这项重任之前，我爸对我们进行了思想上和业务上的培训，让我们认识到了每一块煤的珍贵，还学会了排列组合不同的形状，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往铁桶里装最多的煤。后来我和我哥又有了分工，他运煤，我运煤饼.

　　煤饼都是自己家做的，在我们那儿叫“拓”。拓煤饼是件大事，一家人都要参于，原材料就是煤房里日积月累月的煤渣，还有从掏出的炉灰里分拣出的烧了一半的小煤渣。当时我对拣煤渣的工作感情非常复杂，又发现了新的可用的煤渣让我激动，它们各种各样经过煅造的形状能让我胡思乱想半天，可每次拣完之后在楼道里站起身时都是头晕眼花和腰酸背痛。煤渣和上水，用铁锹搅拌好，铲一锹，放在专门的模子里，模子家家都有，铁制的，A4纸大小，大概用上一个下午，就能拓出十几二十张，整齐地排列在路边，拓煤饼的地方是随便找的，离自己家不远的不碍事的一块空地就行，没有人管。然后每天我们上学放学爸妈上班下班时都会留意看着点，一看到有小孩在煤饼周围玩，就会上前提醒他们不要踩了我们家的煤饼。但再小心，也总会有那么一两块上边会有脚印，我看到最可怕的一行脚印一直从第一块踩到了最后一块，虽然被踩的不是我家的煤饼，但我也很替那家人伤心。

　　如果天气好的话，一星期左右煤饼就干透了，没干透的烧起来会有煤烟。把它们一块块码在煤房里，很有成就感。直到现在，我都非常佩服我爸砸煤饼的技术，他能用小铁铲把一块煤饼分成非常平均的九块，我砸坏了不少煤饼也练成了这个本领。而且让我很骄傲的是，我一桶能提三大块也就是二十七小块煤饼上六楼，我哥提的没我多。

　　上小学前，眼界已经比较开阔的大孩子不带我们玩，小孩子们自己可玩的内容也比较少，我唯一记住的娱乐方式好像就是玩土玩沙子了。那时候住平房，如果哪里有一堆沙子，知道消息的孩子会在第一时间奔走相告，大家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如果碰巧还是一堆比较细的沙子，那就更好了，因为那样的沙子和上水比较容易成形，能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做为一个雕塑家的想像。直到沙子的主人来赶我们走或者爸妈来喝斥我们回家。

　　沙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就得自己开发娱乐项目。我好像曾经在院子里追过一段时间自家养的鸡，上房顶调查过野猫和家猫的数量，还对我奶奶柔软的耳垂产生过迷恋。有一天，我对自己的弹跳力产生了兴趣，不停地跳起来够挂在铁丝上的衣架，后来因为用力过猛又没经过专业训练不会调整重心，终于摔了下来，巧的是，在我屁股着地的地方，摆着一盆原本挺茁壮的长着毛绒绒的小刺的仙人球。我妈不太会养花，那盆仙人球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成长起来的。可是很不幸，我断送了它的美好生活。我差点儿哭了，也说不好为谁。那天天气挺好，后来的那个下午，我一直光着屁股趴在床上，我爸借着充足的光线用放大镜和集邮用的小镊子帮我一根根拔刺，但一颗仙人球上的小刺当以牛毛计，我亲爱的爸爸再仔细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除掉，再用狗皮膏药把刺往下粘，效果也不太理想。之后的几天，我受伤的屁股一直又红又肿又疼又痒。幸亏那时候还没上学，不然我是没法坐着上课的。如果请假的话，也很丢人，“我家孩子坐在仙人球上了，所以不能来上课！”我都能想像出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情，就像现在看这篇文章时的你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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