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荣德生

　　筱磊：我们今天要讲的民国奇案名字叫作绑架荣德生，荣德生是江苏无锡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荣德生本人曾放出这样的豪言：在衣食方面，我拥有半个中国。然而，1946年4月25日，７１岁高龄的荣德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绑架了。他的家就是现在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之所以称为奇案，因为这起绑架案那些绑匪开着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辆，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他们公然叫嚣是来奉命捉拿“经济汉奸”的警务人员.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情在旧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筱磊：这里是原高恩路210弄，荣德生旧居。就在1946年某月某日这一天，荣德生的汽车刚一到家门口，四名绑匪一拥而上，将荣德生架到了另一辆汽车上。这次，绑匪拉着荣德生从家门口到匪窟，交通工具变了四次，先是汽车，再是小船，之后又是汽车，最后转了一辆三轮车。一番辗转，荣德生被押进了一间普通的石库门内……荣家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绑匪究竟是些什么人竟然敢冒充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公然帮人。荣德生会遭遇什么不幸呢？绑架上海第一富豪，匪徒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发一笔横财.然而，绑匪们从荣德生身上搜出的一本账本却让一个个见钱眼开的绑匪傻了眼。账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段时间，荣德生的企业总收入为400万，支出为600万，眼前的这位大老板，此时居然处在入不敷出的境地。荣德生跟绑匪们说我是有很多财产，但是我的财产都是工厂和机器，我是实业家不是大财主。

　　最后绑匪们开除价钱，要想活命拿出１００万美金。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荣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荣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凑不出来。大实业家荣德生被绑架就像一颗炸弹，立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内部的高度重视. 他们深知此案关系重大。 国民党立即决定，中央要员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原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出任淞沪警备司令，加大侦破荣案的力度,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内洗脸盆下，打电话叫荣家人去取，信上写道：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80万美元短期内确实筹不足，荣尔仁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5月15日绑匪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又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詹荣培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完全是绑匪的意思， 50万美元分文不能少，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就在在5月18号这天，其实国民党警察和宪兵已经找到了那个匪窟。但是，由于绑匪们早就养好了女人和小孩，将匪窟弄得俨然一个普通的住户人家，女人收拾家务，孩子哭闹成团，令警察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地方会有绑匪存在，就这样，绑匪们巧妙的蒙混过关。就这样，国民党当局调查也没有结果，荣案毫无进展，面对全上海老百姓对军警办事能力的不屑，丢尽了执政当局的颜面，南京府里的蒋介石坐立不安。　　

　　就在这时绑匪又有行动了。荣家又接到一封信 “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一看，心中直犯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紧接着绑匪又通知荣家新的交接地点小磊：荣家收到来信，立即筹措赎金。为了避开警方耳目，绑匪还在戏院的墙上张贴招工广告，正面写上招工内容，背面却写着交纳赎款的地点：“法大马路东新桥朝北，神洲大旅社360号房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60多年前，荣德生绑票案就是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赎金到位，绑匪当晚便雇黄包车，把荣德生送到女婿家中。

　　这位老人被困三十四天，终于重见天日”。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和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为什么不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吴志刚亦属案中重要人物”。但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然而警方并不打算真的把这一大案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捉住几个小喽罗，缓和一下舆论压力罢了！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都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关于荣案破获的真相，流传过许多的说法，我们查到了这样一个说法，一个叫郑重为的人提供了内幕。他说，6月21日，有人发现了一辆崭新的‘司蒂倍克’轿车从上海直开无锡，随即报告给了军统要员，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毛森认识这辆‘司蒂倍克’轿车开车人王晋唐，是军统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而毛森就是王晋唐的顶头上司。认识王晋唐的人都知道，此人是黄阿宝的远房侄子，而这个黄阿宝，曾任伪浙江绍兴地方武装驹邦部队司令。最近，王晋唐身着丝绸衬衫，口袋里常有美元。毛森顿时犯了疑心。于是“试探性地说：‘老弟混得不错，连‘司蒂倍克’也弄到了。’黄顺口回答：‘和朋友做了点小生意。’不料毛森吓唬道：‘我早已掌握，你和荣案有关；现在说明，尚可内部解决，等到破案，那就不好收拾。’毛森的一番话让王晋唐面色突变。于是，他顾不得同伙的死活，便一五一十，将绑票案的内情和盘托出。原来，王晋唐的远方叔叔黄阿宝有烟瘾，虽然担任伪司令，但向来经济向来困难。因此手头一紧，他就到流氓骆文庆及袁仲书家求借，因黄阿宝任伪司令时，骆、袁两人曾捞过不少好处，所以并未直接拒绝。为了彻底摆脱黄的纠缠，两人决定筹措路费供黄阿宝离开上海，于是，便心生歹念，蓄意绑架。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开始时的一幕。荣德生被绑匪帮走后，黄阿宝将荣德生带上了小船，在附近水域转悠了三个晚上。依照原定计划移藏于曹家渡老公益里100号黄阿宝家中，只是没想到，几经周折，讨价还价，最后冒死只捞得了50万美元赎金。骆文庆、袁仲书、王晋唐拿到钱后即“分别携款分送给其他诸人，并嘱各匪设法潜逃离沪避风”。

　　要不是那一辆过于招摇的“司蒂倍克”使得整个荣案柳暗花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又要急煞多少当局警察呢。关于绑案真相众说纷纭，但各种说法都将矛头指向了骆文庆和袁仲书这两个在上海滩频频犯案，视人命如草芥的亡命之徒。骆文庆，俗称“骆爷叔”，时年58岁，上海浦东人。袁仲书，时年55岁，浙江诸暨人。后来经过袁仲书的说合，沪西一代的流氓相继入伙，成为骆文庆的帮凶另一种说法出自当时正在“第―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驻沪机关工作”的何国道之口，他说荣案发生在“国民党大规模逮捕汉奸的工作已成尾声，转入对经济汉奸的罪行调查阶段。在敌伪统治时期，对米、棉、油、粮等10余种物资实施军事统制。上海不少出名的资本家大都参加过伪组织的各种各目繁多的统制组织，这时，这些出任过伪职的资本家人人自危。绑匪集团的匪首们便利用这个有利于绑架的机会和存在的便利，干出了一件惊天大案。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将绑架弄成了秉公执法的行为。案发三月后，稽查处处长在记者云集的招待会上，携厚达寸余的侦查报告书当众宣布荣德生绑架案已经告破，“全案要犯十五名已移解军法庭开始审判”。1946年8月5日，荣案开审。27日，主犯骆文庆、袁仲书等八人判处死刑。次日，骆文庆等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拍照、又登报，大肆渲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　　

　　这还不算，发还赎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荣尔仁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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