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结论篇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20日 16:50)

　　作者 金介甫

　　生活如果是诗,那么可以说,"苗族"作家沈从文坎坷的一生,真正浸透了苗族的诗.他拱卫的最高理想并不象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什么象牙之塔,而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从政治上说,沈向往的也不是现代民主政治,而是原始的无为而治.接近这种文学禁区需要读者努力探索.但登上这座高峰只需想像力,而不要什么学问.

　　沈从文的文艺道路是漫长的,他一生都在不断进取,跟上时代,尽一切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学世界文学中的先锋派潮流,还向中国古代文学学习.他起步时还是个皁军士兵,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二十年代他的语言风格一变再变.最后被人称为文体家---牧歌式的,中国气派很足的作家.然而1940年他又另起炉灶,开始学西方意识流的某些写法.

　　沈从文专心一致在技巧上下功夫,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他是美学家.他的确认技巧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有他本身的创新和发展.他也爱好形体艺术,拥护整体的美学论.然而沈从文感兴趣的不只是艺术,对许多理智领域里的问题也同样爱好,如人的本性,意识和宇宙体系.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气质,如果他受过正规教育并懂得几种外语的话,四十年代他会放弃文学,改写哲学著作.的确,当时他写过一本讲逻辑的书,在文艺作品中也渗入了宗教情趣.美是沈从文的上帝,但他的上帝也是生命.他主张的艺术不是现象上的艺术,而是为上帝的艺术,这样的上帝要干预人类生活.

　　沈从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变.二十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彻底激进作家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到三十年代早期他就转变方向,成为不写政治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共产党作家的关系紧张,他的政治观点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又属于左派.沈反对门户之见,因为他不参加任何组织.他反对每个流派,然而他同每个流派并无深仇大恨.

　　这就说明,充分的意志自由,紧跟时代,也意味着他对时代思潮高度敏感.他很注意同行的想法.有人告诉他照英国性爱作家D.H劳伦斯的路子走下去并不妙时,沈就不再写<看虹录>，至少暂时搁笔.他对政治社会形势也非常关注.他写的怀疑度,自卑感情和大度宽容更加使他缺乏自信,虽然还没有到把他卷进任何团体漩涡的程度,但疑虑重重影响他继续创作.不过这种疑虑心情并没有使他不再动脑筋——即使1949年革命胜利使他大吃一惊时,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从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说,沈从文这些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甚至可以说,他已退回到他原来的"少年中国"时代的认识出发点.沈从文跟他的启蒙者一样,是从新式军队生活中开始觉醒.他是靠"文学革命"而不是从搞立宪政治中走向成熟.他相信文学理想的力量.当他的同行对文学革命失去信心时,沈也看到神的世界在他面前瓦解.那些标榜唯物的人,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却对内心生活无动于衷的人,都跟政治组织家和商业财团联合起来.他理解到:革命和社会学已成为时新的理想形式,其结果不是两者替代了文学,就是反对文学.但沈继续拥护改革,科学和个人自由.而且重新找到了整体宇宙论.四十年代沈从文又重新探索聂仁德姨父传授给他的达尔文生机论,地方自治,宇宙论和佛学.沈从文从头到底都相信人性——这种信仰可以同生物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平主义,以及印度的宇宙整体论等信仰并行不悖.这种信仰能够使社会在斗争与能量的世界中勇往向前,把社会提高起来,把他提高到更高水平.

　　后来沈从文也想过,他的文学运动不仅是胡适与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产物,还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产物.是老一代人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改革,梁启超本人就曾把小说作为思想陪衬,而且他还开始采用白话.沈本人的文风在他后期作品中,也和梁启超的文体有些相通.他的文章不爱用成语,但不反对借用文言文句法.

　　沈从文在政治上有许多观点也保持一贯,不管算不算和平主义,他总喜欢士兵,而不信任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不相信群众会自发夺取政权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然而他一生中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好坏取决于皇帝或想当皇帝的人如袁世凯,蒋介石的贤与不肖.集团与压力集团就是“政治”.沈对这一点非常讨厌.他对皇帝和军队的所作所为不以为有趣.沈从文的深刻历史洞察力使他能看得透政治反复无常,荒谬透顶.虽然他喜欢用讽喻笔墨加以口诛笔伐,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倒很少提到.

　　沈从文为了坚持自己“理想”而放弃了文艺创作事业.这毕竟是他自己的抉择.他一点都不像他的老友丁玲,她认为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继续写.沈终于承认文学不能改造人家的理想.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认为文学应该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内追求美.他说,文学只是追求美的一条途径,其作用远不如数学与音乐----这是两种他还未入门的学科.现在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因素使沈从文形成这种美学观,是对艺术统一的传统看法,是他的整体美学宇宙论,是对当时文学气候感到幻灭,是对历史文物收藏的新爱好,或者是受到黄氏家族这个美术世家的影响.最后,是革命形势使他自己关起门来,毕生从事于“更有传统意义”的研究工作.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告别文坛不久,文学就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社会职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权威地位.1962年他在写给傅汉青的信里,曾经惊叹文艺作品的读者群大量增长,青年人更爱读小说.他说,现在年轻人直接在从小说中直接寻找自己的学习典范.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引起整个社会一场震撼.这可能是他在前一年想重新提笔写作的原因.然而,他懂得,这个胜利并不能使作家能够为“言志”(抒情)而写作,一切”文学”的要求,都必须为了”载道”(政治).

　　在1949年以来的文艺形势下.沈从文无法发展他的艺术技巧.在四十年代他曾试图把世界主义的试验性写作技巧,跟乡土的农村题材结合起来,但收获不大.即使到了八十年代,现代派文学,朦胧文学.意识流等写作手法都被认为跟现实主义背道而驰.宗教的主题直到今天依然在意识形态上通不过.当然,更不容忍性爱文学.

　　在另一方面,感谢毛泽东强调写爱国主义和农民题材,1949年以后,地方文学成了一股主流.然而,沈的文学作品强调要写出地方特点和自治实质,不限于只写地区与主体民族之间肌肤之亲的感情.毛泽东支持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只容忍后者.方言可以写,主观描写区域性则不行,何况拥护一个地方独立.沈从文则相反,他很早不再用方言写作.他也不看新中国的文学作品.

　　1947年有人向他请教该怎样写一部蒙古草原风情的乡土小说时,沈对作品的故事安排就曾提出过具体方案(这恐怕只是一种公式).说要注意景物描写,对四季和早晚有不同的风景刻画,写些康藏情歌,增加草原游牧的抒情气味,挖掘人的心理情绪,特别是写他们发疯后的心情,写内地商人和蒙人的交易习俗,表明各种社会交往中人的心情.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沈本人创作成就的漫画式缩影.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个独出心裁的创造,即运用多种音乐的方法,形成矛盾对立而又协和的一致状态.也许沈在四十年代选定的,用作品中现实主义路子来解释历史,或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扼杀了他对社会的想像力.要不就是沈从文在这十年间的写作,是出自对周围环境和内心情绪的反响?内在外在因素是很不容易分开的.

　　总而言之,沈从文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教师,导师,他也对很多重要小说作家,诗人产生过影响,并且在四十和八十年代,影响过两代湘西乡土作家.他介绍过先锋写作技巧,并用本人例子说明,文学可以成为独立创作活动.

　　除了他的杰作<边城>、<长河>外,沈从文还以他的故事,人物描写,心理刻画,散文受到人们怀念.整体成就当然比分开部件大得多.四十年代他就注意到小说得趋势越来越长了,但长并不等于深刻.沈从文特别推崇短篇小说.这是人们所忽视的他特别钟爱的品种.

　　从一个湘西人观点来审视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眼光看中国.读了沈从文乡土英雄小说中反映出来的历史,那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景象,会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个时代暴力横行,社会瓦解的程度可以作为例子.沈从文几乎比他的全部亲友都活得长,当然见识多广.共产主义运动在湘西有很大震动.虽然当年除贺龙占领的地区以外,湘西,特别在上湘西山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并没有波及到这个地带.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却在凤凰县统治阶级中很有影响.沈从文的几位受过教育的军人贺上层人士中的朋友,都先后参加过共产党.

　　沈从文牧歌式乡土文学的一部分魅力在于,它只写一个小小的,不难管理的世界.除了怀旧之情外,他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也是小小的人口不多的国家,比今天我们看到的小得多.他的乡土王国,当时几个家庭就能管好,不像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工厂矿山,一座大学.同样,他描写的文学这种行当,一定也非常融洽.比一般文学史所想像的要亲切得多,不用开什么作家协会,当时作家之间也有派别争论,但作家行当毕竟是个小小得脆弱社团.作家的命运并不值得羡慕.许多作家不得不改行.在那个时代改行之后,剩下来的作家连同他论战的对手在内,还在想念他们,因为作家毕竟都是作家,沈从文也不例外.所以1980年一位当年左翼论战家孙席珍听说我在研究沈从文,就坚持把我请到他病榻前,要在去世之前澄清沈从文当年的思想“错误”.这位老人讲起三十年代的往事来,依然容光焕发.每个人都清楚谁在攻击谁.总之.连同沈从文的老对手还在怀念他,留恋他们共同战斗的那个时代。

　　那么湘西目前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当然,湘西依然还”落后”.虽然八十年代已经建设了很多公路.电力厂,还有一条新铁路.正在改变自治州面貌,但前清以来的铁匠铺仍然丁当不停,跟沈从文记得一摸一样,新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加快变化步伐,然而湘西在经济上仍然将被沿海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过.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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